抗辩一名誉权、言论自由和宪法

第一篇：抗辩一名誉权、言论自由和宪法

名誉权、言论自由和宪法抗辩一

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从立法上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行根本的保护。《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民法通则》第120条则进一步规定了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责任，“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名誉权案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名誉权案件中积累的经验，针对一些普遍的问题，于1993年、1999年相继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两个司法解释。法律规则的日趋完善、法官专业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社会公众名誉权意识的增强，从正面推动了对公民人格的尊重和对人格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媒体市场化程度加深、现代通讯工具的发达和互联网进入日常生活也对公民隐私权、名誉权等人格权利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由于名誉权官司一般是以侮辱或诽谤等行为侵犯其权利为理由而提出，其不可避免会涉及被告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文学创作自由等宪法上的权利。在人格权和言论自由两种法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我们的现行立法是否能够衡量二者的轻重，确立清晰的规则，实现权利的合理配置，这是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的立法由于存在不少的缺陷而无法对权利配置问题作出一个原则性的规定的话，那么我们的司法是否能够通过其在每个案件当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参照衡平正义原则，从而逐步形成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则，对立法的欠缺和不足进行一些补救，这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二个方面。无论是对于现行法规还是司法经验的讨论，其目的都是为了揭示出目前有关名誉权问题的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其问题。因为只有当规则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时候，人们才能够树立起基本的预期，合理行使自己的权利，又不至于损害他人的权利。在名誉权案件当中，由于可能受到限制和损害的是言论自由，这时候，对于规则普遍性、一致性以及合理性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行的立法规则中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缺陷，比如说，没有区分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没有对侮辱和诽谤加以定义、向领导上报的材料中的侮辱、诽谤不算是侮辱、诽谤;另一方面，法院并没有通过司法实践来对这些冲突和缺陷进行调和和弥补。我们发现，尽管名誉权领域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司法实践有很大作用的空间，法院并没有在涉及名誉权和言论自由相互冲突的案件中形成大体一致的规则。立法缺陷和司法混乱纠集在一起，其导致的结果是，既无法合理地保护公民或者法人的名誉权，也无法很好地尊重言论自由，其结果是从制度层面导致两种基本权利的丧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陈永贵亲属诉吴思、《北京青年报》一案。

自202_年4月23日起，《北京青年报》在第31版“每日连载”栏目中，开始连载吴思所著的《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文。同年4月27日，陈永贵的亲属陈明亮、宋玉林以该文所述的大量情节与事实不符，造成了对陈永贵名誉权的侵害为由，起诉到北京市西城区法院。202_年12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陈永贵亲属诉吴思、《北京青年报》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吴思和《北京青年报》败诉。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这样写道，“评价历史人物应当真实、客观。吴思撰写的《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文引用了大量他人所写回忆性文章，而回忆性文章系作者根据本人及当事人的回忆，对历史事件的追记，未经考证，非权威文献记载。因此，引用回忆性文章再创作，应对事件、人物予以评考、核实。吴思在《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文中，对陈永贵的大量历史事件予以评价，无证据证实吴思对所引用的他人所写回忆性文章，进行了考证。部分情节客观上对陈永贵形象有所贬损，如'受到共产党方面的拘留，在村里挨了斗，据说还是”五花大绑“，挨了几拳。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大寨村村长叫赵怀恩，陈永贵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曾向赵怀恩托孤说„„'等，造成了陈永贵的社会评价降低。”

根据法院的判决，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仅需要对其观点的来源有所证明，还要证明其所引用资料本身的真实性。

这实际上是为文学创作者提出了一个无法达到的司法标准。

由于这个案件涉及到了名誉权案件中的一些特点——公共人物的名誉权是否和非公共人物有所区别;死者的名誉权和生者有什么不同;侵犯名誉权的司法标准是什么;名誉权和其他宪法权利冲突的时候，司法原则应该怎样?我们现行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吗?如果不能，问题出在哪里?——这个案件是一个非常好的讨论名誉权问题的出发点;本文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的区分，在揭示这种区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之后，我将分析为什么我国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的时候没有引入这种区分及其后果。由于吴思案中，原告诉称陈永贵的名誉权受到了侵害。陈永贵作为前国家副总理，其公共人物的身份毋庸置疑。不仅如此，他还是已经去世的公共人物，那么，为什么要保护死者的名誉权呢?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说，英美法就不保护死者的名誉权。那么中国对于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其主要考虑是什么呢?本文试图就此给出一个新的解释，本文认为这种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家族权利，保护的是属于死者家族的生者的权利，它不属于死者所在家族的任何一个人，而是共同属于死者所在家族所有。但不论这种名誉权是属于死者的家属还是他个人，当名誉权和其他宪法权利冲突时，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自然权利派的学者认为：言论自由高于名誉权，因为言论自由作为政治权利本身是高于作为人身权的名誉权的。政治自由派学者认为：言论自由高于名誉权，因为这是言论自由的市场原则已经证明了的，用约翰·密尔的话来说，就是要用更多的言论来反对言论。批判法学派则认为：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权利冲突的背后是价值取向的对立，而在法官对于多元价值的取舍是无法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然而，理论的精致(无论是自然权利派、政治自由派还是批判法学派)抵挡不住现实的无奈，文章第四部分将讨论两个事实类似，但判决结果完全不同的案件，揭示出这种表面矛盾背后潜藏着的逻辑一致性，从而指出法院维护对言论内容进行审查的做法不仅违背了自然权利派的观点、政治自由派的观点，而且违背了批判法学派的观点。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现状出发，文章第五部分是对当前中国法学界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冲突这一研究范式进行的反思。从功能上说，中国的媒体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实践中，媒体的成立发行、议题设定、报道内容都受到诸多法律和政策的规制。因此，我认为在媒体作为被告的案件中，简单地将媒体言论等同于言论自由忽视了中国媒体的特殊性，并不能回应名誉权诉讼的挑战。在媒体普遍受到管制的现状不可能短期内得到解除的背景下，我认为，与其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做文章，不如退而结网，改造现有的名誉权制度，填补漏洞，消除歧义，统一规则。尽管名誉权法律规则的明晰不可能扩大媒体或者公民现有言论的空

间，它至少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现有言论自由空间尽可能少地被恣意剥夺。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则是在现有名誉侵权规则的基础上结合其一般理论和比较经验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通过制度功能比较协助本国法的进步是比较法最大价值所在，我对美国的名誉权制度做了一个初步的介绍，放在附录部分，作为参考。

一、公共人物与非公共人物

(一)官员的名誉权官司

1.官员作为公共人物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美国纽约时报诉苏利文(New York Times v.Sullivan，376 U.S.254)案件

突破了原有普通法对名誉侵权的一般性规定，将公共人物的举证责任宪法化，即，公共人物主张自己名誉权被侵害的，那么他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被告“确实恶意”(actual malice)，即被告或者明知错误仍然坚持发表，或者对事件真相“贸然不顾”(reckless disregard)。也就是说，美国通过该案使得被告获得了一个宪法上的辩护理由。为什么在涉及公共人物时，不仅举证责任倒置，而且这个责任还超过一般的侵权标准(故意或过失)，贺卫方教授曾经给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对等原则。与一般民众相比，公共人物有更多的接触媒体的机会，有更多的澄清事实的空间。④

另外，公共人物也从媒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有时候是媒体造就了公共人物。因此，相对于普通民众，公共人物就需要忍受一些不便。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在范志毅诉《东方早报》的判决中就确立了公共人物应当对具有轻微损害的言论予以适当容忍的原则。《东方早报》在其报道中提到范志毅涉嫌打假球，被范志毅告上法庭。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第一次引入公共人物的概念，认为公共人物对媒体的批评应当要承担相对一般人来说更多的容忍义务。以吴裕华法官为审判长的合议庭最后判决原告范志毅败诉，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本案争议的报道是被告处在'世界杯'的特定背景下，遵循新闻规律，从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出发，为了满足社会大众对公共人物的知情权而采写的监督性报道。关于原告赌球的传言，从表面上看，是涉及原告个人的私事或名誉，但原告这一私事或名誉与社会公众关注'世界杯'、关心中国足球相联系时，原告的私事或名誉就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之事，而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然可以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被告作为新闻媒体，对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行调查，行使其报道与舆论监督的权利，以期给社会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并无不当。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

范志毅诉《东方早报》一案的判决明显体现出美国纽约时报案的影响。

在纽约时报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引入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这一标准来打破适用侵权法一般规则的形式主义进路可能带来的实质不公平。因为公共人物或者掌握国家机器，或者出入镁光灯下，或者声名播于四海，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对社会形成相当的影响。考虑到这些因素，在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之间进行区分，从而进行不同对待，不但是合适的，而且是应当的。一般来说，公共人物有三种情况：一是具有广泛社会名声的人，比如体育明星、电影明星、歌星之类;二是政府官员;三是那些本来不是公共人物，只是由于自己卷入了公共争论当中而成为了公共人物。在本文中，笔者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身上。我们之所以强调官员的名誉权相对于一般民众应当要受到限缩，借用纽约时报案中的美国最高法院的说法，那是因为“有关公共问题的讨论，应该无限制、强而有力和完全开放(uninhibited，robust，and wide open)，其中包括对政府或公职人员之猛烈、刻薄以及有时令人不快的尖锐攻击。”也就是说，由于官员的行为一般总是和公共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的名誉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宪法第41条第1款明确规定，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宪法在言论、出版自由之外，特别明确规定这一批评、建议监督权条款，就立法目的来说，已经包含着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名誉权进行格外限制的意图。

冯象教授从我国社会政法变迁的角度阐明了我国为什么应该引进公共人物的概念。根据冯象的看法，在公民、名誉权、言论自由等法治话语取得主导地位之前，我们是根据阶级成分、个人出身来安排言论的，由于言论而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是由单位、组织来说服、教育的。而干部在受到群众的批评的时候，则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方式来要求干部。但是，当法治逐渐成为主流，传统意识形态对官员的政治伦理约束解体之后，法律的形式主义的平等掩盖了其背后等级制的权力关系之后，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名誉权的规则恰恰成为官告民的绿色通道。也就是说，我们在名誉权制度上，形式主义的法制被移植进来了，却没有去关注它们的修正和细微之处。而这些细微之处恰恰是名誉权问题所处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宏观社会之网络的指示灯。因此，中国民法引入“公共人物”的困难不在法律知识的匮乏或权利意识的软弱，而是在于如何在法律话语之下重新界定官员的政治责任，以及对公民参与公共辩论和伦理意义的重新审视。核心是有关言论的政治地位和宪法待遇、批评者以及批评对象双方的政治重建，也就是宪政重建[1](P.174-184)。

2.官员的伦理责任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政府官员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责任就是对选民负责。赢得选举的考量、党派竞争的压力、以及作为第四权的媒体的监督，都会使得政府官员对于民众的政治责任得以落到实处。但是，在民主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家，选举的压力、党派竞争的压力基本都是不存在的，那么，能够落实所谓官员伦理责任，除了统治政党官僚体制内部的自我纠错之外，就只有媒体监督这一个途径了。媒体在这个时候并不必然是，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不是言论自由的化身。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望处于夹缝中的媒体去实现问责官员的重任，这近乎不可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李本教授在经过长期的实证调查、访谈后所发表的有关媒体对中国法院制度影响的研究中表明，在中国，一般能够被纳入媒体监督范畴的只是那些比较低级别的官员;即使是中央一级的媒体也很少或者近乎没有对于省部级官员的指名道姓式的批评。另一方面，媒体要受到各个方面的管制、指示和电话通知，要求报道以及如何报道某些方面的新闻，以及要求不得报道某些方面的新闻。

商业化背景之下的媒体，为了回应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有时不得不进行一些批评性报道。但不能忘记的是，这些批评性报道都是上述种种管制、指示、电话通知等种种限制和条条框框的制约之下进行的。

因此，如果谈论中国媒体的言论自由，那么，就不能忽视这种自由是在普遍规制与市场压力双重缝隙中的有限空间。

一方面是社会的急剧变动，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人口流动带来的对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挑战以及中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另一方面是国家对政治领域和言论领域规制的普遍存在。至于更为一般意义上的官员责任、政府伦理以及官员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重新厘定。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转型背景之下，名誉权和言论自由显示出它们不同于一般发达国家所具有的意涵。在一般发达国家，无论是北美还是西欧，名誉权和言论自由都已经成为了描述型的概念，也就是说，这种权力都经由宪法的成文规定或者宪法惯例的形成，并为具体司法实践所认可。所以，当学者讨论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冲突的时候，他们是在讨论两种具体法益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如何根据案件事实去进行衡量。

第二篇：名誉权、言论自由和宪法抗辩三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讼

理由

是什么？

名誉权、言论自由和宪法抗辩三

四、吴思案与余一中案的比较：冲突司法规则背后的一致性逻辑

一方面，权利纷争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宪政重建长途漫漫。具体的争议需要解决，而本本上的规则又不敷使用。如何化解这一巨大的张力，司法机关的角色就尤其令人关注。但是，我们在很多案件中看到的是司法规则的不统一，不过，司法规则不统一背后的逻辑却是一致的。

和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吴思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余一中诉《新闻出版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原告余一中是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近年来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进行反思性评论，相继发表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吗?》、《炼出的“一炉废钢”》、《“大炼〈钢铁〉”炼出的废品》等文章，从时代与作品的真实性、作品主人公的艺术形象、作者与作品的编辑加工、作品被大众接受的过程，以及中文全译本的问题等方面，对该小说进行了重新分析和评论，其结论是：该书不是一本好书，应当把它送进历史的博物馆。《新闻出版报》发表了署名钟宜渔的文章，并配“编者按”。钟文中有“余一中先生批评的用心值得怀疑”等语，而“编者按”则更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关系是否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原则之争”，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一审判决完全无视余一中先生提供的下述证据：(1)“被告文章和编者按发表后，领导、同事、朋友、学生都非常关切”，问是不是出了“政治上的问题”。(2)4份证人证言，证明被告文章具有政治色彩，改变了正常的学术讨论性质和气氛，使原告精神激愤、焦虑，未能如期完成科研任务，同时给家庭生活也带来了影响。一审判决书这样写道，“余一中认为《新闻出版报》社将正常的学术讨论上升为政治问题，改变了学术讨论的性质与气氛，担心由此受到影响，要求《新闻出版报》社因此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二审维持原判，其理由谓：“在有关争论

中，争论双方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只要不构成侮辱、诽谤，就不能认定侵犯他人的名誉权„„”这种理由本身并没有错，但这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同义反复。因为它没有解释在哪种情况下构成，哪种情况下不构成侮辱和诽谤，如果政治色彩浓厚的上纲上线的评论都不侵犯名誉权，那么具有史料支撑的对于已经去世的政治人物的文学创作为什么就损害了死者名誉权。在美国，名誉权和言论自由产生冲突的时候，言论自由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件区分了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公共人物几乎没有赢得名誉权官司的可能性，而非公共人物要赢得名誉权官司，也要满足一定的标准。“并不是所有的错误描述都导致赔偿损失，除非能证明不实描述导致了名誉的可估量的损失，原告方能获胜。原告的名声在社会里必须有实质性的负面后果，导致了原告谋生或者生活在原社区的能力被严重损害。而且就这种对名誉的实质性的损害，原告还需要提交丧失了工作机会或者其他具体的损害的证据。”

而余一中先生在案件中提交的证据，即使根据美国法这样一个完全偏向于言论自由，不利于名誉权主张者的法律制度来说，都能够而且应该获得赔偿的;那么更何况，我们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远没有到美国那么完备彻底的程度。关键的问题，我们的司法机关在审理名誉权案件的时候没有一致标准。如果我们将名誉权和言论自由的冲突看成不可调和的话，如果作为一种司法政策，我们在所有案件中都一致地优先考量其中的一种权利，那么，吴思案和余一中案至少有一个是错案;如果我们希望对言论自由和名誉权进行一些更细致的规范，那么，两个案件的判决都有可以商量的余地。

从表面上看，这两起案件判决是冲突的。在吴思案中，死者的名誉权要高于文学创作自由;而在余一中案中，生者的名誉权要低于“大批判式”的评论。但是，从其背后的原则来说，它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只有符合某个部门或者某个机构或者某个领导人定的调调的说法才是言论，方能自由。法院成了执行我们看不见的那股力量的工具，对言论进行以“观点和内容为基础的审查”，而这种审查的结果，必然是百花的凋敝。因为这时，我们能够听到的将只有一种声音。不妨在这里引用美国最高法院杰克逊大法官在1943年的西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巴内特一案判决中的一段话来说明统一观点的后果：“为了支持某些在当时或对国家而言具有重要性的目标，强制情感的统一被许多善意的人们所利用，它也被许多邪恶的人们所利用„„当寻求统一的最初的温和手段失败以后，那些渴求它成功的人们就会求助于日益严厉的手段。当

政府施加的寻求统一压力愈来愈大的时候，统一于谁的问题就变得愈来愈尖锐。„„这种强迫统一的企图最终都是无效的，这是得自于每一种此类努力的教训：从罗马人对扰乱其异教统治的基督教的镇压、作为宗教和王朝统一手段的宗教裁判所、作为俄国统一手段的西伯利亚流放，一直到我们目前的极权主义敌人即将失败的努力。那些以强迫手段排除异议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是在消灭持异议者。强迫的意见统一只会统一到坟墓中去。”

实际上，从吴思案和余一中案的判决中，我们能够看到，以权利冲突的模式对中国目前的名誉权诉讼进行分析面临捉襟见肘的窘境。我们媒体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将媒体预设成言论自由的代言人、捍卫者或者行使者并不符合我国目前新闻规制的现状。我们的媒体从来就没有过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意义上的自由，所以，在谈论言论自由和名誉权关系的时候，尤其是当媒体的报道和一般民众的名誉权产生冲突的时候，简单地把中国媒体言论等同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本身，其结果可能是使得原先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媒体借助司法赋予它的法律合法性在侵入有限的私人空间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其次，我们并没有一个开放性的舆论空间，任何有关开放性舆论空间的建造都面临管制的威胁。无论是广播电视、平面媒体、还是电子网络，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事先限制。另外有关部门还规定，特定政治人物的报道必须要经过事先审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治力量会假借名誉权的形式来控制媒体。也就是说，政治会借助法律形式来实现对媒体的管制，因此可能会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它一方面消除了行政命令式管制可能会引发的反感，另一方面又能够达到旧有行政管制模式同样的目的。名誉权成了某些政治人物乃至于政治力量实现自己特权的新武器。最后，当我们谈论言论自由和名誉权之间的平衡问题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现实中不存在的纸面权利与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这无疑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将言论自由模式引入名誉权分析框架的一个后果是，越得利者越得利。很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在媒体侵害一般民众的隐私权或者名誉权的案件中，媒体有较高的胜诉率，因为媒体相对于一般民众处于强势地位;而在所谓媒体侵害公共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隐私权的案件中，媒体则频繁败诉，因为媒体相对于政治性公共人物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点前面对东城区法院的判决分析已经揭示得很清楚了。因此，我的

结论是，在媒体管制普遍存在的前提下，在名誉权案件中引入言论自由进行所谓的名誉权和言论自由的利益衡量，我们得到的可能是一个最糟糕的结果。

五、走向名誉权案件的一般理论

考虑到国内媒体的特殊性，在名誉权问题上，我们不再是去考虑如何实现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之间的平衡，而是从完善名誉侵权的基本要件入手，也就是说，从非常技术性的角度入手，尝试建立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名誉侵权的体系。如果我们能够清楚确立名誉侵权的规则，至少可以一定程度上约束司法的恣意，缓解现行名誉权制度设计所带来的胜者通吃的局面。

首先需要区分公共人物与非公共人物。在公共人物的名誉权官司中，原告必须证明被告的实质恶意或者是对事实的贸然不顾。在非公共人物的名誉权案件中，在客观真实、法律真实和新闻真实三者之间，应当彻底放弃以客观真实作为媒体的证明标准，由于及时、迅捷是新闻的生命，媒体不可能花几个月的时间去核实一条新闻，否则，它报道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旧闻了。此外，媒体不是法院，它也没有法院所具备的法律依据、权威和条件去求得法律真实。如果以法律真实来要求媒体，那么将会扼杀媒体的言论空间，责任政府、为民服务缺少媒体监督将会沦为口号。所以，判断的标准只能是新闻真实，有关媒体真实证明义务之要求，应当从媒体或其他表意人必须自行证明言论内容确属真实之举证责任之要求，变成只需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就可以了。

其次对法人和自然人进行区分。法人属于公共人物。法人为原告的案件，一律适用公共人物名誉权案件的法律规则。美国法对公共人物和企业的名誉权进行的严格限制值得我们参考;此外应当将公共人物的概念引入我国名誉权法律体系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界的共同认识;至于国内判例的发展，我们前面讨论的范志毅案的判决表明司法界也已经接受这个案件。所以，无论是比较法上的观察，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还是司法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提醒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存在相当的共识。只要立法者是真正关注和倾听法学界和社会一般民众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的，那么，公共人物名誉权保护受到限缩的共识就应该成为我们的名誉权保护的基本原则。

最后，名誉侵权的法律要件中，除一般侵权的三个要件之外，应当引入“公开”这个要件。司法解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其规定却违反了法律本身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有关机关和组织编印的仅供领导部门内部参阅的刊物、资料等刊登的来信或者文章，当事人以其内容侵害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为，名誉权的规定本来是为防止自己社会评价的降低，在给领导人阅读的内参上发表文章，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在许多场合要远远超过普通场合对名誉权的侵害。

另外，在内参上发表也是公开的一种形式。有损害必有救济，是法律的原则。而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恰恰剥夺了对当事人产生严重损害的侵权行为的救济权。

在现行政治体制不可能短期内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那就是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措施去完善有关名誉权规定，确立民众的合理预期。法律规则的明晰，加上法官司法的协力，至少能够做到很好保护公民的名誉权，而另一方面，也不至于损害媒体本来就有限的言论自由空间。

附录：美国法中的名誉侵权

一、普通法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以及抗辩：

(一)在普通法中，侵犯名誉权有三个构成要件：

原告首先必须表明，被告对原告有损害名誉权的言论(defamatory

statement)。所谓损害性言论，指任何会对人们产生不利影响的言论，必须要指出的是，在普通法传统之下，没有死者名誉权的说法，所以更不存在对死者名誉权保护的问题。关于损害性言论，还必须做一些说明：(1)必须是有关诚实、忠诚、德行或者道德方面的言论。(2)该损害性言论必须是“和被告有关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理性的读者、观众或者听众来说，他们会指认出该言论所指向的人就是原告。如果言论所涉及的对象是一个群体，可以把它们分为大团体和小团体。如果损害性言论指向的是大团体，那么，任何人都没有诉讼的权利，如果是小团体，那么该团体的每个成员都可以起诉。(3)保护的是名誉，而不

是名誉感，采用的是客观标准，即他人是否因为该言论而降低对原告的评价。(4)仅仅侮辱或者点名并不足以成为一个要件：言论必须有其具体的一面;被告宣扬有关侵害原告名誉权的事实;观点性的言论也可能成为侵害名誉权的言论，但这仅限于只有在观点是建立在对某些具体事实的主张的基础上的情形。(5)显然恶毒的言论会侵害名誉权。比如汤姆到处宣扬约翰在华盛顿时住的是加州旅馆，如果约翰能够证明加州旅馆是家卖淫的黑店而且众所周知，那么，前面所宣扬的就属于显然恶毒的言论。

第二个要素就是公开。在名誉权案件中，公开指的是，信息已经传递给了第三人，而且该第三人知道这种信息会损害一个人的名誉。(1)向原告说一些可怕的事情不会伤害原告的名誉权。(2)只要被告告诉了原告之外的第三方，就满足了“公开”这个要件。(3)由于侵害名誉权涉及名誉，为了充分证明名誉权确实造成了损害，那就意味着被告必须已经向原告之外的第三方披露了相关信息。

构成要件的第三个要素是损害，但是这个要素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是必须的，这取决于侵害名誉权是以诽谤还是以侮辱的形式出现。所谓诽谤是指以永久形式出现的侵害名誉权言论，比如说，书面的、录音的和录像的。而侮辱则是指口头的诽谤，即侵害名誉权的言论是通过口头方式表现出来的。(1)损害和诽谤，由于诽谤是永久性的，原告不需要证明具体损害(specific damage)，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推定一般损害(general damage)已经发生。(2)损害和侮辱：原告必须证明存在具体损害，除非这种侮辱属于4种slander per se中的一种，那么，我们推定损害存在。这时，原告不需要证明损害存在。(3)属于slander perse的四种情形：a.关于原告业务或者职业的言论;b.关于原告犯下了道德上令人憎恶的罪行言论(漏税、性骚扰、谋杀等);c.关于妇女不贞洁的陈述，比如说某位单身女性性生活频繁，或者说她有很多的性伙伴。与很多人有性关系对妇女来说是具有损害性后果的，而这一规则对男性并不适用。我们从这一规则当中也感觉到其陈腐的男权主义的味道，然而，这就是普通法的规则;d.有关原告患有某种令人厌恶的疾病的言论，只有两种疾病属于这条规则的范畴：麻风病和花柳病。而纽约州，宣扬他人是同性恋会被看成是slanderper se.在这四种slander perse之外的侮辱案件中，原告都必须证明具体损害，即实际经济损害的发生，比如说失业或者营业额的下降。仅仅非经济的损害，比如社会声誉的减低是不足够的。

普通法中关于侵害名誉权的案件构成要素的规定中，没有过错的要求，无论故意还是过失都可能构成侵害名誉权。比如说，医生告诉病人得了疱疹，但医生在说话的时候忘记关上麦克风，从而泄露了病人的病情。这时候，医生的行为就构成了对病人名誉权的侵害。

(二)被告的抗辩理由：

1.同意：包括明示的和暗示的同意。

2.事实(如果有关言论涉及的问题不是公共事务)。在私人情况下，被告必须要证明，侵害名誉权的材料是事实。如果他能够证明他所说的事实，那么他就无须为其言论负责。这是在非公共事务情景中对普通法侵害名誉权的完全抗辩。普通法假定所有的人都是好人，而推定侵害名誉权的言论本身是捏造的，除非有反证。普通法对于事实的要求曾经非常严格，它不接受被告的下述抗辩，即自己的陈述和事实只在一些不重要的方面存在错误。对真实性的细节要求之程度体现在1851年SharpevStevenson案件中，该案判决书的开头这样写道，“当被告诽谤原告在某时某地和A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被告不能仅仅通过证明原告是在另一时间和另一地点和A发生性关系来证明自己言论的合理性。”这一判决结果在当时就遭到了批评。而波斯纳法官在Haynes v.Alfred A.Knopf一案中也表达了和批评意见相同的观点，“本质真实的原则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的，即那些对原告的名誉不造成任何进一步损害的错误也不会造成对名誉权法律所保护的惟一的利益的损害。”

3.豁免：

(1)绝对豁免：有两种情况，都要取决于被告的身份。

a.夫妻之间的交流，如果丈夫向妻子诽谤第三人，第三人不能起诉该男子，因为夫妻之间的床头话享受豁免的特权。

b.政府官员在履行政府职责时的言论或陈述，比如司法程序中检察官的陈述，或者立法程序中议员们的辩论。

(2)相对豁免：主要是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

a.必须有充分的对社会有效的理由来披露，比如说，推荐工作、信用报告及警察调查。

b.相关信息必须和该社会有效的理由具有关联性。被诉侵害名誉权的言论必须符合其披露是为了实现该社会有效的目的。

c.被告必须出于善意，也就是说，他合理相信，他所说的是确切的。比如说教授推荐一位学生做法官助理，如果他在推荐信中说该学生曾经作弊，结果这不是事实，如果教授能够证明其行为符合上面的三项要求的话，他将能够获得豁免，但是，如果他在推荐信中说，该学生曾经患有某种疾病，那么他将不能获得豁免，因为，这一事实和其写推荐信的目的无关。

二、美国宪法上的侵害名誉权案件(第一修正案意义上的侵权)

如果侵害名誉权的相关言论是公共事务或公共人物(public concern/ public figure)，那么它就属于宪法意义上的侵害名誉权的案件。

在涉及公共人物的名誉权案件中，原告除了要满足普通法上侵害名誉权的三个要素之外，还要证明被告捏造事实和被告故意，而且这种故意必须是实际恶意或者是贸然不顾事实真相。如果案件涉及的是一般公众，而其问题是公众所关心的事务，原告需要证明被告捏造事实，至于主观过错，无论故意还是过失，都可能构成侵权。原告既可以像公共人物案件中那样，证明被告有实质恶意或贸然不顾事实真相，也可以证明被告对于事情的真实与否有过失，而且自己受有实际损害。

第三篇：宪法(一)

宪法模拟卷

（一）一、单项选择题（每题1分，共25分）

1．宪法不同于其他普通法律的根本区别是________

A宪法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B宪法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

C宪法是调整国家根本社会关系的根本法 D宪法的制定与修改具有严格的程序性要求

2．近代宪政运动最早于发生于_________

A英国B美国C法国D德国

3．“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哪一年首次写入我国宪法__________

A1988年修宪B1993年修宪C1999年修宪D2004年修宪

4．最早提出主权观念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__________

A洛克B让·布丹C卢梭D孟德斯鸠

5．根据我国宪法第64条规定，宪法修正案的通过需要__________

A 全国人大全体代表2/3以上B 全国人大出席代表2/3以上C 全国人大全体代表3/4以上D 全国人大出席代表3/4以上

6．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宪法解释主体是_________

A全国人大B全国人大常委会C国务院D 最高人民法院

7．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__________

A改变B撤销C改变或撤销D发回重议

8．我国宪法规定的根本政治制度是__________

A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B 社会主义制度C 政治协商制度D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9．国家结构形式主要调整的是___________

A 国家的民族关系 B 国家的阶级关系 C 国家的领土关系 D 国家的中央与地方职权关系

10．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个国家的一种_________

A社会地位B政治待遇C法律身份D特殊标志

11．主持直接选举工作的组织是__________

A选举委员会B主席团C本级人大常委会D选民小组

12．某选区登记选民有11680人，实际参加选举的选民是5840人，该选区正式代表名额为二名。三位代表候选人甲、乙、丙所得选票分别为2920票、2921票、3000票，请问三位代表候选人谁能当选为正式代表__________

A 甲和乙B 乙和丙C 丙和甲D 甲、乙、丙三人均不能当选

13．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___________

A二分之一至一倍B 三分之一至一倍C 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D 一倍

14．中国共产党是我国领导党，下列不属于党的领导方式的是____________

A 思想领导B 政治领导C 组织领导D 行政领导

15．现行宪法规定，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___________

A重要组成部分B 必要补充C 有益补充D 重要补充

16．言论自由属于我国公民的___________

A 人身自由权B 政治自由权C 人格权D 文化教育权

17．我国首次增设保护公民人格尊严的规定的宪法是___________

A1954年宪法B1975年宪法C1978年宪法D1982年宪法

18．现行宪法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有依照法律规定__________

A提出批评的权利 B提出申诉的权利C取得赔偿的权利D要求给予处罚的权利

19．下列不属于我国宪法规定的物质帮助权对象的是___________

A 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B 年老的C 疾病的D 丧失劳动能力的20．根据宪法，有权审议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设立、撤销、更名的机关是__________ A全国人大B全国人大常委会C国务院D省级人大

21．张某是某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他可以兼任的是下列哪个职务__________

A 某省党委副书记B 某省省长C 某法院院长D 某检察院检察长

22．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关系是__________

A指导关系B监督关系C平行关系D隶属关系

23．现行宪法规定，我国国务院领导体制为__________

A双重从属制B总理负责制C集体负责制D合议制

24．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的__________

A监察机关B司法行政机关C法律监督机关D纪律检查机关

25．我国基层政权机关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关系是____________

A．领导与被领导B．指导与被指导C．监督与被监督D．委托与被委托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2分，共10分）

1．根据现行宪法规定，我国公民人身自由的内容包括_____________

A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B 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C 住宅不受侵犯D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2．依现行宪法，下列属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_____________

A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B 自治州人民法院C 自治县政府D自治乡政府

3．依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对__________

A．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B．特别行政区负责 C．全国人大负责 D．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负责

4．现行宪法规定，我国全国人大代表组成是____________

A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选出的代表B 军队选出的代表C 国外华侨选出的代表D 特别行政区选出的代表

5．下列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有_____________

A 国家副主席B 国务院总理C 中央军委主席D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三、判断改错题（判断以下句子的内容是否正确，正确的在后面括号中打√，不正确的打╳；若不正确则须改正，每题3分，共15分）

1．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则是宪法的生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我国的依法治国的原则于202_年宪法修正案时确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我国的宪法监督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4．我国宪法第5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合法的权利与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权力机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法条分析题(每题10分，共20分)

1．现行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2．现行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五、论述题(共1题，15分)

试论述我国选举的普遍性原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案例分析题(共1题，15分)

202_年，周女士，系原中国建设银行平顶山市分行出纳科副科长。今年55周岁的周女士认为自己身体很好，可以胜任工作，没有到必须退休的地步。但平顶山市分行认为，依照《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周女士已达到5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必须退休。周女士申请劳动仲裁。

河南省平顶山市仲裁庭于202_年10月17日作出裁决，裁决书中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申诉人提出的关于《暂行办法》与我国宪法和国际公约相抵触的问题，不属于仲裁委受理范围，被申诉方根据《暂行办法》为周女士申办退休手续符合我国现行退休政策。因申诉人未提供支持其观点的有效证据和法律依据，故仲裁庭对申诉人的申诉请求不予支持；全部420元费用由申诉人周女士负担。

结合上述案例，分析：

(1)案例所涉及的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哪些？(4分)

(2)我国宪法对上述基本权利的规定内容及如何理解？(7分)

(3)《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属于什么性质的文件，如果其违宪，依我国宪法应该如何解决？(4分)

第四篇：抗辩赛

谢谢主持人，各位评委大家好！我方观点苏强构成绑架罪且系累犯。绑架罪是指是指勒索财物或者其他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主观上苏强举行勒索财务的目的，举报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向李艳要钱显然毫无依据，被罚也是苏强自取。第二，客观上，6月4日，苏强将立言从超市挟持到住所，使其不能反抗，并向李艳索要非法所财。次日又以李艳安全相要挟，勒索李艳家人，符合绑架罪。在控制李艳过程中，苏强留下她本人向其家人财务，属于犯罪行为转化，应该以重罪定罪。第三，我国刑法规定，刑法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该反刍有期徒刑是累犯。规定五年是为了犯罪人是否真心悔过。因此，应当认定为累犯，从重处罚。综上，构成绑架罪，且系累犯。

主持人撒贝宁：请辩方一辩发表辩护意见。时间2分钟。计时开始！衡静（四川律师队）：谢谢主持人，评委，大家好！刚才的指控显示出控方并未对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进行区分。辩方认为，控方在主观客观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对案件均有错误认识。第一，绑架罪的主观是勒索他人财务，而苏强只是想要回自己的损失。第二，绑架罪在客观行为上其对象一般框定在某一阶层，其暴力程度无边界。身份地点公开，可以说要钱要的理直气壮，这一切都不符合常识、常理的判断。第三，绑架罪是极为严重的犯罪，比故意杀人罪都高，而苏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无害性可见不可同仁而语。最后，苏强6月5日刑满释放，而苏强6月5日才构成新罪，因此苏强也不是累犯。准确定罪离不开正确的思考，法者应该三思而后行的判断也才经得起最终的检验，谢谢！

主持人撒贝宁：时间到。现在进入第二个论辩环节：控辩双方自由论辩。时间各为4分钟。先请控方二辩发言。计时开始！

周竞超（江苏公诉队）：此事怪不得李艳，请问，辩方被举报人向举报人索要债务是正确的吗？

刘星（四川律师队）：我们现在要争论的是，到底构成何罪，我们先来看看苏强的犯罪动机。

张岩（江苏公诉队）：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本案是一个索债型的非法拘禁，也就是说，高利贷和赌债，对方认为本案存在什么债呢？霍子诗（四川律师队）：想问控方，他为什么只找李艳呢？

刘星（四川律师队）：我们想说的是苏强的举报是因为李艳而起的，为什么他早不拘禁，晚不拘禁呢？

张岩（江苏公诉队）：举报能够产生债吗？

霍子诗（四川律师队）：本案表明，李艳的动机与李强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罚款和损失两万元，这对李艳来说是否是一个财产性的损失呢？周竞超（江苏公诉队）：根据辩方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后的过程当中如果举报人绑架了被绑架人，我们都应该定非法拘禁罪，如果不满24个小时，我们还说他不构成非法拘禁罪，这让我们举报人情何以堪？

张岩（江苏公诉队）：李艳的举报导致了苏强的损失，对方辩友，难道去卫生部盗窃那就不是盗窃了吗？

刘星（四川律师队）：你们说苏强构成绑架罪，绑架罪为什么是五年呢？霍子诗（四川律师队）：累犯是对于犯罪人格的从重处罚，苏强为什么要把李艳放在自己家中呢？

衡静（四川律师队）：你把苏强看成了是一个圣人。在本案当中苏强只有对李艳有绑架的行为，为什么没有暴力的行为呢？可以看出他很温柔吗？

张岩（江苏公诉队）：难道对方辩友要求我们只有绑架陌生人才是绑架吗？

刘星（四川律师队）：难道说苏强真是一个为了两万元就永不归家的人吗？

主持人撒贝宁：时间到。现在，进入第三个环节：控辩双方总结发言环节。先请控方三辩发言。时间2分钟。计时开始！

张岩（江苏公诉队）：主持人，各位评委，大家好！辩论不是导致分歧。在刚才的辩论当中，苏强要钱就没有非法占有目的，这种观点就如同认为关公大战孙悟空荒谬。难道苏强可以盗窃卫生局的财产来弥补损失吗？辩方还认为只要苏强自以为存在债务就不认为是绑架罪。我们判断是否要用我们社会一般人的标准，而不是站在被告人的立场。本案中，苏强被查处是他使用地沟油是必须付出的法律代价，而对方辩友认为应该由举报人买单？

张岩（江苏公诉队）：综上，苏强要钱的理由不能成立，主观上构成绑架罪。下面我们再看累犯，累犯所考察的是曾经受过刑法处罚的人是否知道悔改？针对的是主观之恶。他犯罪之时就已经表明了主观上的之恶。在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吃什么才安全的今天，需要多少个李艳挺身而出，更需要法律能够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如此，才会让正义不再孤立无援，才会让每一颗社会良心不会冰凉如水，谢谢！

主持人撒贝宁：现在请辩方三辩发言。时间2分钟。计时开始！刘星（四川律师队）：我们来自四川，三年前的那一场地震让我们领悟了生命的可贵，生命的可贵是自由的。苏强行为构成犯罪，我们双方的争议是在于构成何罪？关键在于苏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在主观方面，控方以债的一般法律特征替代苏强的认识，定罪的是苏强的心理状态，其主观虽有恶意，却没有绑架基本行为特征。控方认为，索债无理，还有非法拘禁就构成绑架，刑法400个罪名当中，绑架是其中之一，苏强的行为是有危害，但是否符合罪行的原则？对方的严谨让我们非常钦佩，但是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苏强实施的是非法拘禁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超出五年时间不构成累犯。但是在法律之内当用天理人情在。谢谢！

第五篇：宪法名词解释一

1、宪法：宪法是法的组成部分，集中反映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原则、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

2、宪法制度，它是宪法的制定、宣传、解释、补充、修改、监督、实施，以及违宪审查处理一系列规定和原则的总和。3.宪法的特征：

a.在规定的内容上，宪法规定的是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最基本的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组织及其动作的原则。

b.在法律地位或法律效力上，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或法律效力。

c.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上，宪法的制定和修改都要经过区别于普通法律的特别的程序。4.宪法的指导思想：是指规定宪法的方向性、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思想，它决定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

5.宪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宪法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始终采取的、贯彻整个过程的基本立场和准则，是宪法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

6.宪法规范：指调整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各种规范的总和，具体来说是调整国家权力运行与人权保障的法律规范。

7、宪法制定：宪法的制定简称制宪，也就是宪法的创制，是指宪法制定者按照一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创造宪法规范的活动。

8、宪法修改：宪法的修改简称修宪，是指有权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对宪法文本的某些条款、语词或结构予以变动、补充或删除的活动。

9、宪法解释：容、界限和精神所作的说明。

10、宪法监督：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以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和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制度。

11、事先审查：又称预防性审查，指在法律、法规和其他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由专门的机关审查其合宪性。如发现与宪法不符可予以纠正，避免其在制定完成并生效后产生不良后果。

12、事后审查：指对已生效的法律、法规在执行、适用的过程中，因发现有违宪的可能性而予以审查，或者因特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就有关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而提出请求时，才予以审查。

13、附带性审查：司法机关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因提出对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违宪的问题，而对该法律、法规进行审查的，叫做附带性审查。

14、宪法控拆：指公民个人有权就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法规的侵害而向宪法法院提出控拆的一种制度。

15、宪政：就是实施宪法的民主政治，也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事实确定下来，以便巩固这种民主事实，发展这种民主事实。

16、国体：是指反映一个社会的阶级构成，表明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17、政党：是由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中的中坚分子组成的，并为反映和实现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政治纲领、政治主张而奋斗的政治组织。

18、政党制度：是国家有关政党的组织、活动以及政党参与政权的方式和途径等一系列法律、政策和惯例的总和。

1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20、经济基础：或称经济结构，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和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三个方面。

21.经济制度：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分配方式在内的生产关系制度。

22、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全体成员公有，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

23、集体所有制经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是指集体单位内的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经济。

24、个体经济：是由城乡个体劳动者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产品，以自己从事劳动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式。

25、私营经济：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一种经济形式。

26、物质文明：是指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包括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进步，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们生产水平的提高等。

27、政权组织形式：是指特定社会的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原则和方式去组织其反对敌人、保护自己、治理社会的政权机关。我国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8、共和制：国家最高权力在实际上和形式上都不属于一人所有，而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国家机关掌握的政权组织形式。

29、君主制，国家最高权在实际上或名义上掌握在君主个人手中，君主终身任职并且实行世袭的政权组织形式。

30、议会制，即议会共和制，由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政府，并对议会负责的政权组织形式。

31、总统制，由选举产生的总统直接组织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而对产生它的人民或组织负责的政权组织形式。

3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和活动的原则，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这权力的基本政治制度。

33选举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选拔和推举国家代表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各项制度的总称。

34、选举：指选民、选举单位或国家机关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原则、程序和方式选定国家代表机关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

35、选举的组织：是承担选举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选举和宣布选举结果的机构。

36、选举制度，关于选举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有关制度的总称，它包括选举的基本原则、选举权利的确定，组织选举的程序和方法，以及选民和代表之间的关系。

37、等额选举，候选人名额与应选代表名额相等的选举。

38、差额选举，是指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选举，我国从1979年选举法开始变等额选举为差额选举。

39、选区，以一定数量的人口为基础进行直接选举，产生人民代表的区域单位。40、选民登记，对每一个享有选举权的公民，从法律上确认其选举资格的一项必经法定程序。

41、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特定国家的统治者按照一定原则组织政权，实现其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形式。

42、地域代表制，按选民的居住地区划分选区，或者以区、县、乡等行政区域为单位，并根据区域的人口比例选举代表的制度。

43、职业代表制，按职业团体为单位选举产生一定数额代表的制度

44、国家结构形式：是指特定国家的统治阶级所采取的，划分国家内部区域，调整国家整体和组成部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和形式。

45、单一制国家：指由若干行政区域单位或自治单位组成的单一主权国家。

46、复合制国家：指由两个或多个成员国联合组成的联盟国家或国家联盟。

47、民族乡：是我国特有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依法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一种基层政权形式。

48、邦联，指两个以上的独立国家为了某种特定目的组成的国家联合。

49、地方自治制，是指国家所确认的由特定区域的公民所组成的自治单位，在国家授权下，自主管理所辖区域事务的制度。

50、行政区划，是一个国家按一定的原则和程序将其领土分成若干不同层次的区域，并设置相应的地方国家机关分别管理，以实现国家职能的法律制度。

51、民族区域自治，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在国家统一偏下，以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杂居区为基础，建立民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现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一种政治形式。

52、自治条例，指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定的，有关本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制度以及其他各种有关重大问题的规范性文件。

53、单行条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自治权的范围内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制定的关于某一方面具体事项的规范性文件。

54、一国两制：是指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经过最高国家机关决定，可以容许局部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依法保存不同于全国现行制度的特殊制度。

55、特别行政区：指在我国版图内，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专门设立的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实行特别的社会、经济制度，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域

56、行政长官，是指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特别行政区，其执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别行政区负责。

57、公民的权利：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公民实现某种愿望或获得某种利益的可能性

58、公民的义务：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某种责任，为一种必要性。

59、控告权：指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向有关机关进行揭发和指控的权利。

60、国家元首：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对内和对外的最高代表。

61、代议机关：又称代表机关、立法机关，指建立在现代民主政治基础之上，主要通过选举方式产生并组成的以行使国家立法权为主要职责的国家机关。

62、一院制：指议会由一个民选的议院组成，统一行使议会职权，一般称为议会或国会。63、两院制：指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分别行使议会职权。

64、行政机关：指国家根据统治集团的意志，按照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设立的，依法享有并运用国家行政权，负责对国家各项行政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监督和指挥的国家机关。65、法律监督：指享有法律监督权的机关，对国家法律的执行和遵守情况进行监督。

66、国家标志：又称国家象征，指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代表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尊严的象征和标志

67.公民：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按照该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

68.公民权：是指一国公民在法律上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或资格，是国家规定的本国公民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处地位的法律表现。

69.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应该和实际享有的权利；公民权则是人权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本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70.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a.政治权利和自由：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参加的参加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和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

b.宗教信仰自由：

c.人身自由权：公民的人身、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以及与人身自由密切联系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d.社会经济权：指公民享有的经济生活和物质利益方面的权利，是公民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财产权、继承权、劳动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

e.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

f.特定人的权利：妇女、母亲、儿童、老离退休人员、烈军属、华侨、归桥和侨眷在内的人员。

g.监督权利：

71、选举权，公民依法享有选举和罢免代表机关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

21、被选举权，公民依法享有被选举为代表机关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72、物质帮助权，公民在推动劳动能力或暂推动劳动能力而不能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生活保障，享受集体福利的一种权利。73、休息权，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为了保护身体健康，提高劳动效率，根据国家法律和制度的有关规定，所享有的休息、休假和休养的权利。

74、国家机构，国家依法按行政区域设立的行使法定职权的国家机关的总和。75、总理负责制，国务院总理有权领导国务院的各项工作，对属于国务院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拥有完全决定权，同时总理对国务院的工作负全部责任的制度。76.我国的国家机构：是统治阶级建立的国家机关的总和。

77.我国的国家机关体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种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律和人民检察院。

78、自治机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行使自治权的国家机关，是地方国家机关，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