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粮直补-重庆市：种粮大户直接 补贴办法

第一篇：种粮直补-重庆市：种粮大户直接 补贴办法

重庆市种粮大户直接补贴办法（试行）

发布时间:2012年03月28日 76 第一条

为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种粮大户，推进粮食生产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提高科技推广应用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根据中央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种粮大户补贴资金，由各区县（自治县）在市级下达的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总额中列支。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种粮大户，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自然人、法人、专业合作组织或其他组织：

（一）相对集中成片承包耕地或租种耕地（包括代种撂荒地、新开垦未发包耕地）50亩以上，种植一季主要粮食作物。包括水稻、玉米、小麦、马铃薯、红苕、大豆、葫豆、高粱、荞麦、肾豆、红小豆。

粮食作物之间间套种的不重复计算补贴面积。

（二）按基本种植技术要求规范耕种，不得粗放种植。

（三）统一生产经营管理，包括统一耕作土地、统一购买农资、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销售产品。

（四）独立承担风险、自负盈亏，独自享有产品处置权。

第四条

补贴标准。对种粮大户实行两个档次补贴标准，即：种植50亩以上（含50亩）至100亩以下和种植100亩以上（含100亩）两档。同一户在同一季种植补贴粮食作物2种以上，其补贴标准按照作物种植面积累计确定。种粮大户补贴实行动态调整机制，具体补贴标准按当年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方案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种粮大户补贴申报核定程序：

（一）申报备案。种粮大户在所种植的粮食作物收获前2个月，向耕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含街道，以下同）申报，如实填报《重庆市种粮大户补贴申报表》（附表1），并提供土地流转证明和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00亩以上的种植户还需要提供使用农机的相关证明材料。每年的申报工作必须在当年10月31日前完成，逾期未申报者视为放弃。

（二）面积核实。乡镇人民政府接到申报后，须及时集中组织人员按本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申请人资格条件和补贴面积进行逐一核实，并经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审核确认。乡镇人民政府对补贴对象、面积、数额的真实性负责。

（三）公告公示。种粮大户补贴核实结果必须坚持区县、乡镇、村社三级公示和两次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种粮大户姓名、种粮地点、种植作物、面积、补贴金额和区县（自治县）农业、财政等主管部门的监督电话等内容，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公示位置必须醒目，公示文字内容不得小于2号字体，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重新查实审核后再公示，直至群众认可。

公示材料由区县统一印制，印制费用由当地财政部门负责《重庆市巴南区种粮大户公示统一格式表（村社用）》（附表4）。

（四）汇总审核。乡镇人民政府汇总填制《重庆市种粮大户补贴分户统计表（乡镇用）》（附表2），将统计表纸质件和电子文档报区县（自治县）农业和财政主管部门审核。

区县（自治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乡镇上报的种粮大户补贴面积进行核实汇总，填制《重庆市种粮大户补贴分户统计表（区县用）》（附表3），并于次年1月15日前将统计表纸质件和电子文档报市农委和市财政局备案，补贴明细数据报市财政局审核后进行锁定。

第六条

种粮大户补贴资金兑付办法：

（一）种粮大户当年的补贴按本办法第五条程序核定的上一年的实际种粮面积计算。

（二）各区县（自治县）应在收到市财政拨付的补贴资金后15个工作日内，通过“一卡（折）通”将补贴资金直接兑付到种粮大户。

第七条

种粮大户补贴资金的申报、审核、兑付工作,通过当年的“农民补贴网管理系统”实施。

第八条

种粮大户补贴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截留、滞留、挤占和挪用。不得由村社干部代领，不得直接抵扣任何农业生产费用或 “一事一议” 等筹资款。对违反规定截留、滞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单位或个人，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九条

建立健全种粮大户档案管理，包括种粮大户申报资料、公示资料、审核资料及大户清册等。

第十条

各区县（自治县）遵照本办法执行，不再另行制定实施方案。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农委负责解释

第二篇：种粮补贴

杨芳建议粮食补贴以粮食产量为标准

杨芳（常德市政协常委，民进常德市委专职副主委）说：2004年，国家出台粮食补贴政策，粮食补贴涵盖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补贴额度逐年上升，让6亿多农民享受到了阳光财政的广覆盖。虽然粮食补贴力度逐年加大，补贴资金逐年增加，但农民种粮效益提升并不明显。根据调查走访，现行的粮食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各级引起高度重视。

一、非种粮农民享受粮补。有些农户举家外出务工或经商，将责任田长期或短期转租给亲戚邻居栽种，或者打包给种粮大户经营，而国家政策是将补贴直接转账给享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户，从而使得真正的种粮人未能享受粮食补贴。

二、土地权属争夺矛盾多。自粮补政策推行以来，原本不紧俏的田地成为农民追捧的对象，因为土地权属问题展开剑拔弩张的争夺土地经营权问题并不鲜见，土地权属矛盾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治安不稳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田地抛荒现象频现。随着粮食补贴力度逐年增加，部分农户出现小富即安的心理，干脆让田地荒废，靠粮补生活，不再下田劳作，平日打牌娱乐，这样既浪费土地资源，又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气。

四、套取国家补贴。部分乡镇不按实际种植粮食的面积上报粮补花名册，而是按照农民责任田面积（不管你种什么，也不管你种多少）支付粮食补贴资金，甚至有个别乡镇将已退耕还林的农田也计算在粮食补贴面积内。

五、农民增收效益不明显。湖南省物价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农民种植每亩水稻纯收益116.6元，除去109.1元的粮补，农民种粮净收益每亩仅

7.5元。

由此可见，国家投入巨资推行粮食补贴政策，粮补政策的执行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为确保种粮农民的积极性，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直接补贴粮食价格。建议改变粮食补贴方式，由种粮补贴改为粮价补贴，取消其他形式补贴，改过去的粮食面积补贴为粮食产量补贴，让所有种粮农民直接受益。

二、稳控农资产品价格。为杜绝农资厂商跟风涨价，攫取农民种粮利润。政府相关部门要主动调控，每年出台农资厂商和经销商农资产品指导价，维护种粮农民利益。

第三篇：案例2 种粮直补（范文模版）

案例2 卢锋：种粮直补无益国家粮食安全

发布日期：2008-3-14 10:18:15来源：[南方农村报]

南方农村报记者近日对广东产粮县——五华的种粮直补政策实施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发现这一以粮食安全为中心的农业政策实施四年来，并没有完成它所预期的目标，反而引发了新的矛盾(见《南方农村报》今日第16版)。

可以说，五华现象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当今体制、技术和外部环境背景下，我不认为粮食补贴和保护是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不可缺少的部分。从历史经验看，花费千亿元的巨额财政对粮食进行干预，绝大部分效果欠佳，相当部分“跑冒滴漏”或者转化为陈化粮，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观察过去30年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不难发现，农民粮食生产决策对于预期市场价格存在显著反应。即便没有财政补贴，如果市场粮食价格上升并使农民 相信未来一段时期价格较高，农民就会多种粮食从而使供给增加；价格低了，就调减生产和供给。其实根本上是农民分散地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和调节，并在市场取 向体制和现代农业技术支撑下保障了粮食供给和我国膳食结构历史性改善。根本上还是要相信市场和技术进步的力量，以往采取的不少干预市场政策，包括保护价以及现在的财政干预和出口限制政策等等，从不同方向扭曲了市场机制运行，把本来简明清晰的问题复杂化了。改革之后，三次粮食相对过剩，与政策干预负面影响具有显著联系。

国家出台各种支农政策，包括粮食直补，都是以粮食安全为中心的。而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由于市场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过去以绝对短缺和匮乏为特征的传统粮食安全问题已发生实质改变。

现在粮食安全问题更多表现在粮食市场波动对低收入人群影响、粮食质量安全甚至出口食品安全等新型问题，这些问题的性质与上世纪50-70年代粮食安全问题本质不同。我国粮食供求关系趋向宽松，粮食消费需求峰值将在5.5亿吨——5.8亿吨之间，显著低于十多年前的预测值。现在出现一个新情况，就 是生物燃料对粮食的挤占，但这也不会根本改变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演变趋势。需要耗费纳税人收入的粮食政策调整，应 1 当建立在这些基本事实判断基础上，建立在过去20年对粮食财政干预政策实际效果和效率客观评估基础上。

我们现在一方面限制粮食出口，对粮食出口不仅有配额而且还征税，这实际上是对粮农额外征税，限制了农民从市场交易中获得收益的权利；另一方面又 大手补贴粮食生产。我们的粮食政策乃至农业政策中，都有不少这类“一边漏油，一边加油”的问题。市场供求推动粮食价格上涨，通过粮食出口使农民受益，并对农民下一期增加生产决策提供正确信息，这才是对农民最好的补贴。

现行的种粮补贴政策成本极大。第一类成本是任何对竞争性市场干预的政策都会发生效率损失成本，也就是经济学教科书介绍的“低效死负荷成本”，这方面成本已经很大。另外还有我十年前系统研究粮食干预政策时概括的“第二类成本”，就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为利益分配、权力集中而产生的寻租、腐败的成本，各种补贴的“跑冒滴漏”现象相当严重。

笔者认为，粮食并非特殊商品，应尽量减少政府行政对粮食生产和流通的干预。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应花在根本性制度和设施建设上面，比如说，基础科研体系的加强，市场流通环节的打通，对农民加以必要的引导，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另外，还要继续推进给进城农民平等公民待遇改革，这其实不需要花很多钱。市场干预少一点，为农民维权的努力多一点。

问题：你是否赞成文中的观点？请用经济学分析支撑你的观点。

附录

先进县五华:种粮直补于事无补

南方农村报新闻 时间: 2008年03月13日 来源: 南方农村报

2004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多亿元,对主产区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其他地区(包括主销区)也需要参照执行。如今,四年过去了,种粮直补政策却交上了一份不甚满意的答卷,没有完成它所预期的目标,反而引发了新的矛盾。这是《南方农村报》记者在3月4日至3月6日,对“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广东省五华县进行相关调查所发现的。五华,不过是全国的一个缩影；而种粮直补,不过是国家整体粮食安全政策体系中的一颗棋子。从中或可窥见以粮食安全为中心的农业政策的高成本与低效率,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对其进行调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宏旺

“什么补贴都没有!”五华县棉洋镇福城村村民张金水喃喃自语。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与老伴相依在家,种有13亩水稻糊口,但并没得到粮食直补。“1月份氮肥还是28块一百斤,现在已经38块了!”他计算得很好,如果拿到650元补贴,可以买17包氮肥,抵消农资涨价的影响。而今,他只能眼看着春耕步步逼近,愁眉苦脸。冒领补贴村官分钱

同在五华县,有些人却拿到了不该拿的种粮直补。

在2006年的种粮大户补贴申报时,五华县横陂镇桐树村上报了9户,分别是陈超华、陈炽光、陈锦坤、陈汉华、陈汉松、李龙香、陈秋香、李兴华、陈运珍。其中,有五人是村干部的亲属或关系户——陈运珍是村支书陈利华的妻子,陈超华、陈汉松是陈利华的堂弟,李兴华在陈利华承包的花果山做工,李龙香是村干部张伟强的妻子。而陈超华、李兴华、李龙香都虚报为种粮大户,2007年情况也大体如此。

这导致了本来强势和生活相对富裕的村干部及其亲属能得到不当利益,产生新的分化。“直补全给村干部亲戚了!”五华县横陂镇桐树村一村民至今仍忿忿不平。尽管事情已经处理完毕,但此事在村庄造成的裂痕还未愈合。

“我们全县有20万户农户,要一一进行检查是不可能的。”五华财政局副局长胡远乃表示,“只能靠一级一级数字的上报,然后我们进行抽查核实。”五华农业局副局长张发忠坦承确实虚报比较多,但基层虚报数字,几乎是粮食直补政策的必然结果,不单五华如此,“隔壁一个市,虚报更多,搞得要全部重新统计”。

“很多农民根本就搞不清什么是综合直补,什么是粮食直补,一开始连我都搞不清楚。”胡远乃表示,后来才明白,一个是中央出钱,一个是省里领头出钱。综合直补户户都有,问题不大,但粮食直补只有种粮大户才有,而大户的标准一变再变,他们很难及时掌握。“在看到别人有补,自己没钱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愤怒。”五华县委办公室一位干部向记者表示,“在农村,几块钱的差别都会引起矛盾。”

粮食增产镜花水月

“没有什么提高,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当问到实施种粮直补四年来,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长情况时,上到县农业局副局长张友忠、下至转水镇黄龙村村主任吴富强都这样表示。

数据显示,在实施种粮直补的前一年,也即2003年,五华粮食播种面积为91.87万亩,总产34.52万吨；而实施之后的第四年,也即2007年,粮食种植面积为91.69万亩,总产33.9万吨。种植面积减少,粮食产量也减少。“到处都是荒地,村里人都出去打工了,谁还种粮?”张金水表示。

尽管门槛一低再低,五华的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却没有显著提高,反而比政策实施之前减少。“靠种粮直补来促进粮食生产,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张友忠表示,“毕竟政策的覆盖率比较低。”

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显示的数据,2003年,广东省粮食总产1488万吨,粮食播种面积4012.81万亩；而据上月发布的《2007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广东的粮食总产量为1284.66万吨,比2003年减少了200多万吨,2007年粮食播种面积为3719.295万亩,同比减少了近300万亩。

“单产?好像一直是这样,就提高两三斤吧。”五华县转水镇黄龙村村主任吴富强表示。记者随后询问全县的情况,张友忠承认这几年粮食单产没有太大提高,“要靠大户带动,提高单产,目前难度比较大”。

广东全省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样来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3年,广东省平均粮食亩产371公斤,2004年为332公斤,2005年为334公斤,2006年也是334公斤,粮食单产在实施直补政策后一直保持在一条水平线上,比实施之前的2003年少了几十公斤。规模经营梦成泡影

“我认为种粮直补的目标在于促进粮食规模生产,把农田集中到种粮能手手上,提高单产,促进产业化发展。”当被问及种粮直补的目标时,五华农业局副局长张友忠表示,“否则就不是只补大户了!”

然而,该政策是否如他所愿?五华县财政局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显示,2007年,五华享受粮食直补的大户有461户,只占全县20万户的0.23%；补贴面积15095亩(2造),仅占全县粮食面积的1.6%。转水镇黄龙村村主任吴富强表示,黄龙村共有1116户,得到种粮直补的只有6户。作为种粮大户,该村村民钟运辉这几年一直保持着23亩的规模,不增也不减。而这还是降低补贴门槛之后的数字,2004年,广东出台种粮直补政策时,规定对水稻播种面积达30亩以上的进行补贴,2005年调整到20亩,2007年再调整为15亩。“门槛放低,我认为跟广东的实际情况有关系。”张友忠分析道,“像五华这样的山区,能承包15亩的都很少,更别说30亩了。”

2007年跟2006年相比,虽然大户门槛从20亩降低到15亩,但是大户数目反而从512户减少为461户。“以前的数字确实有一些水分。”张友忠坦承。

“大致两个原因。”张友忠随之分析,第一,所谓的大户种植面积,是包括租种别人土地的,可能东一块,西一块,很难集中在一起；第二,五华是一个山区,要推动规模化生产,很难。五华山多田少,分散的地块实际上并没有通过种粮直补集中在一起,因而机械化很难推进,所谓的规模化和产业化都是泡影。

县级配套加重负担

“五华穷啊!”五华财政局副局长胡远乃向记者诉苦,“去年财政收入刚刚超过1亿,你知道财政支出多少么?10个亿!光发工资就3.8个亿!”“去年梅州市里发通知,要提高公务员津贴,可是五华县根本没有钱,怎么提高?”该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钟彩扬表示。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种粮直补政策对五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按照规定,直补资金中,省安排50%,市和县各安排25%。胡远乃表示,去年全县粮食直补资金总额是37万左右,其中县里配套了9万多。

五华县财政局企业股股长温远辉表示,上级不给种粮直补工作经费。按照广东省财政厅发的文件,与粮食直补直接相关的工作经费,如宣传费、资料费、纸张印刷费、核实水稻面积所需的必不可少的经费,原则上由地方财政自行支出。

县农业局副局长张友忠透露,2007年安排给五华农业局的粮食补贴工作经费是1万元,但“这1万块是用于农资综合直补的,粮食直补没有经费”,“最困难的是镇政府。他们做的事情最多,但上面不配套任何财政经费。”

改弦更张势在必行

2007年,国家在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方面共投入427亿,而2007年粮食产量为50150万吨,同比增加350万吨,也就是70亿斤,换言之,国家财政出6块钱一斤的价格购买了多生产的粮食!而在广东,去年各级财政仅用于种粮直补的资金就超过1亿元,但粮食产量不增反减(《广东省统计年鉴》显示200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1387.6万吨)。

实际上,五华县上下,对种粮直补政策也在进行反思,认为它到了不得不改弦更张的地步了。“能不能和综合直补一起发?不管种多少粮食,都补,就不要分大户小户了。”五华县财政局副局长胡远乃认为。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也认为应当如此改革。

五华县农业局副局长张友忠则认为应当将种粮直补集中起来,用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不发放到户。据悉,五华县的农田水利设施大多年久失修,不堪重负,对粮食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五华横陂镇东方红水库及其灌渠即是其中的典型。作为1957年的建筑,该灌渠本来设计标准就低,经过50年的运作,已经不堪重负,特别是近几年,村民已经没有上交维护费,目前灌渠伤痕累累,有些圳底淤泥达60公分,许多渠道杂草丛生,还可以看到裂缝和老鼠洞。去年干旱特别严重,大片农田没有办法下秧,试着引水库的水,结果因为引水渠坏了,一放水就决堤。而如果要修的话要花数千万,靠村民自己根本不可能。

“如果将种粮直补的资金用来修缮这些农田水利设施,效果会更好。”张友忠表示,“集中资金办大事嘛。”

第四篇：种粮大户先进事迹

马生科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回族汉子，引领一帮农民共同发展马铃薯产业，让山区农民种植的“土豆”走出家门，挤进城市，跨越国门，变成他们赖以脱贫致富的“金豆豆”。

1、情系农村，务农爱农。

固原市原州区位宁夏南部六盘山区，独特的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使马铃薯成为当地的特色优势主导产业和群众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长期以来，受传统耕作方式的影响，马铃薯产业对农民增收致富的带动作用仍不明显，农民想靠种马铃薯发财只是个梦!带着这个问题，马生科没有沉默，他走南创北，进村入户，了解缘由，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地马铃薯品种单一且老化，产量偏低，加之外运渠道不畅，商品率价值很低，导致种植户增产不增收。做了多年小杂粮贩运生意的马生科深知，要想让马铃薯升值，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文章：第一要提高马铃薯单产，提升品质;第二要疏通外运渠道，打开销售市场。就这样，这位饱经风霜的回族庄稼汉子，本着吃苦耐劳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带着一方百姓开始做马铃薯文章，继而为六盘山区农民撑起了一方天地。

2、科技支撑，典型带动。

他在几年的组织运销中发现，六盘山区马铃薯品种单一，性能老化，抗逆性差，产量普遍较低，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强，买不上好价钱。XX年，他率先从甘肃、青海等地引进了 “陇薯6号”、“青薯168”等马铃薯新品种，采取土地流转的方式，在原州区头营镇建立了千亩种薯繁育基地。当年繁育基地喜获丰收，亩产量达到XX公斤，比传统种植提高了2倍，且品质优良。几年来，他先后引进适合当地耕种生产的中、晚熟马铃薯优良品种20多个，年均推广优良品种种植面积4万亩，亩均增产380公斤，增收912元;特别是引进的航天育种“黑美人”马铃薯种薯，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和产值，目前市场价10-20元/公斤，而普通品种马铃薯市场价1-2元/公斤，是普通马铃薯价格的10倍。同时，他先后组织农民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10余次，培训农民5000多人次，发放技术培训资料17000多份，内容涉及脱毒良种选育推广、机械化播种节水灌溉、病虫害防治、收获保鲜贮运等一系列推广体系。通过科技培训推广，有效提高了薯农的耕种管理水平为提升当地马铃薯产业升级增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带动促进农民科学种植马铃薯，XX年，在原州区中河乡租赁土地XX亩，建设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当年产种植4000吨，为广西福建提供优质马铃薯籽种1200吨。XX年，承担实施了原州区“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三级体系建设”项目，在原州区流转土地8100亩、订单种植XX0亩，生产原种300吨、一级种薯5000吨，为当地三级种薯繁育起到了带头作用。XX年，在原州区中河乡中河村、丰堡村、高坡村流转土地4600亩，在彭堡镇闫堡村租用土地1000亩，自建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实验田及轮作倒茬用地;基地建设采用全程机械化作业，节水灌溉，病虫害防治，测土培肥等进行田间管理。XX年，在原州区中河乡流转土地8300亩建立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种植品种以青薯168、青薯9号、庄薯3号、宁薯12号等优良品种为主，全部实行标准化、机械化及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种植模式，建成了集全程机械化作业、起垄化种植、配方化施肥、节水化灌溉、规范化管理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基地，生产马铃薯鲜薯总产量达到3320万斤(折主粮664万斤)，平均亩产4000斤以上，粮食的商品率达到85%以上，优质专用良种覆盖率达到100%，机械化覆盖率达到100%。基地先后被国家、自治区确定为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观摩点，XX年被中国科协和财政部命名为“全国科普示范基地”，XX年，该基地被确定为原州区第一家供港蔬菜基地，也被确定为全国马铃薯产业大会观摩点之一，受到国内外专家一致肯定和好评。

3、开拓市场，助农增收。

为畅通马铃薯销售渠道，创建外销网络，XX年，根据市场需求，他带头成立了固原市马铃薯外运协会，发展会员148家(人)，其中，团体会员18家，经济人、种植大户130人;他多次前往国内外市场考察，陆续建起了马铃薯销售窗口，XX年，通过铁路、公路，向全国10多个城市、100多家市场，组织外运马铃薯鲜薯22万吨;XX年，向广西、福建供种3000吨，国内购销马铃薯外运马铃薯6000吨，出口德国4.5吨，马来西亚的58吨。如今，马铃薯产品已走出国门并远销马来西亚、中东、欧洲等国际市场，累计完成外销出口量7000余吨、实现创汇200多万美元。注册的“六盘山”牌马铃薯商标先后取得宁夏名牌产品证书和著名商标;XX年获得“绿色食品”证书,XX年获中国国际第十一届粮油博览会金奖。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艰辛的创业历程，使马生科变得更加成熟和老练;成功的收获，使六盘山区的农民得到了实惠，也使固原市马铃薯(农产品)外运协会名声大振。XX年，他被自治区粮食局评为全区订单农业“订单粮食先进个人”;XX年，被科技部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授予《民营科技发展贡献奖》;XX年，固原市人民政府授予“马铃薯销售大户”、被评选为“宁夏XX经济人物”;被宁夏回族自治区50大庆评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12月被评选为政协委员;XX年，被中国穆斯林协会评为“中国杰出穆斯林企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授予“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固原市人民政府授予 “产业发展带头人”、被农业部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大户”。面对荣誉，马生科没有骄傲，而是默默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事业中。

第五篇：山东种粮大户

文登市——界石镇张格庄村陈传国（粮食种植面积为1240亩）、侯家镇吴家滩村田新忠（粮食种植面积为780亩）、泽库镇泽库村侯爱涛（粮食种植面积为412亩）、宋村镇宋村村潘建民（粮食种植面积为423亩）。

平原县西杨村杨春安种了２７０亩小麦，２０１３年准备将种植面积扩大到７００亩，平原县５０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有１４０多个

高密市姜山镇山丰新村王翠芬种植面积达到３０００亩，其中种植小麦１５００亩。

临邑县翟家镇李庆民承包2100亩耕地、山东省种粮大户20强、德州市第二种粮大户

宁阳县葛石镇涧西村刘宝华（粮食种植面积为619亩）、八仙桥街道川寺村刘传臣（粮食种植面积为332.4亩）、泗店镇前辛村石茂红（粮食种植面积为310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