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谈《聊斋志异》

第一篇：莫言谈《聊斋志异》

莫言：读书其实是在读自己——从学习蒲松龄谈起

202_-04-16

莫言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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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我没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知道蒲松龄，童年时期读得最早的也是蒲松龄的小说。我大哥考上大学后，留给我很多书。其中一册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蒲松龄的小说《席方平》。尽管我当时读这种文言小说很吃力，但反复地看，意思也大概明白。这篇小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2_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这本书出来以后，有人说我是学习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看完后对我说，莫言，你是借这本小说向蒲老致敬。

《生死疲劳》一开始就写一个被冤杀的人，在地狱里遭受了各种酷刑后不屈服，在阎罗殿上，与阎王爷据理力争。此人生前修桥补路，乐善好施，但却遭到了土炮轰顶的悲惨下场。阎王爷当然不理睬他的申辩，强行送他脱胎转生，他先是被变成了一头驴，在人间生活了十几年后，又轮回成了一头牛，后来变成一头猪，一条狗，一只猴子，50年后，重新转生为一个大脑袋的婴儿。这个故事的框架就是从蒲松龄的《席方平》中学来的，我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

我小学五年级辍学参加农业生产，读完了村子里能借到的所有小说，童年时期的阅读，对我后来的创作非常有用，但可惜那个时候能借到的书太少了。每个村庄里都有一些特别健谈的人，像我的爷爷奶奶，他们讲述的故事，后来都成为了我的写作素材。所以有人说，几乎每个作家，都有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祖父或祖母。民间口头传说，是文学的源头。我小时候听到的很多故事都是讲妖魔鬼怪的，当我后来阅读了《聊斋志异》后，我发现书中的很多故事，我少年时曾经听老人们讲述过。这些故事到底是在《聊斋志异》之前还是之后呢？

我想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乡村的知识分子阅读《聊斋志异》，然后把文 言转化为口头语将故事流传下来，另一种是蒲先生把很多民间传说加工后写进了《聊斋志异》。

好作品缘自作家不彻底的状态

要理解蒲松龄的创作，首先要了解蒲松龄的身世。他的作品，一方面是在写人生，写社会，同时也是在写他自己。蒲松龄博闻强记，学问通达，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绝不是夸张。他的科举之路刚开始非常舒畅，县、府、道考试，连夺三个第一，高中秀才，但接下来就很不顺利了。那么大的学问，那么好的文章，就是考不中个举人。原因有考官的昏庸，也有他自己的运气。他怀才不遇，科场失意，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正因为这样，才使他与下层百姓有了更多的联系。他的痛苦、他的梦想、他的牢骚、他的抱负，都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彻底的。我们在读前人的作品时，往往能看到历史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局限性。对前人的局限性，我们大都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这种宽容里边似乎还包含着一种惋惜。我们潜意识里想：如果没有这种局限性，他们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但现在我想，我们这种对人的局限的否定态度，对于文学来说，也许并不一定正确。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没有局限的人，也许不该从事文学；作者的局限，也许是文学的幸事。

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嘲讽，另一方面也可以读出他对自己一生科场失意的感慨和婉惜，当然也可以读出他对金榜题名的向往。在蒲松龄笔下的很多故事里，主人公的结局都是科场得意。由此看来，他对科举制度还是有着很深的眷恋。

我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两句：“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如果蒲松龄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肯定也就没有《聊斋志异》了。从历史角度看，蒲松龄一生科场不得意其实是上天成就他。在淄博历史上，考中进士的人有数百个吧？但都没法跟蒲松龄相比。时至今日，蒲松龄不仅是淄博的骄傲，是山东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人类的骄傲。几百年前，有这么一个人写出了这样一部光辉的蓍作，他用他的想像力给我们在人世之外构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他用他的小说把人类和大自然建立了联系。

《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环保的作品，他提倡爱护生物。在几百年前，他用他的方式，让人认识到人类不要妄自尊大，在大自然中，人跟动物是平等的事实。小说里很多狐狸变的美女不但相貌超过人类，连智慧也超过人类；《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妇女解放的作品，那时妇女地位很低，在家庭中，女人就是生孩子机器和劳作的奴隶，但蒲松龄在小说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

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蒲先生对待妇女的态度也是一种不彻底的态度。一方面他写了很多自由解放的女性，对其充满了欣赏和赞美，但同时也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对他的限制。这种不彻底是时代的局限。作家的不彻底性为小说提供立体的层面，好的作品正是因为作家不彻底的状态，才具有了多义性和对人的深层次理解。当今社会，没有理由苛求作家具有某种鲜明的道德价值观念，当然也没有理由要求作家成为白璧无瑕的完人。作家当然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但无论多么严格的自律，也不可能白璧无瑕。另一层意思是，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是非标准，但在写作的时候应该相对模糊一点，不要在作品里那么爱憎分明。我们在判断事物的时候，都是站在自己立场来判断，很少有人站在多元角度上来判断。但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变化，很多在当初黑白分明的事件，会有另外的解读。

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读自己。读者阅读时，可以从一本书里读出自己最 喜欢的部分，因为他从这部分里读到了自己。作为读者的我们，跟作为社会中人的我们，有时候也不是一个人。我们读《红楼梦》，大多会同情林黛玉，鄙视薛宝钗，但如果我们为儿子选媳妇时，我们大概都会选薛宝钗吧。再如，当我们在评判目前教育现状的时候，我们都会义愤填膺地批评应试教育，我们都知道这种教育方式对孩子不利，但一旦开始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各种特长班时，大多数家长都很积极。这也是人的不彻底性的表现。

读书时的我们跟生活中我们是有一定区别的，文学与现实是有距离的。《聊斋志异》的流传不衰就说明了我们文学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在于他能够虚构出跟现实生活不一样的东西，它开阔了我们的思路，诱发了我们的想像力，在读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一同想像，一起虚构，也会使自己变得丰富多彩，也会潜移默化地使自己发生变化。

小说成功离不开细节描写

我向蒲松龄先生学习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塑造人物的功力。成功的作品中，都有让人难以忘却的典型形象。就像讲到鲁迅，我们就会想到阿Q一样，好的小说中肯定会有个性鲜明的人物。

我们写作时，往往会被故事吸引，忽略了写人。我们急于在小说里表达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忽略了人物自己的思想和声音。我最近的一部作品《蛙》，写之前，我就明确自己要写什么。在中国推行30年的计划生育，影响千家万户，影响几代人。如果我用小说的形式来写计划生育这件事，那还不如写报告文学，用真实数字和真实人物，来呈现事件的来龙去脉。写《蛙》，目的是写一个人物。这本书出版后，有记者采访我，问你为什么要写一个计划生育的敏感题材？我回答，我并不是写计划生育的小说，而是写一个妇科医生的一生。

小说的成功离不开细节描写。蒲松龄小说里就有可圈可点的范例。比如他写一条龙从天上掉落在打谷场上，没死，但动弹不了，这时有很多苍蝇飞过来，落在龙的身上。龙就把鳞片张开，很多苍蝇钻到鳞甲下边，龙突然阖上鳞片，把苍蝇都夹死在里面。这个故事发生的可能性很小，蒲先生也肯定没见过有龙从天上掉下，但他在细节方面描写的准确、传神，让我们仿佛看到龙在打谷场上用鳞甲消灭苍蝇，这个细节很有力量，让一件子虚乌有的事具有了真实感。蒲先生对细节的想象力叹为观止。因为他写的细节符合常识，是根据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可以想象到的。把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非常相信，让我们从中得到非常形象的阅读效果。

《阿纤》是《聊斋志异》里唯一写高密的一篇。里面写一个老鼠精非常漂亮，善良，善于理财，只是终生有一癖好——囤积粮食。蒲先生这一笔写得非常风趣，也非常有意味，这个细节就让我们最终不能忘记阿纤跟现实中的女人虽然表面没有差别但她是耗子变的事实。类似这种细节比比皆是，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符合我们这种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

关于小说写作，其实并没有特别奥秘之处。每一个作家构思小说的方式和习惯也都不一样。刚开始写小说，往往会犯一个毛病，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事件，很多人有非常曲折的经历，当他讲的时候非常生动传神，一旦写下来，就会索然无味。为什么？因为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语言方面的风格，没有熔铸出自己的语言来。

蒲松龄的小说五光十色，百味杂陈，充分调动了视觉嗅觉触觉。写作时调动自己各种各样的感受，甚至是第六感，发动自己的联想，运用大量比喻，这是写作的基本功。然后就是事件、人物和作家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作家的思想不能直接在作品里暴露出来，在作品里越隐蔽越好。而且，真正的思想性强的作品，并不一定能被当代的人所理解。那些人云亦云的思想，其实不值得写到小说里去。

蒲松龄是值得我们重读的作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主要原因就是其语言好。很多人说在当今社会，小说要死掉了，但我觉得小说不会死。语言带给人的美感是其他艺术无法代替的。一段好的语言可以让我们反复朗读，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言外之意，也就是意境。除了语言因素外，好的作品会有价值标准的多样性，丰满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所附带的历史信息，这些会随着时代发展，给后来的读者产生新的读解。

第二篇：诺奖莫言谈人生

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谈“人生”

莫言---【人的一生】0岁出场，10岁成长，20岁彷徨，30岁定向，40岁打拼，50岁回望，60岁告老，70岁搓麻将，80岁晒太阳，90岁躺床上，100岁挂墙上。生的伟大，死的凄凉，能牵手的时候，请别肩并肩，能拥抱的时候，请别手牵手，能相爱的时候，请别说分开。一生就这么短暂而已。你们都是凡人，没有必要“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做点实在的吧，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珍惜享受现在拥有的---你我呢？想一想，在单位，在家里争什么啊！

第三篇：莫言谈《红高粱》背后的故事（定稿）

莫言谈《红高粱》背后的故事

莫言谈《红高粱》背后的故事

山东卫视 澎湃新闻记者 丁立

202_-11-02 15:38

【编者按】

10月27日，电视剧《红高粱》登陆山东、东方、浙江北京四家卫视，开播以来收视飘红。10月18日，参加完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莫言接受制作方山东卫视的独家专访，这是他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以后首度接受访问开谈“红高粱”背后的故事。11月2日22：07山东卫视将播出《莫言眼中的“红高粱”》，澎湃新闻第一时间为读者送上文字可视版，今晚可以边读澎湃，边看节目，一起和莫言体验中国“红高粱”背后的故事。

以下为专访选摘：谈10月15日的文艺座谈会

莫言：13号下午的4点半我接到中国作协领导的电话，让我立刻回北京，15号上面有重要的会议。我又反复强调和山东台的节目说好很久了，而且往后推了好几次了，今天人家可是千军万马都汇聚一处。如果我不去他们把整个计划都颠覆了。但是后来作协领导说了这个会议的重要性，也谈到铁凝此刻还在维也纳，刚刚下飞机不到半小时，她恐怕也要立刻往回赶。我想没什么好说的了，立刻回来。

董姝（山东卫视主持人）：您当时在作家组？

莫言：一共72个代表，我是作家组的，作家组有22个代表。

董姝：总书记有没有跟您交流过什么？

莫言：他在整个讲话过程当中提到过我两次，后来在讲完以后，他跟每一个代表握手、寒暄。当然也跟我握手，也问到我一些创作的情况。

董姝：诺奖之后，您被封为中国文学界的标杆，您觉得现在您现在接地气吗？

莫言：应该说不如以前接地气了，因为我参加规格比较高的活动太多了。譬如经常在电视台里做节目，这个地方是不接地气的，这个地方接“电器”。

董姝：您现在成为很多人敬仰的很雄伟的一座“高山”。

莫言：高密没有山，高密最高的一座山，海拔5米。

“其实酒是不能炸鬼子的”

董姝：在《红高粱》当中，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悲惨、壮烈，您参军的时候没有经历过一点点枪林弹雨吗？

莫言：我参军是1976年，是和平年代。1977年、1978年边境战争我的一些战友参加了，我当时非常渴望能上战场，但是后来因为部队的工作性质我没有这种机会。当然军事训练还参加了一些，在新兵连里面有射击训练、投弹训练，有人认为我军事技术很差的。恰好相反，我在新兵连射击成绩是优秀的，10发子弹打了80多环。

董姝：谈到《红高粱》，要提到张艺谋导演的那部电影《红高粱》，这部电影其实拍完之后改变了很多主创人员的命运，像巩俐、姜文、张艺谋。您觉得您的生活有变化吗？

莫言：我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变化，尤其对我的创作心态没有影响。《红高粱》之后我知名度高了，对于出版可能更加便利一点。过去我没有名气，这部小说人家要这样、那样的修改。写了《红高粱》之后人家不让我修改了，我写什么样人家按什么样出。其它的变化我觉得一点没有，也是不对的，毕竟还是从《红高粱》拿了很多稿费，拿了稿费家里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宽裕。

董姝：当时导演怎么找到您的？

莫言：他最先找到了《红高粱》的责任编辑朱伟，就是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他说张艺谋想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我说没问题，后来约定时间，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BB机。

董姝：他在哪儿找的您呢？

莫言：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筒子楼里面，因为放暑假同学们都回去了，我是有一个中篇没有完成，急着要稿，我在那边加班。他当时光着膀子，赤着脚，提着一只断了带的鞋等等。我说他像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他说我像生产队的会计。一个会计和一个队长完全可以领导一个生产队，一见面产生一种信任感。我后来作为编剧之一也参加了这个剧本的之一。

我给他很多具体的帮助，种高粱这一年天特别旱，到了六七月高粱长得只有膝盖这么高，他们马上要急着开机，非常焦急，县里宣传部长是我大哥的同学，我也叫大哥，我找他帮忙。他找了县委书记，然后县委书记批了几吨化肥，当时化肥是很紧俏的物资，批了5吨化肥，张艺谋他们组织一帮人去追肥。

我给你讲一个很不雅的笑话，当年我们农民在高粱地里蹲着解手的时候被疯长的高粱戳着屁股。当时他们来了，我跟他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在高粱没有红的时候要拍，我说我写的红高粱，你拍成绿高粱。据他所知高粱红了以后高粱杆硬了，结果在高粱没有成熟，绿色的时候，风一吹有女人肢体柔软之感，他要拍柔软之感，我说你拍吧。

有一些关键性的细节，张艺谋问我能不能用高粱酒就像炸弹一样炸鬼子的汽车。我说据我所知可能性不大，我们把一桶酒甩在地上不可能起火，这个细节经不起推敲。我当年为我父亲用小壶撩酒开了以后，酒开了以后沸出来才会引燃，而且火是绿的，弄到手上看不到。但后来他还是把酒坛子向炮弹一样撒向敌人的汽车爆炸了，观众也没有追究这个细节是否真实。

谈母亲，泪流满面

董姝：说到高密，你觉得这片土地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莫言：这应该是成群结队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亲人，如我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哥哥、姐姐，还有我们的左邻右舍。

我大哥60年代考入大学，在我们东北乡也算是很轰动的事件。我们从小也很崇拜他，觉得他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光荣。当然也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他因为是修文科的，对文学比我们启蒙的要早的多，对我早期的写作给予很大的帮助。我二哥在农村被耽搁的人物，他的脑子也是很好用的，上学学习很好。

我姐姐的学习也很好，但是那时候家里重男轻女，当然不仅仅我家里，那个时候都是重男轻女，为了让我大哥、二哥，还有我，让我们弟兄三个上学，我姐姐上了两年学就拉回来。家里有十三口人。就我父亲一个劳力，我姐姐回来帮着我父亲干活，等于她做出了牺牲。

董姝：母亲在您心里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莫言：我觉得我母亲是最普通的中国北方的一位母亲，一辈子不容易，饱经了人世的苦难。她特别的善良，她确实是我们左邻右舍里面都非常尊敬的一个女性。村子里面很多人家要结婚，那时候农村妇女要开脸，开脸就是用两根线把新娘子脸上的汗毛铰去。这时候需要找一个人品端正，子女成群，家里面上有公婆，下有孩子的一个人。

莫言：我牢记着我母亲给人家新娘子开脸回来那样一种表情，那样一种幸福感。总之她是很善良的人，一辈子从没跟任何人吵过架，没跟村子里任何女性吵架。

莫言：我母亲实际上她的一生，也是非常不容易。她四岁的时候，我的外婆去世了。

管谟芬（莫言姐姐）：俺母亲，她累大（受累多）。那时候俺那盘大磨还在老屋里，就在那里推磨，起早贪黑的。

管谟贤（莫言大哥）：磨呢，那时候没有电，又没有机器，就是人工推磨，我母亲瘦的只有60斤。满嘴满牙上都是那个黑野菜，野菜渣滓。推着推着就昏倒了。

管谟贤：心口痛，胃病其实就是。反正一直没好过。后来年纪大了就是气喘，肺心病。刚刚过上好日子，我母亲去世了。

莫言：小时候我特别孝顺她，赚了钱以后想着首先应该给母亲，买一点特别好吃的东西。（泪流满面）抱歉，努力控制没控制住。

人生几个阶段：煤炭、字典、狼牙山的石头、奖杯

董姝：大哥（管谟贤）用几个物件概括了您人生的几个主要阶段。第一个是一块煤炭，这是为什么？

莫言：我在《蛙》这部小说描写一群孩子吃煤块的事情。1963年、1964年之后了，学校拉了一车煤，煤里面带着松香的，也是半是恶作剧，也是半认真，大家吃煤，煤不可能好吃，但是我们当时真吃过。饥饿始终是一个问题，后来在农村到了1965年情况好转了，那时候也是半饥半饱的状态，就是跟饥饿有关。

董姝：第二个人生主要阶段代表物件是一本字典。

莫言：字典我前面讲过，在村里没书可读翻的字典。

董姝：这是小时候的事？

莫言：小学辍学之后，村子里的书看完了，无书可读就拿着本字典翻来翻去，也是一种自学。创作总认识几个汉字，小学五年级学的汉字对创作来讲远远不够。只有阅读，阅读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字查一下字典，等于弥补了这种学校的知识不足。

董姝：还有一个是两块狼牙山的石头。

莫言：我在保定满城县的地方当兵，离狼牙山比较近。那时候我开始文学创作。保定市当时有一个刊物叫《莲池》，往《莲池》投稿，终于有一天收到《莲池》编辑部的一封信，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

董姝：再到最后一个奖杯。

莫言：他讲的应该是诺贝尔奖杯，诺贝尔没奖杯，就是一个奖章。

董姝：我们导演在今天访谈开始之前提醒我说，曾经有两个人预言过你会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大江健三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发小，他在202_年的时候过世了。

莫言：张世家。大江先生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当中提到我的名字，后来他来到中国多次，在访问的时候做演讲，私下谈话都说过我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他确实是我海外的知音，也是我创作的老师，也是同行，当然也是长辈，他比我大20岁。

另外一个我们都是东北乡人，《红高粱》孙家口伏击战就是发生在他村庄里面的。

后来在1973年我们到了公社驻地的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这时候成了朋友。他曾经确实说过我有可能做过诺贝尔奖，他在这方面也做过鼓励。

电视剧《红高粱》：本来就想搞颠覆

董姝：在挑选演员上你知道要选周迅这事吗？

莫言：大概去年我们也在讲过几个女演员的人选，当然有周迅，我认为很好的。《红高粱》电视剧千万不要再复制一个电影的巩俐。找巩俐那样气质的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反差越大越好，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这样才让观众有兴奋点，有比较，也对演电视剧的演员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我想她（周迅）会塑造出崭新的九儿特质。一个巩俐式的演员演绎了一个九儿，周迅肯定会演绎出周迅版的九儿，同样所谓的一种豪放、敢爱敢放，由于演员个人气质的不同，这样新的演绎就会变的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董姝：九儿牺牲掉小我，成全了大我，就是成全了余占鳌他们。对这样的结局改编满意吗？

莫言：比较好，我现在想不出一个更恰当结尾的方法。一部长篇电视剧结尾让有人回肠荡气的感觉，这个结尾还蛮好的。

董姝：但是在小说当中我奶奶九儿是在送东西的路上被射死的，好像那个结尾相比较这个有点冷清？

莫言：应该是两种结尾方式，电影的结尾是在九儿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家给打死了，她没有准备。这个结尾主动，她要舍身救他人，舍身取义，是一种主动的行为。

董姝：所以《红高粱》里面每个人物觉得很鲜活、很真实。《红高粱》手稿据说在特殊的纸上完成的？

莫言：《红高粱》最早有一个很小的本子，我原来在总参三部系统合作，报务员有训练用的纸本子，纸的质量很差，我拿了几本，先是用圆珠笔快速写，然后找比较标准的方格纸，就是稿纸写着潦草的字体，一边抄一边写。

董姝：最初的手稿在哪里？

莫言：作为引火草生了炉子。但是原稿后来还是找到了，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我跟他们主编说了一下要回来了。第二部《高粱酒》、《高粱殡》《奇死》、《狗道》有的在解放军文艺社，有的在十月杂志社，我想永远找不着了。

董姝：可是最初你写在电报本上的手稿保存下来多好，干吗烧掉它？

莫言：我没有想到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价值。

董姝：没有，留到现在很值钱的。

莫言：那时候确实谁也没想到我们这样的小作家的手稿将来可能能卖钱，所以人还是缺少远见、先见。

董姝：有没有烧掉自己觉得比较惋惜的作品？

莫言：确实有一部还比较惋惜的。1990年的时候在高密南关的房子里面大概住了40多天，期间一部小说叫“革命样板”，文革期间有一部样板戏《沙家浜》。

莫言：我当时我把沙家浜解构了一下，用武侠小说的笔法重新讲述了一遍《沙家浜》的故事。所以戏里面的人物郭建光、阿庆嫂都变成了武林高手。比如郭建光可以脚踩荷叶在湖泊上奔跑，阿庆嫂善使迷药，经常给鬼子他们下毒了。大概写了4.5万字的一个小说手稿，后来投到广东省的一家大型文学刊物，他们看了以后觉得很好玩，但是又感觉到不合时宜给我退出来了。我正好住在南关的房子里面，冬天需要自家生炉子，每次生炉子需要引，把煤点燃的时候下面要用引火纸，每次烧两张，就把它烧掉了。

董姝：郑晓龙导演曾说，这么短的时间完成电视剧《红高粱》，是一个奇迹。

莫言：当时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么紧张。他们当时趁着高粱还没有枯黄的时候要开机，我说首先剧本完成不了，这么多演员。而且像郑晓龙、周迅有名的演员、大导演他们本身都有自己的档期。怎么样把这帮人粘合到一块确实不容易。

董姝：电视剧《红高粱》和小说当中还是有很大的转变的。

莫言：这是必须的。我带两个女儿搞大纲的时候，也想到这样一种颠覆性的改编。电视剧必须围绕九儿展开，不可能围绕余占鳌改编。

另外我特别强调一定要把原著当中的县长，当时叫曹梦九，现在叫朱豪三，要把这个人物变成跟九儿跟余占鳌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人物。因为他的故事非常丰富，而且他跟九儿这样的关系。

董姝：为什么这么喜欢朱豪三？

莫言：在我小说里就叫曹梦九，这是一个真实人物、真实名字，在抗战前期高密县长就叫曹梦九，他当时是韩复榘的一个部下，也是他的得力战将，而且高密也留下很多传说的故事。关于他来了以后提倡孝道，提倡兴办教育、禁赌，剿匪等等很多传奇故事。当然后来顾忌到曹氏万一有后人表达他们不满，假如我们剧里面有对他不敬的地方，写的不太好的地方，万一曹梦九有有后代儿孙找我们很麻烦，所以改一个名字也是完全正确的。

董姝：余占鳌是您的三爷爷？

莫言：我们姓管，余占鳌确实有我三爷爷身上的影子，也是很多人物的合成，从张三身上拿一个细节，从李四身上拿一个细节，从王五身上再拿一个细节，最后混合成小说里面的形象。

董姝：莫言出名后，曾经和大江健三郎、杨振宁都有过对话。您是更在意圈外人的评价，还是更在意同行的评价呢。

莫言：我想对圈内、圈外的人评价都很重视，因为圈里面评价，他是内行，可能从艺术的角度。圈外人的评价可能从更广泛的角度，可能对人评价的角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圈里和圈外对我的评价都不太理睬。一个作家写了30多年，马上快60岁，我应该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也在不断地反思，我已经做了什么。我也知道我将来还应该做什么。这个时候任何的外部评价，不管正面，还是负面，基本对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会按照我自己设定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第四篇：《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读后感

--------女权意识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读后感。有传奇、志怪、轶事等，诸体兼备，为中国文言小说集大成之作。内容十分广泛，多谈狐、魔、花、妖，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

书中写的是一个花妖鬼狐的世界，既有对如漆墨黑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怀才不遇、仕途难攀的不平；既有对贪宫污吏狼狈为奸的鞭笞，又有对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平民的称赞；而数量最多、质量上乘、写得最美最动人的是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爱情的篇章。

《聊斋》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蒲松龄对女性生存状态充满了关注和焦虑,源自他个人的情爱生活,更源于他得时代风气之先。在《聊斋》中躁动着的女权意识不仅引领了清代小说对女性的关切同情,而且提供了一个文学个案,使我们了解女权意识是如何在17世纪的中国悄然萌生的,因此它更具人类学上的意义。

许多《聊斋》研究专家早就指出,《聊斋》故事中大多数女性鬼狐极为善良可亲,它们不仅不害人,而且还热情地帮助人,这与过去的志怪传奇小说有着绝大的不同。但是,这是否是《聊斋》情爱故事的最显著特点呢。其实,《聊斋》情爱故事的更大特点是女主人公们的在婚恋中大抵是主动者,此类故事大部分亦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也可看出蒲松龄的主观意图和情感偏向。在“家世的利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主宰着青年婚嫁的年代中,如果说蒲松龄笔下的鬼狐如婴宁,聂小倩,小谢,白秋练等,可以不受人间礼法的羁绊,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么,世俗女子在婚姻大事上的主动热情,则非有超人的勇气不可,而类似的离经叛道式的自由择偶,在《聊斋》中却比比皆是，读后感《《聊斋志异》----读后感》。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侠女,遇到穷得无力娶妻,但又乐于助人的顾生时,“嫣然而笑”,与之交欢生子,为顾生“延一线之续”;菱角听了胡大成“我为若婿,好否”的要求时,“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属焉”,还主动关照胡,只要托其父的好友来提亲则“无不谐”;劭女,细柳,绿娥,五可等姑娘都是自己选择夫婿,“诸家问名,皆不愿”,“翻复遴选,十无一当”,搞得父母也失掉了耐性:“天下迄无良匹,汝将以丫角老耶”胭脂在家门口邂逅了“白服裙帽,丰采甚都”的鄂生,马上“意动,秋波萦转之”,鄂生走远了,还脉脉含情地“凝眺”……,她们大多也都是凭着自己的主动,找到了终身幸福。

不仅如此,《聊斋》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在婚后也大都是家庭的主宰.红玉,小二,青梅,细柳,鸦头,白秋练等人,或“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或“以刺绣作业,……经济皆自任之”,或“晨兴夜寐,经济弥勤”,或“为人灵巧,善居积,经济过于男子”,将家政经理得井井有条;方氏,辛十四娘,成名妻等人,在家庭遭受重大变故时,显得比丈夫更冷静,更有主见,指挥若定,化险为夷;《夜叉国》里的女夜叉“母女皆男儿装”,辅佐儿子,丈夫征战,“奇勋半出于闺门”;《仙人岛》中的芳云闺房中“牙签满架,靡书不有”,博学多才,劝自诩为“中原才子”的丈夫王勉“从此不作诗,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惭,遂绝笔”;《颜氏》中的丈夫因考不上秀才而悲泣,妻子女扮男装应试,中举及第,当上御史,退归田里后,将官衔让给丈夫承当；《书痴》中的郎玉柱在琴棋乃至枕席之事都得接受颜氏的训练；《黄英》中的马子才自名清高,娶了卖菊而富的黄英,偏偏又不愿沾妻子的光,把妻子家的东西送回去,遭到黄英的戏谑:“陈仲子毋乃劳乎”“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遂无言以对,不好再装腔作势。通过这类故事,蒲松龄明白告诉我们,在不少家庭中男子已无形中退居为配角。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强化,最极端的例子是《大人》,《农妇》,《乔女》,《仇大娘》,《张氏妇》,《小二》等,这批女性在精神智慧甚至体力上构成了家庭中的强者,而男性在故事中则几乎完全淡化为女性的附庸。不过这类故事为数不多,显见不是蒲松龄关注的焦点,因此无须过多讨论。

《聊斋》中更有意味的是大量的“悍妇”的故事。蒲松龄对凌辱丈夫,虐待公婆的悍妇是深恶痛绝的,这既因为他青年时代就遭受悍泼的嫂嫂欺凌,从而第一次领略了人生的苦涩和艰辛,也与他接受的教育有关,因而《聊斋》中的悍妇大多是被惩治的对象。这似乎是一种封建礼教本位的立场,但值得注意的倒不是蒲松龄对悍妇的厌恶之情,而是他对悍妇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无奈。

不仅《聊斋》中写了二十多个悍妇,在他的诗文杂著俚曲中悍妇的身影也所在多有。如《禳妒咒》说明朝的名将戚继光在家时“他奶奶说跪着,他还不敢站着哩”,《〈妙音经〉续言》更谓:“床上夜叉坐,任金刚亦须低眉;釜底毒烟生,即铁汉无能强项……妇倡夫随,翻欲起周婆制礼”,《〈怕婆经〉疏》:“阳纲不竞,遂而阴寇相尤;雌教成风,醋河失岸”。再联系清初其他小说戏曲——如褚人获《坚瓠集》,西周生《醒世姻缘传》,曹去晶《姑妄言》,李渔《风筝误》等——中普遍存在的悍妇故事,那么,完全可以说蒲松龄思考的不仅是悍妇产生之因,他还透过悍妇现象道出了男性的集体酸辛尴尬,不过,《聊斋》有时认为悍妇比贤妇更有价值,《云萝公主》中的侯氏,对付谁都管不了的嗜赌丈夫,是“每出限以晷刻,过期则诟厉不与饮食”,甚至是刀砍,使丈夫“改行为善”。蒲松龄为之感叹:“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另一篇不起眼的游戏式故事《狐联》,说的是一对“颜色双绝”的狐女挑逗自称“生平不敢二色”的焦生,狐女调侃焦生:“君髯如戟,何无丈夫气”“无丈夫气”,即男性的雌化,可以说是蒲松龄对男性的评价,也是《聊斋》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男性的强悍伟岸与女性的娇弱细柔间的对应,在人类社会中曾经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而在《聊斋》中却来了一次大颠倒。性别倒错的描写,实质隐含着蒲松龄对女性的正视,在文学史上这是破天荒的。

西方近数十年来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正是站在重新审视人类文化的高度上,试图否定曾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男权文化,张扬妇女解放,提出女性应与男性分庭抗礼的思想.可问题的关键是,女权意识,女权思想既不是在一个早晨突然降临的,也并非仅出现于西方,其明朗化和自觉化历经相当长历史阶段的酝酿,积累和衍化.如果忽视了这一渐进的过程,我们对女权意识的认识,可能就是被扭曲了的.而《聊斋》中情爱故事的价值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文学上的个案,让我们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了解女权意识在17世纪的中国是如何悄然地躁动萌生的.柏庄小学李美玉

第五篇：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读后感

高二（6）班张 裕 彤

“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聊斋志异》是有“中国短篇小说之王”之称的蒲松龄的代表作。他出身没落地主家庭，一生热衷科举，却始终不得志，71岁时才破例补为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感触。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多数作品都是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

我印象最深的是《促织》。文章大意是：成名多次考试不中，于是去搜罗良种的蟋蟀。但他经常无法完成任务，因此屡遭毒打。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抓到了一只强健的蟋蟀，却被儿子不小心弄死。儿子因而畏罪投井。后来，成名又捕到了一只善斗的蟋蟀，于是“上大嘉悦”，使他当上了举人。

这篇文章不止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强烈批判了科举制度，还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

除了抨击科举制度，《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故事都是非现实的幻想爱情故事，如《连城》、《婴宁》等。这些故事都表现了作者的爱情观：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婚姻制度等。

如今《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虽已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但只有原作才能表达出作者的想法。最后，用王士祯的诗来总结蒲松龄：“姑妄言之故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