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寻访抗战老兵 留下历史记忆
寻访抗战老兵 留下历史记忆
——淮师传媒学院赴轮窑村传播红色精神
7月10日至12日,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红色记忆,寻访践行”志愿行动启动,团队来到淮安市轮窑村,对抗战老兵乔国柱进行采访和慰问,针对其抗战经历拍摄纪录片,并组织红色精神宣讲活动,对红色精神进行保存和传承。
志愿者们手捧鲜花和慰问品来到老人的家,立刻让这个安静的村庄热闹了起来。现年88岁的乔国柱老人16岁从军,加入陈毅部队,期间参加过数次大大小小战役,右手臂上的炮弹疤痕现在还清晰可见。
倾听红色往事 留住历史记忆
正如全国各地其他抗战老兵一样,乔国柱老人虽然思维清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语言表述能力越来越不好,能听到他们故事的人越来越少。此次,志愿者们利用自身专业优势,选择了用文字和纪录片的方式,将乔国柱老人的历史记忆留存,让红色故事代代相传。
老人家在镜头前并不拘束,提及抗战,情绪很是激动,他为志愿者们展示那枚代表荣耀的纪念章,用并不流畅的语句描述那个炮火连天的时代,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第一次上战场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与敌人对战时,以千抵万的战斗激情;肩扛重机炮行军时,咬牙坚持了耐力。说到动情处,老人轻轻的唱起了国歌,志愿者们渐渐的加入到歌声中,村子在响亮的国歌声中显得更加祥和。
镜头忠实的记录下了老人对当年历史的记忆,也记录下了乔国柱老人珍贵的红色精神。
传承红色精神 履行志愿义务
“从今天起,我自愿成为关爱老兵志愿者·······”作为抗战老兵志愿者,大学生们在乔国柱老人的带领下进行了宣誓。然而对于老兵,要做的不仅仅是关心和爱护,对他们的经历也不仅仅停留在保存上,而应当把他们的精神传播传承下去。
作为红色精神的传承者,志愿者们为村里带来了一场图文并茂的红色精神宣讲,将抗战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把历史故事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下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年迈的老兵、青春的大学生、天真的孩子,构成了一条红色精神的传承链。
抗战胜利70周年,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大学生应当肩负历史责任,不忘历史使命,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张洁)
第二篇:《寻访抗战老兵》演讲稿
他们等不起,我怕来不及
顾园园
2015年9月3日,首都北京,胜利日大阅兵。由300名抗战老兵组成的第一方阵缓缓经过天安门。嘹亮的军歌,花白的头发,道道深刻的皱纹,抬手!敬礼!他们给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感动,还有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民族记忆。
这样的老兵,在过去的4个多月里我采访了70位。我的家乡宿迁是全国十九大革命根据地之一,这片土地上曾走出去许许多多英雄儿女。70年过去了,他们大多已经不在,为了追寻英雄的足迹、重走英雄路,我们在今年5月策划了“不能忘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报道,走访70位健在的宿迁抗战老兵。
采访过程中,我脑中的那根弦始终绷得紧紧的,因为老兵们大多已经90多岁,身体都不太好,他们的人数每天都在变,每天都在减少。5月6日我采访到1位96岁的抗战老兵,见面时,他躺在床上,耳朵完全聋了,我用了最大的音量搭上手舞足蹈的比划与他沟通了一个多小时,结果一无所获,老人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天,我对自己说,算了吧,过几天我再来看他,也许过几天他的状况会好些。结果,四天后老人家属打来电话说老人走了,我匆匆赶过去只来得及在他的葬礼上看一眼他的遗像。那天我心里充满悔恨,因为那一刻我才明白,这些老人已经等了70年了,每一天他们都在辛苦地与生命抗争。他们等不起!我真的怕来不及……
通过走访,我才知道,就在宿迁这座小城还生活着1000余名抗战老兵,他们都享受民政上给予的抗战老兵待遇,但他们很少提过去,更多的只是对如今平静生活的珍惜,和对信仰的不放弃。
老兵张道干,打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争结束后他带着一身伤回到家乡,妻子已经去世,没有子女,他就一人守着过去的家生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字不识几个,年届九旬的老兵,念念不忘的却是找回自己丢失了70年的党员身份。原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张道干所在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他的党员关系因此丢失了。采访中,我问老人:“党员身份就那么重要吗?”张道干没有停顿,甚至是有些着急地说:“没了党员身份就意味着我失去组织了,没有向导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党员身份!”。带着这份信念,张道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次次地外出寻找当初的证明人,期间他被骗过,在外地迷路过,但他始终不放弃。最终,因为我们的报道他被关注了,上了央视《等着我》节目,找到了当年的入党证明人之一杨美田。在现场,张道干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3块珍藏了70年的银元交给杨美田,那一刻,老人流着泪说:“终于,有地方收我的党费了!”。老兵郭孝云,原籍安徽,十几岁背井离乡,仗打完了,他带着军功章回家,父母却都已不在了。“我离开家那一天,父母颤颤巍巍地挥着手,叮嘱我早点回来。我不敢回头看,后来却再也没能见到他们。我多后悔没多看一眼。”采访时老人说起这段过去像个孩子一般嚎啕大哭。他的子女说父亲落户宿迁以后再没回过故乡,只是每年过年时会朝着家的方向磕头。
人生有多少“对不起”,在时间面前变成了“来不及”。郭孝云如此,那许许多多因抗战他们与家人一别成了诀别的老兵们亦如此。
然而,老兵不脆弱!老兵是什么?老兵是守卫我中华民族那一堵坚不可摧的长城!
老兵曹瑞宝在战争中失去右手、右眼,返乡后他自力更生凭着残躯养活一家人,如今依然乐观地生活着。面对记者的镜头,他铿锵有力地说:“要是小鬼子还敢来,我还能上阵杀敌!”。
老兵严翠爱,在20岁时被炮弹炸掉了下巴,此后的70年,他只能吃流食,喝水必须仰着头喝……然而,他至今不悔当初上了战场
不渲染,不夸张,采访中,我们用最朴实的镜头语言记录老兵的肖像。他们就坐在那里,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带着时光的仆仆风尘,本身已经足够有力量。
我们的报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有社会团体给老兵们送去慰问金、慰问品;还有学校邀请老兵们去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张道干、郭孝云上了央视的节目;我们的版面还获得了全国大奖。
9月3日,我们举办了“致敬老兵”摄影展。摄影展当天,我们邀请了部分抗战老兵来参观,参观结束后,老兵陈建安感慨地说:“我们不会忘记战争,更不会忘记大家对我们的认同和关注。”这也是我们采访了这么多老兵深切感知的一句话。
4个月,我和我的同事们全力以赴,顶着酷暑冒着风雨,奔波三千多公里,记录下这70张面孔,70个抗战故事。老兵不曾死去,却在无声凋零,他们等得太久,已经等不起,我们再不行动,就真的来不及了,我们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老兵、关爱老兵,让年轻一代记住他们的脸,抚慰他们的心。
第三篇:抗战老兵
关于抗战老兵的调查及思考
——以援越抗美老兵为例
摘要:抗战老兵是历史的见证人,是活着的纪念碑。寻找抗战老兵是对历史的铭记,寻找抗战老兵也是对战争精神的一种继承与传播。他们一心立志报国,把国家战的胜利看得比自身的安危更重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话深深地刻在每一个老兵的脑海里,印在每一位战士的心中。
关键字:誓死卫国;一视同仁;爱国情怀。
前言
实践时间:2015年2月16日
时间地点: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
实践人员: 编导1431班 文飞兰 余纯纯 李淑媛 申小洁 邓子翔
实践内容:寻找抗战老兵,寻找活着的纪念碑。
实践方式:采访
一、老兵叙述当年中越关系
(一)采访援越抗美老兵,老兵热情接待
走访各家后找到了一位78岁高龄的老兵,当我谈及要同他做采访时,他一口答应了我的请求,随后便呵呵呵地大笑起来,十分的开心。他叫陈长根,出生于1937年1月20日,汉族,湖南常德人,家住农村,老伴刚去世不久,我们小聊了一会后便进入了正题。说起抗美援越的事迹,老兵便与我侃侃而谈了起来。
(二)老兵谈及中越关系,神情严肃。
据老兵回忆,当时中越关系十分密切,中国和越南是山水相连的邻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越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有了进一步发展。”新中国一诞生,就把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作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50年初,越南的抗法战争正处在困难之际,毛泽东主席决定向越南提供全面无私的援助。
二、老兵讲述从军作战经历
(一)战前学习,几次转移。
老兵说他1959年十月在安乡报名入伍,十一月步行至阳县,在常德县学习中央文件和党的精神指导,后来他换上了部队的军装,两月后便前往长沙军分区参加入伍培训,培训一星期后又转到福建新兵团培训,在新兵团接受二次体检,并且在那学习军事科目,有时候会集体参加生产劳动(比如种植橡胶)。入伍培训结束后,他又进入到福建师部广州军区63师接受新兵训练,后被分配到627团2营4连3班当炮手,一年后成为二炮手,再后来他又当上了侦察兵。老兵一边点头一边慢慢地回忆着,一脸的认真,这更能说明老兵身为一名战士的自豪和骄傲。
(二)炮轰金门,开启作战生涯。
我询问老兵说:那您是什么时候去越南帮助越军的呢?老兵连忙说道:“这个不急,等我一一讲给你听。”我点头回应,他便接着说道;“当时是1964年,我回家探亲,在那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5年我们团队便转到了台湾,当时是中共交战,上级下命令炮击金门,誓死保卫厦门。在年底我们又转战广西,在广西凭祥市待命。就在1966年,中央下命令11月去越南与美作战。当时情况很紧急,我们换上越南军服,秘密出国支援越南。
我又问道;越南人民都应该很激动吧? “那是当然,接待我们的越南百姓都热情似火,给我们送吃送喝,那可谓中越一家亲呀!”老兵回应道。
(三)驻扎越南北江,敌方偷袭失败。
老兵说:“那是我是炮手,在北江团队改名为8255部队,我是54分队。我们是炮兵,为了更好地射击敌人,为了不殃及百姓住房,我们通常把部队驻扎在山上,山底便是越南后勤部(也就是求助伤员、处理尸体的部队)。当时我们整个部队都节约用水,早上洗脸的水留着晚上洗脚,当时在山顶上,山上用水都得去山下挑,生活十分艰苦,环境恶劣。我记得到了夏季,有一天轮到我值班,正午时整个部队都在休息,我一人在外站岗。当时气温达到40摄氏度,山上石烟滚滚,太阳光十分强烈,再加上气温又高,所以眼睛都不能贴近望远镜,一靠近便会有种被火灼烧的感觉。在山顶上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被分为叫做1、2、的、4、号,平日里2号(东)和1号(北)是上级指定观测的重点,当时我想到这是上级的指示,并且责任重大,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就在这时,2号(东)的山区间出现了浓烟,于是我立即拿望远镜对准东面观察,果然不出我所料,浓烟有所移动,后来我仔细一看在远处的山区的河面上出现了一架飞机,随后我拉响了警报,我锁定了敌方进攻的方向,接着全团紧急就位。飞机从湖面上飞来,高炮和机枪都不能向他射击,因为飞机离地面太低,如果攻击它地上的居民都会跟着遭殃。我记得当时一个团的兵力驻扎在此,飞机没有直接向我们出击,而是冲向了我们身后的大海,在海面高空中旋转一圈后便快速向我们进攻。于是我们立即转过身去应战,飞机迎面而来,这时的飞机飞的很高是射击的最佳时机,当时我是一名侦察兵,负责测距离,我们把距离锁定在2.8公里处开炮,但是由于阵地上硝烟太重,而且太阳太大,让飞机侥幸逃脱了。我至今仍记得敌方的飞机型号是RF-5C侦察机,在这次事件中我荣获了三等功。”
我听到这里便问道:立下三等功您一定特别开心吧? 老兵笑了笑说到:“能有多开心?当时就是觉得大好时机飞机却没打下来,太遗憾了!”
(四)敌方狡诈,我方顽强抗战。
“在我脑海里犹记得两件死伤惨重的事件,一件是在越南外素保卫越南铁路桥,当时我们部队组成了火力点,有四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高射机枪,我是第二防线,使用的是37炮,第三道防线是58炮,第四道防线是100炮。)后来飞机往我方飞来,在第一防线处扔下了几颗炸弹后狡猾逃跑。高射机枪连死伤无数,后三道防线因为距离不到位无法射击,我们都束手无策。此事件过后,我方军队调整方案,在外素山顶成立了一个假阵地,我们在阵地四周斜插上许多竹竿,用铁片包裹住竹竿口点上蚊香成大炮,并且安排我连的副班长去假阵地上扔手榴弹虚张声势。而真阵地上却伪装严密,四处都铺满树枝杂草,并且个个士兵身上都披上树皮麻草。到了晚上我们便走到山下的后勤部队站岗,记得但是风特别的大,弄得人心惶惶的。第二件是607团一营第一次打了胜战,随后上级就命令他们立即转移,可是他们不听指挥执意认为那个地方很适合埋伏,因为一营的侦察兵一般都埋伏在那里的树上,后来敌方再次攻击,把那个地方的一营所有侦察兵都炸死,一个活口都没留。又因为侦察班离高炮班有一段距离,所以当侦察班全军覆没的时候,后方高炮班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方炸弹威力强大,一颗炸下来三辆汽车都填不满那个坑。那个时候越南军队没有我国军队那样现代化,他们没有无线电而我国有,发现敌方都以砍树为准,敌人从哪个方向来,他们就砍哪个方向的树。”老兵一口气说了很多,最后拿出了他所有从军所获得的荣誉证书,从他脸上激动的神情可以看出当时战争情景都还历历在目,他为祖国感到骄傲,为自己感到自豪!
(五)班师回朝
我听了这么多就急着问到:那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那些士兵的遗体都运回国了吗?老兵听了后就激动地说:“我们是1966年回的国,回国前我们都去了战场辞行,只见战场上横尸遍野,血流成河,血腥味非常的刺鼻。后来我国战士的遗体都被葬在了越南的烈士纪念塔下。回国后我们又参加了几年生产劳动,当时正值文革,我直到1968年3月才正式退伍。”
三、结束语
(一)老兵退伍的感言:
我当了九年的兵,退伍后国家给我每月350元的抚恤金,并且每年都会有一封慰问信。这点钱在现在这个社会根本不算什么,一分钱一分荣耀,我要的不是国家的钱,国家就是给我一分钱我也接受,但是我要的只是一个名分。同样的兵同样的从军历史得到的抚恤金却不一样,这对我来说不是钱的问题,是荣誉的问题,国家就应该一视同仁。当时誓死卫国的我现在也会永远一颗赤胆忠心向祖国,因为这是战争精神,是每个士兵的一种爱国情怀的体现。
(二)我的感受和建议:
经过这次的采访我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我也只是听他说,只能想象到当时战争的情景,当时我看不到的是那些为国捐躯的士兵的心思,那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情感可以让人放弃自己的生命,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爱国情怀。我很自豪的是我的祖国是一个善良而又高尚的国家,无私地援助越南。但是,中国以巨大的牺牲帮助越共在一九七五年实现一统江山的野心,而讽刺的是四年后当年的生死战友却兵戎相见,不少当年援越的军人再次进军越南。这次不是打”美帝”,而是教训”忘恩负义”的越南小兄弟。当年风靡一时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 》对此就有过生动的描写:“敌人丢弃的阵地上,到处是成箱的弹药和横七竖八的枪枝,而且全是中国制造...大米倒不少,一麻袋一麻袋的,麻袋上全印着‘中国粮’的字样。”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中国的善良最后换来的却是越南的背叛,对此我也深表痛心!
现在中国的很多老兵都找寻不到了,有时候还要从外国人的口中听我们中国的历史,抗战老兵是活生生的纪念碑,我希望国家以及政府能够重视抗战老兵的晚年生活,他们不是历史的弃儿,而是国家的功臣。在此,我向所有的抗战老兵致敬。
第四篇:抗战老兵先进事迹材料:永不磨灭的记忆
抗战老兵先进事迹材料:永不磨灭的记忆
抗战老兵先进事迹材料:永不磨灭的记忆
核心提示
他16岁参加鲁南抗日部队,从此走进枪林弹雨之中;17岁经历“鲁南事变”,浴血奋战数日才突出重围;19岁调入军工厂,制造、改进地雷、手榴弹„„他就是今年已92岁高龄的抗日老战士黄xx。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走近这位抗战老战士,走进他记忆里的炮火硝烟之中。
不愿偷生赴国难
在山东省临沂市西南25公里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发生过“鲁南事变”的小县城——苍山县(现改名兰陵县)。这里是抗日老战士黄xx的家乡。
1924年2月,黄xx出生在苍山县的一个农家。家里只有两间草屋和几亩靠天收的山坡地,由于家里穷,他到了上学年龄却不能走进校门。7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和一个哥哥艰难度日。8岁时,他得了一种在当时很难治的黑热病。由于脾脏肿大压迫腹腔,他连路都走不成,母亲背着他四处求医,但均无疗效。
眼瞅着他的病情越来越重,母亲找到了“神婆”。有两个村子的“神婆”都说,这孩子活不成了。再后来,路过村子的一个八路军卫生员告诉他母亲一个治病方子。母亲按照方子把用醋泡过的乌鸡蛋蛋清和罗面时散落的飞面掺和在一起,贴到他的脑门上,没想到贴了几次他的病情居然好了起来。
1940年初,日寇的铁蹄踏进沂蒙山区。每一次鬼子进山扫荡,全村人都跑出去躲避。可有一次乡亲们没有来得及撤离,黄xx亲眼见到鬼子在村里烧杀抢掠。“抓鸡赶猪抢女人,我家的两间草房也被烧了。”黄xx说,“鬼子杀人比杀鸡还容易。我想,与其这样等着被鬼子杀害,还不如参加队伍跟鬼子干!”
1940年10月的一天,八路军山东鲁南军区司令部驻扎村里,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黄xx第一个报名参军。
浴血奋战突重围
走进部队,也意味着走进了枪林弹雨之中。黄xx至今还记得当年那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
那是1941年的农历正月初一,黄xx和战友们刚围坐在一起准备吃饺子,村头突然响起急促的枪声。“鬼子想趁过年把我们‘包饺子’。战友们丢下饭碗紧急转移。我们接连翻了3个山头才甩掉了后面的日军。”黄xx回忆说,“到了天黑后,部队隐藏到一个小村子里,靠老乡帮助,一人吃了一个小红薯算是过了这个年。”
在之后的时间里,黄xx跟着部队在山区里打游击。埋地雷、炸汽车、拆铁路,他参加过多次战斗。黄xx说,铁道游击队属于鲁南军区司令部领导,他所在部队经常配合游击队行动。
“鲁南事变”,是黄xx经历的又一次残酷战斗。1941年4月25日,国民党顽固派经充分预谋,乘鲁南军区主力和地方武装春季反击日军“扫荡”之际,出动整编师团的军队,并纠集地方土顽2000多人,大举进攻鲁南军区所在地苍山县。
“4月25日天刚亮,县城四周就枪声大作。我们刚从西城门撤出,敌人就进了东城门。出西城门就是一条长沟,沟的北边是山头,敌人早已埋伏在那里。我们刚一出城,敌人的机枪子弹像雨点儿一样射来,很多战友都倒在了沟里。”黄xx说,“我当时给鲁南军区司令部军工科科长黄华(建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当通信员,他带着我顺着沟底的北沿跑,穿过了敌人第一道封锁。”
“我们跑了一整天,天黑后到了一个村子,休息了一两个小时后又向东转移。半夜时到了另一个村子,但黄华根据枪声判断前边仍有敌人封锁,立刻带着我们又掉头向天黑时到过的那个村子走。”黄xx说,“黄华比我大6岁,他个子高、本事大,对形势判断准。不久,我们听到东边的村子枪炮声响成一片。原来,由于天黑看不清,鬼子和伪军打了起来。”
伤疤是抗日“纪念章”
“4月26日天亮时,我们又被包围了。黄华带我们先向西北突围,再往东南走,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27日才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次整个鲁南地区都被敌人包围了。”黄xx说。
在突围过程中,黄xx两次负伤。一次是弹片击中前额,幸好只是擦破了皮肉;另一次是子弹击中他的左臂,这一次是实实在在开了个洞。黄xx抬起胳膊,指着他左肘关节上方一处大而深的疤痕说,当时没有药,伤口感染,形成了一个大脓包,整条胳膊都肿得厉害。行军时他就用布条把胳膊吊在胸前,到营地后把脓往外挤,再用盐水冲洗,洗后撒些中药面。过了两个多月,伤口才慢慢愈合。
1942年,鲁南军区开展生产自救,黄xx被调到被服厂工作。一年后,他到鲁中军工厂学习武器弹药制造技术,之后在鲁南军工厂任手榴弹模具组组长。他先后参与过枪榴弹、手雷、地雷、破击炮弹等生产制造,直至日寇投降。194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几家军工厂合并,他依然工作在弹药生产一线。
1949年,黄xx被抽调到华东工业干部学校学习,两年后被分配到华东工业部下属的一家建筑单位。1955年,他随单位参加了洛阳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玻璃厂等重点工业项目的土建工程建设。1956年调入河南省公安厅工作,后被分配至焦作劳改单位。1965年调市教育局负责基建工作,1986年在市建筑三公司离休。
新中国成立后,黄xx曾多次调动工作,但最高职务仍是副科级。如今,他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身体尚好,头脑清楚,听力、表达力都好,而且行走自如。老人现住在焦东北路一号院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里,这是10年前购买的二手房。关于待遇和住房,老人并无挑剔。他说比起牺牲的战友,自己幸运多了;比起抗战年代,现在的生活好多了。
战争年代的炮火硝烟已经远去,但关于战争的记忆将伴其终生。“我是战争的亲历者,日寇侵略中国的历史,我是见证人。”黄xx说,“谁要想抹杀和篡改历史,那是痴心妄想!”
第五篇:抗战老兵采访稿
抗战老兵采访稿
以下是聘才小编为大家搜索整理的,欢迎大家阅读。抗战老兵采访稿范文一|
我们在山西的候马、降州一带,开始和日本兵接火,我们这个营在第一线。我正式成为一线救护站负责人。本来有两个护理,团里支持一个担架排(二三十个人)、一个医生。救护战在连部后这、营部附近树底下插一个十字旗,备下止痛、止血药、止血带、夹板、绷带。那年四、五月份,我们已经换了单衣,先开始接到命令,团部发来相关的物资和支援的人手,营长在开会时就交待了救护站的位置和相关的安排及作战时间。我就在营部附近设了救护站待命。当时所有的药都是国产的西药,没有美械美药。
第一次是拂晓时分,我们部队开始攻击。没有炮兵支援,也没有迫击炮支援,只有机枪。第六连步兵开始进攻日本人的阵地。救护站离第一线有三百米左右,不光打枪听得清楚,子弹嗖嗖地往身边飞,我们都找了地方边掩护边工作。我们进攻时日本人不出来,只是叫援兵。拂晓作战到中午,日本人的援兵到了,受伤几人,没有死亡。第一次作战没有太多的伤亡。
日本人的援军到了以后反击得非常凶,团里无法顶住,撤到附近的高地,在高地上打得很凶。我的救护站也跟着撤到山头,离第一线还是三两百米。这个时候日本人和我们开始打得十分激烈。日本人的山炮打得很凶,一打就是排炮打,一条线来回扫着打。部队伤亡很大,连着一两个月冲杀声、肉搏声、枪炮声听得清清楚楚。营部一吹冲锋号,兄弟们带着刺刀往前冲。四川兵的喊声特别清楚,“格老子的往前冲啊”。重伤的一般只能抬下来,轻伤的扶下来。腿上受伤的把绑腿剪开,手上受伤的剪军衣,然后止血、消毒、止痛。一面包扎一面开伤票,让到后方医院入院。填了伤票,止血包扎后轻伤的指个方向,赶紧让他走到团救护站,重伤的抬到团求助站,一级一级往后送。日本人的山炮打得很凶,飞机也很凶,在地上都能看到日本人的脸清清楚楚,往地面扔炸弹、打机关枪,一点也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我们也往天上打枪,但没有打下来的。
冲锋战是吹号的,肉搏战就没吹号了,和日本人拼到一起,看谁刺死谁。叫骂、哭喊声就在不远的地方,一群人绞成一团,兄弟们都没什么说的,所有人都拿勇气在上面打,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打死的埋都没有法子埋,就丢到那里的也有。好多报阵亡的连抚恤也没有,都是陷命沙场的。山头战打得十分惨烈,救护站只有两个医生在救护,有时一天三十个人,有时一天二十个人,反正来了人赶紧救,然后送团部,团部治不了再往师部送。日本人一定要歼灭我们,我们始终不让它歼灭我们,就是轮流拉锯战。团里没有粮了,买不到,只好到地方去征粮。老百姓也苦,没吃的,有的也会把粮埋起来,不让拿走。打仗时大家都吃干粮袋里的炒米,平时买点菜,再采些野菜。老百姓后来也对我们好了,知道我们打日本人,杀猪给我们吃。日本人非常残暴,平时躲在据点里,要乡公所给女人,出来就四处强暴妇女,污辱完了还要用刺刀捅下体杀死。老百姓十分愤慨。
当时老百姓淳朴得让人奇怪。作战以前,一个卖菜的来部队卖菜,部队十分奇怪,哪里有这样卖菜的,就报营部,抓来问他到底干什么。结果对方就说,皇协军让我来卖菜,顺便看看你们有多少人、是什么番号的。营长大怒,说,你这不是探子么?就抓出去枪毙了他。我还问营长,一个好好的人你就这么杀了么,营长气愤愤地说,我们的探子他们抓到了不也是杀么?就这样,一条三十来岁的老实汉子就这样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不该。抗战老兵采访稿范文二
我叫刘海波。我的老家是祖国河南省延津县,我是一个乡下孩子,在乡下长大。我是家里的老大,外祖母只有我母亲一个,所以对我很疼爱。我幼年的生活、求学都是在外祖母家的乡下里。家里有些地可以种,靠天吃饭,不能说小康,但是能保证吃饱。十五岁那年我才回到家乡。家乡本来有弟弟妹妹,今年一个妹妹过了。
在七七事变以后,我家乡有一个少尉军官,叫周道明,他是我临近乡村的一个人,到家乡说,日本人侵略中国,要我们亡国灭种,说三个月亡中国。如果爱国就要当兵。这样约四五十个人,都是二十岁上下,同学同乡一伙在九月二十号离开了家乡。我当时带了家里的三块银元和一个饼,经过了新乡集合,制定了时间、地点,搭车上火车到了汉口。那条铁路当时叫“平汉路”,现在好象叫“京广线”了。我们坐船到武昌,在武昌的一个中学里面正式入了伍,剃了头、换军衣。那时我还穿着妈妈给我缝的长袍,在武昌剃了光头后,就把长袍卖了三块钱,穿上了军衣,分在当时在陆军预备第五师六五四团,直到此时我们才知道周道明是我们连的连长。当时只发了一套军衣和帽子,没有鞋,枪也没有。编组后成立一个连,开到武昌一个郊县叫“葛店”,是靠江边一个镇,开始集训。此时已经过了一两个礼拜,每人又发了一个毛毯。集训是徒手训练:跑步、拨慢步(一种不实用又特别累人的步法,现已不再有此项目)、正步、分列式等。不到一个月,还没领到饷,北方战事已经打得很激烈了,上海也失陷了,上面有命令挑医兵(就是医务兵)。连长知道我读过书,就让我去当了医兵。这样,参军一个月左右我就离开了连队,到团里报道,去了训练班去当了一名医兵。
当时训练班主任姓范,训练时还会打人,我没挨过打,但别人有挨过的。我们在训练班里讲卫生常识、急救教育、环境卫生等。过了两三个月,我们整个师都归了一百零九师(该师的底子是原东北军的部队,才从台儿庄战场上撤下来,由两个打残的师并起来,再加上新兵,才凑齐一个师,给了新番号。师长记得原来叫赵毅,从前张学良手下的旅长,我们一来就换成了中央派的,叫胡松林)。接着部队从葛店去了江西,我们团到了新余,我在卫生队当看护兵,一面受训。那时已经开始照顾部队里的病人了,还碰到四五个军人得了天花,但是老百姓却没有得天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