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医患关系紧张的解决思路论文
随着新医改的不断推进，国家投入经费不断增加，全民医保的格局正在形成：中国目前的医保体系由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村合作医疗组成。有研究表明［４］：新医改实施一年之后，中国居民参保人数已经超过了１２亿。１２亿人中，包括４．０１亿的城镇人口和８．３３亿参加新农合的农村居民。其中，城镇参保人数比上一年增加８３２５万人，新农合的参与率则达到９４．２％。医保补助标准达到人均８０元并且从今年开始增加到１２０元。另外，政府安排２００亿专项资金，用于９８６个县级医院、３５４９个中心乡镇卫生院、１１５４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６８１２８个村卫生室。到目前，全国５９．９万个行政村共设有６３．３万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覆盖率达９０．４％［５］。与医疗机构的快速增长相对应，卫生管理部门培训了９８万名基层专业医务人员。目前包括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等９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经免费向居民提供。３０％以上的地区实现了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的门诊报销。全国５０％以上的地区实现了就医费用及时结算。这些成效，有目共睹。研究表明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服务水平以及居民的健康状况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５］。尤其是大中城市的三级甲等医院，已经初步具备了与国际医疗卫生机构竞争市场的能力［６］。
医改带来的问题
市场机制单方面提高了医疗机构的经济运行效率，但公平性和宏观效率的降低，导致了消极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它不仅影响到国民的健康，也带来了诸如贫困、公众不满情绪增加、群体间关系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的稳定以及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程度［７］。２００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改革的目标是“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逐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围绕此目标，国家制定了医疗机构不论原隶属关系，不分营利与非营利性质，原则上采取“补需方“为主的投入政策，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与调整医疗资源，逐步形成适应社会多层次需求、具有竞争活力的医疗产业结构［８］。有研究［８］总结了医改的“几个不满意”，即政府不满意，医院、医生不满意，病人不满意，城里人不满意，乡下人不满意，有钱人不满意，穷人也不满意。不满意突出表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突出、医患纠纷频发，医院的正常秩序受到影响，医院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挑战。２０１１年卫生部部长陈竺谈医改也有三个不满意地方，其中一条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工作路线图还不是很清晰”，表明了公众有不满，需要改革，如何改革，尚不清晰。
医患关系紧张产生的原因分析
有研究表明：产生问题的社会根源在于医疗卫生市场机制。医院必须有经济效益才能生存和发展。获取经济效益超过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医疗机构出现逐利倾向，导致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并引起广泛不满［９，１０］。但还有研究认为：医疗行业不存在市场失灵，存在的是市场扭曲。看病难、看病贵，是因为竞争不足而不是竞争过度造成的；是因为市场化还未真正建立，医疗仍属于垄断行业［１１，１２］。因此，把所有问题归咎于市场机制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１医患双方对医院职能认知不清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医院的职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从间接卫生筹资变为直接卫生筹资。公众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的医院职能转变认知错位［１３］。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原来的职能是救死扶伤、护佑健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改革后这个职能并没有改变，同时又增加了一个职能就是直接卫生筹资、发展医院、发展员工，应对入世以后外资医疗资源的冲击。医生给自身定位仍然是白衣天使。而患者心目中，医院变成了具有盈利性质的企业，患者是以消费者的心态来就医，视自己是上帝。同样是患者，往日是靠天使护佑的羔羊今天变成了上帝，医生们无论从心理活动还是从行为习惯都没有学会如何正确应对。医患双方对医院职能定位出现了错位。
２错位突显了管理理念和管理队伍落后
一方面，我国多数医院院长及其管理队伍缺乏系统的科学管理理论与知识培训，对管理学理论和方法知之甚少，只靠经验管理和粗放经营，导致不少医院管理效能低下，经营管理不善，运行成本较高，服务形象不佳，不能保证医院服务宗旨和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受人员编制和用人格局的限制，在综合性医院的实际工作中，专家教授、科室主任，技术骨干等专业人才担当管理者，时常被繁杂的行政事务所纠缠，使他们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之中，既不能发挥专业人才的特长，又影响医院整体管理效率。不能把医院形象塑造、就医流程重组、全过程质量管理、服务流程规范化、医患沟通标准化、消费者满意状况研究、工作效率和效益统一等卫生管理专业化的工作做到位。简言之，医院管理队伍的非职业化，已成为制约我国医院改革、发展和管理水平提高的一个瓶颈［９］，已成为综合性医院持续性发展的障碍［１４］。
３医患矛盾的根源是卫生人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
一些医院管理者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认识不够，缺乏人力资源开发的创新观念。主要问题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方面部分医院仍然沿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绩效考核制度和薪酬制度。不同专业、层次的人员都在使用统一的考核标准，难以反映不同岗位不同人员的业绩贡献。这种考核制度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有失公允的薪酬分配制度很难起到激励员工、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１１，１３］。另一方面，部分医院为提高经济效益，对医护人员进行绩效考核，但对医院管理者、医护人员缺乏必要的培训和发展，对医院的公益性和赢利性不能准确把握，对市场规律认识不足。第三方面，卫生管理者的战略目标不清晰，没有清晰的思路和路线，缺乏可资借鉴的标杆医院，卫生管理人员培训无从下手，造成明显的管理效率低下，人力资源的整体效应未能有效地发挥［１５］。４．４激励措施重物质轻精神，忽略了医院的形象和文化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医院将物质当作对员工进行激励的唯一手段或者最重要的手段，金钱往往成为医院激励员工的砝码，加薪成为解决人的问题的一种主要手段。单一的物质激励改变了个人生理、心理状况，迫使工作者身心偏离正常运作状态，产生焦虑、沮丧耗竭与工作倦怠等。这些医院往往忽略了整体的环境建设、医院文化建设，人才对医院的认同感不足导致离职率居高不下［１６］。
解决问题的思路
针对公众，要尊重历史和现状，合理引导，提高认识。针对医院要立足适应市场需求，努力发展卫生人力资源，循序渐进，谋求发展。
１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认识医院职能和自身定位正确。社会要正确引导公众认识医院发展的历史和过程，正确认识当前医院的职能［１３］。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加入ＷＴＯ是全体国人共同的选择。公众必须明白疾病的诊疗过程是患者在医生指导下和疾病斗争的过程，是面对疾病求医问药的过程，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而不是普通商品消费过程，不能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
２卫生管理队伍建设。加强卫生人力资源、卫生管理队伍建设，积极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主动地转变思想，重新定位，虽然患者不是上帝，但以患者为中心，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宗旨不能丢。医院应该大力开展全过程质量管理、就医流程重组、服务流程规范化、医患沟通标准化、消费者满意状况研究等卫生管理专业化、职业化的工作［１４，１５］，持续不断地改进，适应社会的需求。
３从加强医院的形象和文化建设入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首先，要改善工作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资源。其次，深入研究员工的心理需求和发展愿望，保持积极情绪、合理宣泄消极情绪、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再次，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行业规范、医疗安全质量保障体系［１６，１７］。最后，是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尊重医护人员劳动价值，维护其合理利益，使医护人员得到发展，最终满足社会的需求［１８，１９］，缺少文化、制度、法律约束和保障的医院如同在医疗卫生市场的高速公路上裸奔。
总之，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新医改政策下，必须合理引导公众舆论，发展卫生人力资源，加强医院形象和文化建设，发挥整体效应和优势，才能突破当前制约医院发展的瓶颈问题。当前急需的是卫生人力资源发展，卫生人力资源发展中急需的是职业化的卫生管理队伍建设。
第二篇：医患关系紧张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及其化解对策
医患关系是医疗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这一关系的协调与否直接影响医疗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医疗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种种问题与矛盾，比较突出的就是医患纠纷问题。医患关系紧张，不仅影响医疗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并积极寻找解决路径。市场经济条件下，近几年来我国的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纠纷日益增加，一方面经常有病人投诉、殴打甚至杀死医务人员的事件发生，另一方面医务人员也多有抱怨。为处理病人投诉和医疗纠纷，卫生行政部门、医院主管部门和相关医务人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医患关系紧张不仅影响到患者及家属的心理，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严重干扰了医疗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加重了医疗管理部门的工作量和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降低了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声誉形象。重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维护正常的医疗服务秩序，维护医患利益，成为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关注的一项严峻的课题。同时，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增强，维权意识逐渐提高，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医患矛盾激化，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纠纷明显增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医院的监管工作不到位。当前公立医院主要费用是靠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收取的, 医院设备购买,规模扩大靠收费来解决。医院的日常开支、发放奖金等支出项目也靠收费保障, 但又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这种机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医院过分注重经济收入而忽视群众利益造成医患关系紧张[1]。由于患者、患者家属以及相关监管部门对医学知之甚少，很难做到有效监督。目前对医院的医疗质量和医疗费用监管就是靠医院自己监督自己，而负有监督职责的卫生行政部门往往监督不到位。而作为患者又不能对医院内部情况进行监督，特别是医疗费用的支出情况不了解，容易产生疑问，从而导致双方矛盾激化渠道。
2.处理和解决医疗纠纷方面立法尚不健全。医疗卫生事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针对其特殊性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卫生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未能真正起效于解决现实中的医患纠纷。尽管202_年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针对202_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做出了较大篇幅和内容的调整。但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适用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但是规定过于原则，不便于操作，没有结合医疗特点专门立法进行规范，一旦出现事故鉴定机构仍是医疗部门的人员承
担鉴定，容易引起群众对鉴定结果产生怀疑，导致医患纠纷不断增多,且处理难度大。这是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2]
3.部分医务人员的职业素养缺失。长期以来，医务人员队伍建设缺乏人文素质修养，政治思想教育不到位,行风建设措施未落实, 造成一些医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态度生硬, 有的医生技术水平不高, 职业素质低, 在医德医风中存在一些不正之风, 有的甚至出现腐败问题, 导致群众的不满。虽然这些只是行业中的个别现象，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杜绝。由此引发的患者对医生的不满，在预期医疗效果与实际落差过大时，也就难免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新的催化剂。
4.新闻媒体的负面影响。新闻媒体具有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然而片面的报道会误导读者，加重医患之间的矛盾，从而给有效防止医疗纠纷发生带来负面影响。由于媒体过分强调患方的弱势群体地位，放大部分医生收红包、拿回扣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对医患冲突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3]某些媒体为了寻求卖点，打出醒目的标题来吸引读者，草率地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意见，为片面追求新闻的轰动而进行炒作，忽视了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夸大了医疗机构的过失。通过媒体错误的舆论导向，激化了医患之间的矛盾，从而诱发医疗纠纷的发生。
5.医疗效果期望过高。由于患者对医疗诊疗工作和医学知识不够了解, 对医疗诊疗的效果期望值过高。认为有病到医院就应治好, 而治不好就是医院的过错。而患者对医务人员也缺乏理解，又不了解医学知识，对治疗过程的复杂性更是不了解。一旦病人没有治疗好, 或出现死亡，或产生高额费用，且达不到预期疗效，就自认为医院有责任, 纠集亲朋好友找医院的麻烦，导致医患矛盾尖锐化。
因此，针对以上医患关系紧张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改善医患关系应该从一下方面进行改进：
首先，建立健全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目前，我国处理医疗纠纷的方式主要包括三种方式：一是医患之间协商解决。但这种方式缺乏必要的依据，同时也不利于加强医方防范医疗纠纷的意识，存在一定缺陷；二是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虽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但由于体制的关系，其意见往往不能使患方信服，实际操作上难以真正发挥作用；三是医疗纠纷司法鉴定。其执行主体为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的主要包括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过错的参与度等问题。鉴定由司法鉴定机构进行，消除了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客观上更能体现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公正性。[4]
其次，注重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医疗卫生事业是为保障国民身心健康服务的公益性事业，但在现行体制下，我国的绝大多数医院带有明显的盈利目的，这就加重了病人负担，激化了医患矛盾[5]。因此，国家必须加强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力度，增加投入，既改善医疗卫生事业的硬件环境，又要改善基层医护人
员的待遇，减轻病人的负担，使病者有所医，体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
另外，应加强媒体的沟通和联动,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促进医患关系的健康发展。虽然医疗卫生行业中存在一些不正之风，但毕竟不是主流，我国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作为媒体工作者，报导应实事求是，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带有倾向性，防止影响人们对客观事实的正确认识。特别是医疗纠纷，其原因复杂多样，报道应科学分析，正确引导，从而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从而有效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6]。
最后，加强医患沟通，改善医患关系。新型医学模式要求医疗服务必须以病人为中心，既要重视对躯体健康造成损害的致病因素，又重视对精神健康造成危害的心理社会因素。医患之间有效沟通，不仅可以打消病人的疑惑心理，减轻甚至去除病人的精神负担，而且增进与医生之间的理解，积极配合治疗，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目前，人们的维权意识逐渐加强，加强医患沟通，能减少因沟通不良、告知不及时所引起的医疗纠纷，有效维护医患双方的权利[8]。
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及人们对医学问题认识上差异，医疗纠纷还将长期存在。针对目前这种状况，我认为个人、社会、政府应积极有效地进行沟通、协商，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如何正确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如何恰当处理医疗纠纷，对于构建良好医患关系，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7]
第三篇：医患关系紧张原因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的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整个医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医师与病员的关系。现代医学的高度发展更加扩充了这一概念，“医”已由单纯医学团体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医院全体职工；“患”也由单纯求医者扩展为与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传统医患关系中，医生以为患者谋利益为己任，医务工作者享有较高的工作地位。他们为患者解除痛苦，捍卫生命，被施救的患者往往怀着感恩的心态对待治疗自己的一声。
近年来，医患关系却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有日渐激化趋势。说到“看病难、看病贵”，每个患者都有许多话要说，“回扣”、“红包”等不正之风也在群众中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据中国医师协会202_年《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将近3/4的医师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较差”和“极为恶劣”的达60%之多。每家医院平均每年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起以上，打伤医师5人；北京医师协会对北京市71家二级以上医院的统计表明：近3年共发生殴打医务人员事件502起，致伤、致残90人。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严重冲击着医疗服务市场，医护人员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转行的逐年增多。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医务人员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报考医学院校。
全国范围内医疗纠纷数量明显上升，但是和医疗事故并不成比例。这反映医疗方面的技术问题并不是主要原因，而是由深刻的社会根源，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因素
社会发展建设和国家基本保障建设包括环保、医疗、教育、养老鸡退休保障、社会救济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注重以GDP（国民生产总值）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却相对的忽略了以医疗卫生建设为代表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基本保障建设。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一般在5%至7%。，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202_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比上年增加1563亿元，增长32.5%。虽然增长比例惊人，但是却仅占47.16万亿GDP总额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甚至低于都难以列入发展中国家之列。从财政支出方面来讲，202_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4804.18亿元，比202_年增长20.3%，占全国财政支出的5.3%。
我国成为的医疗卫生系统得到的财政支持远远不够，政府为促进和改善人民卫生条件所做的工作的还不是很够。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和国家社会保障发展相对滞后，再加上新药品、新医疗技术和新设备的引进，使得医疗费用大幅度上涨，国家还不具备非常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虽然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是仍然会造成许多患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而这样的事实和矛盾直接转化成了医患冲突，大多数情况下，医院就成为了冲突发生点。
二、媒体因素
随着传媒业市场化竞争的日益加剧，各个传媒为了维持自身的听众、观众和读者，竞相推出大众感兴趣的热点新闻，已达到扩大市场占有率的目的。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发展相对之后，我国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而医疗问题由于涉及的受众最广，炒作医疗问题所产生的政治风险最小因而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对
象。
医生和患者本是应该站在同一战线医生和患者原本是站在同一阵线，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疾病。在媒体过度炒作中，医生和患者被人为划成对立的两面。由于公众对医学知识的相对缺乏，对医疗工作高风险和局限性的不理解，加上部分媒体片面的把医患关系矛盾理解为商业流通中的消费行为关系，强调患方的弱势群体地位，放大部分医生的收红包拿回扣现象，媒体试图扮演锄强扶弱角色以唤起大众的共鸣，对医患冲突直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2_年8月底，某患儿出生才两天因为肚子有点肿胀，被送到深圳儿童医院就诊。之后，医院作出诊断，孩子得的是先天性巨结肠，要求第二天就做造瘘手术。患儿父亲当时对医院的诊断结果和手术建议很怀疑，拒绝费用10万元的手术，而患儿在另一家医院凭借8毛钱的石蜡油缓解了病情；9月，家长向医院讨说法，发酵成“八毛门”；10月，患儿病情复发，在武汉的医院做手术，证明最初诊断无误；10月底，陈刚向深圳儿童医院公开道歉。
虽然，在这一事件的爆发过程中，患方的父亲处于一种不理性的状态，他不知晓医学，因而可能在认知上有错误，而对医方产生误解。但是我们的媒体方在报导这件事情的时候，又故意制造医方错误诊断并开出天价手术的舆论。诸多媒体方在新闻中链接众多医患紧张关系的新闻去吸引读者的注意，使得众多民众对于医者敌意更加，医患关系更加紧张。
三、患方因素
消费者维权意识高涨——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连续4年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等地对近6000名居民的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正在增强。在遇到权益受损时，有94%的消费者表示会主动采取各种行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顾客是上帝”这句商业活动中的口号，被有些患者简单地套用过来，认为医疗活动中也应“患者是上帝”。健康意识加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状况，对疾病的预防和早期诊治都更加重视，由此对疾病的治疗效果预期更高。实际上就医疗工作而言，仍有许多疾病目前是无法根治的，每一个患者身体和心理的个体差异，也必然影响每次治疗的效果。
患者对医疗过程参与意识加强——社会文化水平整体上升，资讯发达使患者更方便地了解到与疾病相关的讯息，患者要求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治疗方案、用药及预后。病人自主及参与意识的觉醒是不可逆转的文明进步潮流，知情同意也是患者的重要权利，是患者得到尊重的重要体现。按照知情同意原则，病人或家属必须知晓治疗真实充分的信息，特别是可能引发的风险，取得病人或家属的自主同意。
“就医感受”对医疗满意度的影响——以前的患者只要治好疾病或减轻痛楚就满意了，现在的患者更注重就医感受，希望能在轻松愉快的环境和心境下治疗并痊愈，这除了要满足技术性医疗服务需求之外，还对人文性医疗服务提出新的要求，医生要给予人文关怀，秉着同情心和同理心给予病人足够的精神支持，以满足病人的心理需求。一部分经济能力较好的患者还对就医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满足病人的社会需求。以在医院生孩子为例，常规顺产数千元就够了，而大城市费用高达上万元的高级产科病房需要提前半年预约。
医疗服务的直接和间接客户——患者是医院的直接客户，但不是医院的惟一顾客；病人家属是医院的间接顾客，对医院的服务可能有比患者更深切的体会。不了解这一点，有时可能会埋下医疗纠纷的隐患。例如成都某大医院发生的一起病人死亡后，其妻子拿刀砍医生的事件，和医院忽略了病人家属的心理和情感不无关系；另外，相对患病的婴儿，他们的家长是医院的重要间接顾客，医院除了对患儿进行治疗外，还需对患儿的家长进行教育，告诉他们如何正确护理、考虑到自己的孩子；对于癌症晚期病人和家属，除了对临终病人做好关怀外，照顾病人家属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安抚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医患冲突。
四、医方因素
医护人员收入偏低——众所周知，医生是一个高劳动强度、高风险的职业，在去年非典疫情中，医护人员职业的危险性就充分凸显出来。但医生的收入与其工作的强度和风险并不相称。一个医科硕士毕业生，本科读了5年，加上硕士一共读7～8年，在上海这个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工作，最初的3个月只有每月1000元不到的收入。而普通本科只读4年的大学生，在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联通公司工作，月收入近5000元。在我国各行业收入排名中，医生的收入在10名以后；而在美国，各行业收入排行榜上排名前8位都是医生（不同专业）。医生收入长期低迷，无法体现工作价值，这也是现在一部分医生收红包回扣的原因之一，同时也造成医生在大众心目中唯利是图的偏见。
医生工作量大——并不是所有医院的医生都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够合理，相当多地集中在大城市条件比较好的大医院，而社区医院、中小医院条件比较差；而且在大医院（三甲）看病和小医院的收费档次没有拉开，看同样的病种价格相差无几，患者都愿意直接到大医院去看病，导致医院级别越高，医生工作负荷越大。据艾力彼公司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三甲医院医生工作量平均是县医院的2～3倍。以广州某综合三甲医院门诊为例，一位医生一个上午要诊治30～40位病人，平均每位病人的诊治时间只有五、六分钟。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下，医生往往疲于应付，无暇回答患者方面提出的疑问和必要说明，这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潜在矛盾。
第四篇：浅析我国医患关系紧张及解决之道
浅析我国医患关系紧张及解决之道
一起恶性的医患冲突事件，让许多人无法享受周末的轻松。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患者持刀行凶，致一死三伤。遇害的实习医生刚刚接到香港一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
舆论一片唏嘘。骂行凶者丧心病狂者有之，叹医生没有沟通技巧、不谙患者心理者有之，怨医生已成低收入高风险职业者有之，盼医生有尊严地活着者有之，忧未来病无所医者亦有之„„甚至竟有叫好声，让行医者更添痛楚，身心受伤。
医患纠纷走向屠刀与手术刀的较量，所折射的一种社会情绪的冷漠，比血案更可怕！“医者父母心”，中国传统曾最受人尊敬、并与人伦至尊父母相提并论的职业，屡屡因冲突事件受伤，令人深思。
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总有病重不治者、铤而走险者，也总有缺乏沟通技巧的医者，医患冲突何以在今天令人震惊？这次哈尔滨被杀的医生，和凶手并无直接接触，受伤的医生在替谁挨刀？
在很多程度上，医患矛盾也是一个多方面的，有政府指导的失误，有媒体导向的偏颇，有社会诚信度的下降，有贫富差距的一种增大。当然，医生也有自律的不够，人文精神的缺失，法律不够健全等等，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因素。虽说此次血案与其他医患血案相比有很多特殊之处，但其折射出来的仍然是医患之间长期缺乏互信的困局。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缘何表现出势如水火的对立，乃至酿成一再发生的患者杀医惨剧。医生群体被严重污名化和妖魔化
绝大多数医生护士，都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治病救人。他们“白加黑”地工作，承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心理压力，以及被一些无良同行倒出的、泼向这个职业的污泥浊水，甚至还得挨上虽然个别、却令人痛心的无妄之刀，承受直接伤害。
中国医患关系非常紧张，医生不得不提防着随时被病人告上法庭，不得不书写着世界上最厚的医疗档案、签署着最多的知情同意。这种被患者提防、不信任的程度，在其他国家是不可以想象的。于是，我们看到，从“缝肛门”到“八毛门”，从“医生防暴”到“患者录音”，折射出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加深。医生害怕患者，患者也害怕医生。双方互相戒备、互相防范，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医德败坏却不断被放大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医疗卫生行业经费补偿不足，使医务人员的技术性、劳务性价值得不到很好的体现，待遇 与投入不成比例。加之目前医疗市场的不规范竞争，个别医务人员受拜金主义影响，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出现了收受“红包”、药品回扣等违纪违规行为，加重了患者的负担。患者对于医生开出的各种处方用药检查，都总不免作出戒备、以疑惑之心看待。许多医疗纠纷表面上看是患者对就诊医生不满，但实际上已超出对具体医疗人员的意见，他们是对医疗行业、相关政策和制度甚至整个社会体制不满意。
媒体助推舆论强化了医患敌意 舆论在反思医患关系时是不停摇摆的。当发生一起患者被伤害的事件后，舆论会高举道德大棒，把医生当成敌人，一边倒地站到患者那一边，严词谴责医德的堕落和医风的败坏。而过段时间发生一起医生被伤害、被羞辱的事件后，舆论又会站到同情医生的那一边，谴责患者的蛮横、偏执和极端。
这样的舆论摇摆中，带来的不是宽容与和解，不是理性的反思，而是不断强化的敌意和冲突。医生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患者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种“受害者”意识中都会选择报复对方，对对方充满防范和敌意，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医患关系在摇摆中自然不断恶化，这一次的伤害事件，可能就埋藏着下一次对对方的报复和伤害。
敌意加剧 暴力登场
从哈医大杀医事件来看，医患矛盾不仅来源经济矛盾，各方的舆论都指向医生和医院无良。总之，错误的舆论、医疗和医院的体制落后、法律法规不完善，极少数医生缺乏人文素质道德无良，都导致了患者对医院的敌对情绪和对医生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和医患之间的对立，经媒体报道，更容易在社会上形成“破窗效应”：窗户上有一个破口，就会有更多的石头投向它。
而国内大医院的医生超负荷工作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医生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病人沟通。另一方面，患者在一次次不信任情绪累积后，看病遭遇挫折或者不公正待遇时，往往诉诸的只有暴力。因为他们什么都不信，就堵死了和平解决问题的通道。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双方都有自己信任的第三方来担任自己的代言人和合法利益维护者。可惜我们现在的政府自己不是，也没有找到这样的第三方。这就涉及医生群体自律与他律的问题，包括医生真正济世救人、心怀父母心，主动排除各种金钱利益的干扰；也同样包括监管部门对这种黑暗现象决不姑息，遇一例严厉查处一例，坚决把害群之马清除出医疗队伍。目前看来，一些医院与监管部门对于一些“没有道德底线”的医务人员仍然睁只眼闭只眼，放任、纵容甚至同流，大有大贪，小有小贪。
作为患者，会为自己的不信任找到很多理由，比如担心医院乱收费，担心粗心的医生会下错诊断，担心缺德的医生会坑自己。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这些个案不能成为理由。先入为主地把眼前替自己看病的医生，想象成会坑害病人的恶魔，本身是愚昧无知。
只能丢掉这种无知的偏见，在良善的沟通中选择信任。信任，在医患关系中是一种依赖互动的循环：如果互相信任，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只会形成恶性循环。
事实上，没有相应的权利保障，医生与患者注定都是体制下的弱者。
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积累了不少欠账，而“教育”和“医疗”就是被拖累的两个大户。今年，我们终于有望实现一个承诺近20年的目标——教育投入占GDP的4%。然而，政府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也是一个长期低迷、至今仍未引起重视的指标。202_年，我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
投入偏低，造成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城乡与东西部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医药不分家带来的“以药养医”、大处方等乱象，医药市场监管不力带来的医托作祟、假药横行„„这一切恰与国民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裕形成反差。百姓在温饱之后，健康长寿的欲望激增，求医问药时却殚精竭虑。人命关天，一些非理性患者便将怨气宣泄到了一线临床医生头上。
除了政府对于医疗系统加大投入以改变现状之外，医疗费用的合理性、医疗行为的安全性、医疗流程、医疗事故的鉴定、赔偿都应该有规范的法律体制来保障，而这些同样是政府责任。如果任由医患关系紧张，必然导致弱者继续相残，最终结果便是“丛林规则”——谁拥有暴力，谁“赢”。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携手迎击共同的敌人——疾病。处于对立的两极，只会两败俱伤。因此，请将手术刀对准制度之弊，请像提升教育投入一样，为提升医疗投入而呼吁努力。
这，才是让医生再不挨刀的治本之策。
无论李梦南的杀医案是因为对医生的误解，还是医患矛盾为基础引发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为杀人案叫好，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要恪守底线，尊重人的共同价值。如果我们的社会赞扬施暴者，无视受害者，那么这个社会就真的是病入膏肓了。另一方面社会的管理者也应该反思，我们的社会也要恪守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看的起病，每个老百姓活的都有尊严的底线，这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生存的基本要求。
台湾慈济人写的一本书上说了这样一段话，面对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丑恶现象的时候，以暴制暴是一种方法，但不是我们采取的，我们要扩大善，当真正把善扩大到足够地步的时候，恶不就剩不了多大的空间了吗？我们要去强调那个杀人的凶手不是一个医患纠纷，而是一个刑事案件，但他也是受害者，据媒体报道，他3岁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现在还在服刑，母亲没有去带他，他跟爷爷一起相依为命，爷爷得了癌症，而他可能也是一个受伤者，是这个社会病了，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过去我们没有把爱给他。
改善医患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希望患者对医生少一些苛责，多一些理解，有病治病，别闹。我们也希望医生少一些冷漠，多一些理解。医者父母心，别敷衍，理解万岁。
第五篇：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分析
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分析
吴依明 电话：***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政县政东平中心卫生院 邮编353602
近年来，医患关系空前紧张，很多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甚至采取提防、戒备心理，其原因复杂，纵观分析后可在四个方面作出归纳：
一、社会环境因素
1、在改革开放建设过程中，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明取得巨大成就，金钱观念突出。传统美德、社会伦理底线被践踏，社会公众缺乏对疾病客观、本质认识，错把就医当作一宗商品进行交易。
2、医疗商业化导致政府责任意识弱化，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中责任不到位；医疗卫生事业资金投入比例相对不足，规范与监督医疗卫生服务的法规建设滞后；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落后。医生工资、医院发展及维持医院正常运转所需费用短缺，短缺部分需从医生日常诊疗过程中弥补，使医疗公益性带有浓厚商业特点，成为看病贵的一个原因。
3、社会舆论缺乏正确引导，个别媒体对医疗事件过程不全了解的情况下，偏重或过度报道一方言词，使社会舆论出现偏差，甚至成为某些别有意图的患者用来向院方施加压力的工具，加深了社会公众对医院的不信任、不理解和不满意。引起事态升级，加重医患关系紧张。
3、医疗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医疗纠纷处理法律、法规不完善，催生了“医闹”，使纠纷复杂化、扩大化、商业化、非法化，引发暴力事件，严重扰乱正常诊疗秩序。
二、患者因素
1、病人把就医视作简单的商品交易，只要付费医院就理应提供令人满意的就医环境、服务措施、治疗技术，造成心态失常。
2、病人和家属对治疗期望值过高，忽视医学是一种高风险行业。疾病发展虽有一定规律可寻，但其发展过程复杂多变。病人及家属面对病情恶化或死亡时，无法理解，甚者情绪激动、暴躁，与医务人员发生过激行为甚至引发暴力事件。
3、某些病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规范，以恶意敲诈医方获取不正当利益；有的患者及者家属对医护人员小题大做、无理取闹；有的无视法律，对医护人员大打出手甚至残害医务人员等。
三、医源性因素
1、一些医院存在管理缺陷，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问题突出，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等执行不力，行为不太规范，成为医疗纠纷的隐患；
2、人口数量与医生配比失衡，中国医疗资源占世界20%，但医师人数却不到2%，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现全国平均每万名居民只拥有2-3名全科医生，基层卫生机构矛盾更加突出。医生长期从事高风险的繁重工作，承受着精神上和躯体上双重巨大压力，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医生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受挫，部分医生跨越道德底线，收受红包回扣，出现看病贵、看病难现象。白衣战士形象在患者的心目中逐渐退化，甚至丑化，医患关系空前紧张，缺乏相互信任。
3、医生出于自我保护，患者则对医生缺乏信任，二者促使医生对每个疾病实施全面检查和排查，宁可过度使用医疗资源、增加医疗费用，也不留有后患。如此恶性循规，医患之间就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
四、非医疗因素
随着社会法治进程不断深入，人们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住院患者在医院内发生意外伤害后，依据国家的法律，医院负有监管责任，一旦出现问题，院方很难“全身而退”，由此引起的紧张关系因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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