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声乐作品中词曲关系研究的论文
歌词和旋律作为声乐作品的结构支柱，是分析声乐作品的重要因素。声乐艺术的构架过程始于书面作品的一度创作，经过人声表演的二度创作，最后止于观众的欣赏接受。在此过程中，歌词与旋律既是演唱者创作理解的基础，也是激发其创作欲望的动力，更是观众欣赏声乐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词曲是整个声乐艺术的根基。词曲在各自独立的特性之外，彼此还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以词度曲，还是以诗从乐或倚声填词，都可以看到有明确语义的歌词和无明确指向的旋律之间存在互动互补的关系。歌词对旋律起着奠定基调和指引方向的作用，旋律对歌词有加强效果、补充意境的影响。其相互补充和促进影响的关系是优秀声乐作品创作的推手。研究歌词与旋律的关系其实就是讨论两者的异同和关联、作用和影响以及可以契合的条件和原因。研究词曲关系要兼顾相容性和相异性，其相异性是相容性的前提。下面主要从音乐语言和歌词语言的区别、歌词对音乐创作的制约、音乐对歌词创作的拓展三个方面来探讨。
音乐的非指意性和歌词的语义性
音乐的非语义性和非描绘性特征决定了音乐不能意旨明确，欣赏时可以依靠联觉产生想象。这种想象可以呈现画面或者寄托情感，但即便是产生视觉的通感，也不能说明音乐替代了美术的功用。相反，音乐作为独立艺术的最大意义就是不指意、不描绘。歌曲艺术的特殊之处就是在音乐之外附带了歌词，歌词内容指意明晰，可以将歌曲的思想表达范畴和目的表述清楚。如特殊历史时期，歌词就起到了号召性的作用。旋律的特点是情绪概略且指向性模糊，而歌词的形象性特点既可以单纯描绘，亦能抒情达意。两者特征的差异性构成词曲结合的契合点，由此声乐艺术具有了其他音乐艺术所不具备的魅力。在众多的音乐形式中，声乐艺术是参与者众、普及性强的艺术，歌词的语义性是最大的原因，这个因素使得不同年龄、阅历、文化体验的人能在最短时间理解歌曲，并投入其中。同时，歌词擅用抒情主人公的方式来叙事［1］67，这种方式使得演唱者和观众在艺术过程中不再成为抽离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共鸣。尤其是由词度曲的方式，歌词的现成意境更为作曲家提供了情感、氛围、音乐语汇的指示，为词曲的完美配合提供了依据。
音乐的构思与构成受歌词的制约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人声在歌唱之中也说出话来，话就表达一定内容里的思想，所以这种音乐，作为唱出来的话来看，就只能有一个任务，就是要使这个内容得到音乐的表现，而这内容，作为内容来看，就凭它的较明确的定性被音乐在它的可能范围里带进观念领域里，而不再是一种模糊的情感。［2］可见，音乐的模糊性在语言的指点下产生了变化，表现更加明确。歌词的结构决定了歌曲的曲式结构，歌词的体裁决定了歌曲的体裁，歌词的基调决定了整个歌曲的情绪走向。［3］由于歌词的作用，使得旋律在音域和旋律线的设计上都发生了变化。比如《义勇军进行曲》，曲式的节奏特点以及旋律的上行下行重复等都和歌词配合一致。还有《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变奏分节歌形式，暗示了春夏秋冬。在由词度曲的过程中，音乐词汇和意境都会受歌词影响。比如《王大娘补缸》，其对称性结构和方言的语音特色给作曲家灵感，并由此创作出新的歌曲《好汉歌》。当然除了歌词的语音结构，歌词的语义内容也会制约旋律的气质形成，这由古诗词创作而成的声乐作品可见一斑，都是曲风清淡高远。歌词和旋律的结合，是意境互补的加法。但歌词虽给旋律以影响，却未必使旋律的意义发生绝对的变化。有时候歌词会使得音乐语言无国界特点狭窄化。也正因为此，苏珊朗格认为:一首真正有魅力的诗却总是与所有的音乐相抵触，一首具有完整形式的诗，一部充分展开的、完满的作品，不能立即拿来进行音乐创作。它不愿放弃自己的文学形式。［4］这种看法认为，音乐或者诗歌的个性如保持独立或能够契合，要么歌词退而求其次，要么旋律妥协被削弱，这种极端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歌词对音乐的制约性。
歌词内容受旋律的指引
词曲配合的另一面是旋律对歌词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曲式和体裁上。歌曲的曲式有二段体、三段体和分节歌。无论从大布局，还是从主题、副歌、间奏、过渡句等因素的安排，或是从分节歌中相同旋律配不同歌词等细节来看，都发现歌词受音乐曲式的制约。尤其是以诗从乐的形式中，不同的旋律和节奏形成的曲风对歌词风格有着指引作用，曲式的安排决定了歌词布局或对比或逐步深入，同时乐句的结构也使得歌词的层次段落更加清晰。卓菲娅丽莎在《论音乐的特殊性》中说明音乐的表现具有非描绘和非语义性，歌词指意明确的特点使得想象空间缩窄缺损。而音乐的加入弥补了缺憾。音乐剧《花木兰》中《无词歌》整首歌用“啊”吟唱，就是音乐占主导的例子。再如《我爱你中国》中衬词“啊”的旋律线，拓宽了语言的意境。音乐的模糊性刺激到欣赏者的联觉，不同的旋律进行、调性安排、节拍节奏能唤起欣赏者不同的视觉画面和情感体验，因此，歌曲布局安排和调性转换都是隐喻歌曲情感的手段。所以欣赏艺术歌曲时，语言不通也能情感沟通。在歌曲前奏或间奏时能提前感知到下面的情绪走向。音乐的这些特质使得词曲配合时，歌词能跟随旋律走向接受指引。比如《我要你的爱》，宝塔式的歌词布局就是受旋律指引而成的。另外相同的歌词搭配不同旋律，表情也会迥异，如同一首歌曲中出现同一衬字“啊”，情绪却会不相同，便是旋律对歌词意义的拓展。罗小平在《音乐文学》中说:“以音乐的乐句感和段落感来强化歌词的语义内容，使之更加具有层次感和运动变化的情感过程。”［5］
词曲之间的关系是奇妙的，有人认为词曲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但在统一体之外，又有着相互独立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词曲的契合成为可能，并能幻化出更多的形式。中央音乐学院的周海宏教授曾经描述周杰伦的歌曲创作特点:他的作品中歌词成为了伴奏，而旋律成为了主体内容。这样的看法有趣独特、一语中的，同时也给词曲关系一种新的视角，它们之间不存在附庸，没有主次，而是相互影响、制约的契合关系。歌词和旋律相互依存，是天使的语言和人的语言的结合。正是因为音乐的特征缺失了描绘和语义，才使得擅长描绘和明确达意的歌词能和音乐毫无冲突地丝丝入扣。也正因为歌词的语义性明确，才使得音乐有了明确的情绪指向，而当歌词不足以表达时，旋律又能给出想象的弦外之音。
歌词是音乐文学诸多形式的基础，认识词曲关系既是认识歌词本体的一种视角，又是认识音乐文学构造的基础。本体的含义其实可以由海德格尔的本源说来解释，其核心是“这件东西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使某物是什么以及如何是的那个东西”［6］。探讨词曲的关系其实就是说明为什么歌词与旋律的关系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从歌词与旋律各自独立的存在特点、存在价值看其互补互动的关系，可以为将来的二度创作(演唱)和三度创作(欣赏)奠定基础。声乐艺术并不是旋律、歌词和演唱的简单累加，而是有着自身规律和原则的、具有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小型综合艺术。［7］而词曲关系的研究，就是我们分析声乐艺术构造和进行声乐演唱的重要依据。（本文作者：陈岭 单位：扬州职业大学艺术学院）
第二篇：声乐作品赏析
外国声乐作品赏析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是一位集古典主义大成的德意志古典音乐作曲家，也是一位钢琴演奏家。他一共创作了9首编号交响曲、35首钢琴奏鸣曲（其中后32首带有编号）、10部小提琴奏鸣曲、16首弦乐四重奏、1部歌剧、2部弥撒等等。贝多芬集古典音乐的大成，同时开辟了浪漫时期音乐的道路，对世界音乐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与海顿、莫扎特一起被后人称为“维也纳三杰”。
一八零五年，他唯一的一部歌剧创作《费黛里奥》也在维也纳的国家歌剧院举行了首演。贝多芬被后人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交响曲作家。
门德尔松曾经将贝多芬的一份手稿在众人面前展示。在这张稿纸上，有一处改了又改，竟贴上了十二层小纸片。门德尔松将这些小纸片一一揭开，发现最里面的那个音符（即最初的构想）竟然与最外面的那个音符（第十二次改写的）完全一样。他写作歌剧《费德里奥》时，为其中的一首合唱曲先后拟定过十种开头。
蒙特威尔第（1567—1642），意大利作曲家，作品有《奥菲欧》《坦克雷与克罗伦达之战》《尤里适斯回国》等。他是意大利作曲家，对歌剧、和声学、交响乐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他的歌剧被认为是历史上的第一批歌剧，包括《奥菲欧》(Orpheus)、《坦克雷与克罗伦达之战》、《尤里适斯回国》、《朴比的加冕》。而其他很多作品已经遗失。
从许多方面来看，蒙特威尔第的歌剧甚至比瓦格纳或普契尼的作品更符合现代人对歌剧的概念。就我们的观点来说，出现于蒙特威尔第之前的音乐，甚少具有斐然的个人风味，唯独蒙特威尔第在这方面显得出类拔萃。他那强而有力、风味盎然，又能将心境表达淋漓的声音，藉着清晰直接的方式，赞颂著人生的喜怒哀乐。
歌剧占去蒙特威尔第绝大部分时间。他的搭档是裘里欧·史卓希。这两人都对剧本和情节表现抱持坚定的理想。两人对文诌诌、典雅脱俗的语言同表鄙夷，只对角色的合理发展感兴趣。他们共同寻求音乐的真理，认为角色的本质要比一些不相干的音乐更具重要性。最重要的作品当属《奥非欧》。
他一生共创作了九部牧歌集、二十一首宗教牧歌、二十一首三重唱、十五首三声部谐谑曲、十首二声部谐谑曲、近百首宗教作品和几部绝对堪称精品的歌剧《奥菲欧》、《波佩阿的加冕》等。这些还不包括他已经失传的众多作品。
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1756年1月27日－1791年12月5日），欧洲最伟大的古典主义音乐作曲家之一。他是歌剧方面的专家，成就至今不朽于时代的变迁。其作品地位足以与巴赫及贝多芬相提并论，亦能让人感受到音乐由巴洛克时期 转向古典主义时期。1791年莫扎特逝于维也纳，年仅35岁。
莫扎特是奥地利作曲家，欧洲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幼年时被誉为“音乐神童”，作为古典主义音乐的典范，他对欧洲音乐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莫扎特毕生创作了754部作品，622部已完成，132部未完成，其中包括22部歌剧、41部交响乐、42部协奏曲、一部安魂曲以及奏鸣曲、室内乐、宗教音乐和歌曲等作品。
莫扎特写作之轻松与神速使他的同时代人和后辈都把他看作是无师自通、不学而成的天才，纵观他的一生，除了孩提时期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诲外，的确从未得到过正式的教师指导。天才是不容否认的，但人们往往因此而忽略了天才也离不开刻苦与勤奋。1787年10月的一天，莫扎特与歌剧《唐璜》的乐队指挥库查尔兹一起散步时说：“以为我的艺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人是错误的。我确切地告诉你，亲爱的朋友，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花这么多时间和思考来从事作曲；没有一位名家的作品我不是辛勤地研究了许多次。”
《魔笛》上演后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为濒临崩溃的莫扎特带来难以形容的最后的欣慰。1791年12月4日深夜，他躺在冷冷清清的病榻上，喃喃自语地想象着《魔笛》的演出：第一幕结束了…….现在开始夜后的咏叹调……凌晨1点，他悄悄地阖上了双目。此时，豪华的威登歌剧院灯火辉煌，舒适的包厢座无虚席，维也纳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正在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大师的新作《魔笛》。
最初并没有人知道莫扎特，比起长寿而晚成的海顿来，莫扎特刚好相反——短命而早熟。然而就在他不足36岁的一生里，却为人们创造出数量惊人的音乐瑰宝。其中包括：歌剧22部；以《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唐璜》、《魔笛》最为著名；交响曲41部，以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交响曲最为著名；钢琴协奏曲27部，以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钢琴协奏曲最为著名；小提琴协奏曲6部，以第三、第四、第五小提琴协奏曲最为著名；此外，他还写了大量各种体裁的器乐与声乐作品。
莫扎特的音乐典雅秀丽，如同珍珠一样玲珑剔透，又似阳光一般热情温暖，洋溢着青春的生命力。由于他的音乐语言平易近人，作品结构清晰严谨，“因而使乐曲的最复杂的创作也看不出斧凿的痕迹。这种容易使人误解的简朴是真正隐藏了艺术的艺术。”
他继承格鲁克歌剧改革的理想，而且更进了一步。与格鲁克不同的是，莫扎特主张“诗必服从音乐”。他的歌剧具有强烈的音乐感染力，旋律非常优美、流畅自然而深情，宣叙调也富于歌唱性。不同类型的音乐，将各种人物形象、性格塑造得鲜明而生动。重唱形式，被莫扎特作为安排戏剧性冲突和高潮的重要手段。序曲简练、个性化，在音乐的性质上与全剧有了更多的内在联系。这些重要的探索，使莫扎特在德国歌剧艺术的开拓史上立下了不朽业绩。其中以《费加罗的婚礼》、《唐璜》和《魔笛》最为杰出。
吉亚卡摩·普契尼,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十九世纪末至欧战前真实主义歌剧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成名作是1893年发表的《曼侬·列斯科》，著名的有《艺术家的生涯》、《托斯卡》等。他是十九世纪末至欧战前真实主义歌剧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流派追求题材真实，感情鲜明，戏剧效果惊人而优于浪漫主义作品。普契尼的音乐中吸收话剧式的对话手法，注意不以歌唱阻碍剧情的展开，除直接采用各国民歌外，还善于使用新手法。
三幕歌剧《托斯卡》1900年1月24日初演于意大利罗马，剧本由贾可萨根据莎尔多的剧本改编，是普契尼最著名的四部歌剧代表作之一。
普契尼的两幕歌剧《蝴蝶夫人》是一部抒情性的悲剧，通过一个纯真、美丽的姑娘的悲惨命运，对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了批判。普契尼在音乐创作中直接采用了《江户日本桥》、《越后狮子》、《樱花》等日本民歌来刻画蝴蝶夫人的艺妓身份和天真的心理。这部作品是普契尼的 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歌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名作。
《啊，明朗的一天》是这部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首曲子，是蝴蝶夫人在第二幕中所唱的一首咏叹调。平克尔顿回国后，女仆认为他不会回来，但忠于爱情的蝴蝶夫人却不停地幻想着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平克尔顿乘军舰归来的幸福时刻。她面对着大海，唱出了著名的咏叹调《啊，明朗的一天》。普契尼在这里运用了朗诵式的旋律，细致地刻画了蝴蝶夫人内心深处对幸福的向往。音乐近似说白，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蝴蝶夫人盼望丈夫回来的迫切心情。
《艺术家的生涯》，四幕歌剧，又名《波西米亚人》、《绣花女》，由嘉科萨和伊利卡编剧。1896年2月1日由托斯卡尼尼指挥首演于意大利都灵。
3幕歌剧《西部女郎》，同样改编自美国剧作家贝拉斯科的同名戏剧，由曾加利尼与奇维尼尼撰脚本，作于1910年，该年 12月10日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由托斯卡尼尼指挥首演。
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图兰朵》取材于C．戈齐的神话剧，在这部作品里他坚持了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摆脱了原著的象征性，使全剧充满生活气息，人物都是富有激情的活生生的人。他在这里一反过去常采取的抒情室内风格，恢复了几乎被人忘却的意大利正歌剧风格，有雄伟的合唱、辉煌的独唱段落、丰富多彩的音响效果等。由于戏剧的背景是古代中国，采用了中国民歌《茉莉花》的曲调，但其他方面并无中国特色。他在剧中广泛运用了欧洲的古调式，有些表现性强的场面，运用现代和声，形成不协和的多调性结合。可惜写到第三幕时普契尼因病逝世，剩下的部分由他的学生F．阿尔法诺根据他的草稿完成。1926年4月，当《图兰朵》在著名的斯卡拉歌剧院首演，获得巨大成功。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在第三幕临近结尾时放下指挥棒，转向观众低声宣布：“大师的作品在这里结束。
1884年创作歌剧《维利》参加松佐尼奥音乐出版社举 办的独幕歌剧比赛。《维利》基于海涅首先运用的一则传奇故事，A.亚当在舞剧《吉赛尔》中亦用过，叙述众幽灵报复遗弃末婚妻的负心男子罗伯特，让他在急速的舞蹈中无法解脱，至死方休。这一类型的题材明显反映出德国浪漫主义对于意大利歌剧的影响。《维利》虽在比赛中败于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土》，但改成两幕歌剧在都灵首演却十分成功。
三幕歌剧《托斯卡》1900年1月24日初演于意大利罗马，剧本由贾可萨根据莎尔多的剧本改编，是普契尼最著名的四部歌剧代表作之一。剧情为：1800年，罗马画家马里奥·卡伐拉多西因掩护政治犯
安格洛蒂脱逃而被捕受刑。歌剧女演员托斯卡正热恋着他。警察总监斯卡皮亚以处死马里奥来胁迫托斯卡委身于他。托斯卡被迫假意允从，警察总监则答应搞一次假处决使马里奥获得自由，托斯卡在拿到警察总监签发的离境通行证后，趁其不备，刺死了他。黎明时，马里奥被带往刑场，托斯卡告诉他这只是假处决。谁料这是警察总监耍的花招，马里奥真的被处决。她刺死总监之事也已暴露，终于跳墙自杀。歌剧揭露了统治者的虚伪、贪婪和奸诈，歌颂了被压迫者的高尚情操。剧中的咏叹调十分著名。这里选用的是托斯卡的咏叹调《为艺术，为爱情》 和卡伐拉多西的咏叹调《星光灿烂》。其中《星光灿烂》是剧中最著名的咏叹调，是卡伐拉多西在第三幕中所唱。黎明，他走上刑台，即将被处决。远远望见梵蒂冈和圣·保罗大教堂，天空清亮，星光闪烁，一道暗淡的光线预示着黎明的到来。卡伐拉多西深情唱到：“……甜蜜的亲吻，和那多情的拥抱，使我多么惊慌，她面纱下美丽的面容和身材……”正是因为作者把最丰富的感情融汇于完美的形式中，使这首咏叹调永传后世。
中国声乐作品赏析
萧友梅（1884－1940）字思鹤。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广东中山县人。1901年赴日留学，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声乐，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教育学。曾编写《风琴教科书》、《钢琴教科书》、《小提琴教科书》、《和声学》、《普通乐学》等。论著有《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等。
他是我国较早上掌握西洋近代作曲理论，进行专业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作有一百多首歌曲，两部大会唱，两首弦乐四重奏，两首钢琴曲（《哀悼引》、《新霓裳羽衣舞》均改编为管弦乐曲），一首大提琴独奏等。《问》、《“五四”纪念爱国歌》、《国耻》、《国民革命歌》等歌曲表达了爱国思想。他的歌曲作品大部收入《今乐初集》、《新歌初集》、和《新学制唱歌教科书》。
黄自（1904年3月23日－1938年5月9日），字今吾，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中国著名作曲家，是黄炎培之侄。
黄自幼饱读诗书，尤爱音乐。著名的音乐家贺绿汀、朱英、江定仙、林声、林声翕、刘雪庵等，皆乃黄自门生。
黄自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写作了多种体裁的音乐作品，其中最重要而且数量最多的是声乐作品。1933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了黄自的独唱歌集《春思曲》，其中包括《思乡》、《春思曲》和《玫瑰三愿》三首作品，均为黄自抒情歌曲的代表作。
《思乡》由韦瀚章作词，1932年创作完成。顾名思义，此曲描写了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全曲为bE大调，开篇标有行板（Andante）速度，但在实际演唱过程中，常根据情绪上的需要做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处理。乐曲开始，在钢琴弱力度的铺垫下，伴奏旋律展开了一幅如诗如画的早春画卷。伴奏旋律第一句的#F、G、bB三个音，在声乐旋律的第一句再现，对应歌词中“柳丝”二字，#F这个音乍听似乎觉得很多余，仅用G、bB两个音对应“柳丝”二字，在一拍半这么短的时间内也不会给听觉上带来多大的差异。但仔细一想，“柳”这个字在汉语声调中读上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三声（∨），试将伴奏旋律中的D音填充至声乐旋律的空半拍上,音响效果就变成了D、#F、G，在五线谱上依次排开，产生了这样的旋律线条。这三个音的构成不正是“柳”这个字的声调吗？虽然D这个音并没有从演唱者的口中唱出来，而是由钢琴演奏出的，但他们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效果，带给听众的正是上声音的感觉。试将#F去掉，只用G、bB二音，“柳”字就容易带给人阳平，也就是二声“刘”的感觉。如由初学演唱或普通话音韵掌握不好的学生来演唱，很容易带给听众错觉。黄自一向很注意旋律和歌词声调的配合，注重旋律在表情达意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一切得归功于黄自年少时喜爱歌唱的亲身体会吧。也正因为他深厚的家教渊源和日后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造就了其良好的文学功底，才使得歌词与曲调之间能够结合得如此完美。
接下来的两句，“清明才”、“独自个”也采取了与第一句“柳丝”一样的节奏型，使人觉得规整，情绪平静。黄自有可能是写完这三句后再写得前奏，如此前后呼应，一举多得，也未可知呢！开篇的三句，为听者描述了游子独坐窗边，黯然无语，平静却又稍显忧郁的画面。通过“更那堪”三个字的渐强将情绪推至本曲的第一个高潮，F上的“墙”字在瞬间冲破了之前情绪上的压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劲，很是形象。之后的“不如归去”四个字在演唱时一般都做渐慢处理，以表达游子强烈思乡之情。
情绪上的第一次变化由作品14小节的后半部开始展开。伴奏的渐慢（rit）回至原速（a tempo），带给人一种紧张、烦乱甚至是慌忙的气氛。钢琴左手进行F—E—bE—D—bD—C的半音下行，配合右手高音A—#A—B—C—#C—D的半音上行，逐渐拉开了音域幅度，再通过一气呵成的渐强，将这种急切的情绪推至全曲的第二个高潮：G音的“问” 此时马上又改换成了一种热切的、询问式的情绪，“随渺渺微波是否向”8个字，演唱时一般会急促些，而伴奏在这里也变得简单，有利于两者的配合。从“南流”两个字才又回到原速，最后引发了作者“我愿与他同去！”的无限感慨。伴奏旋律也悄然无声地随着曲终的情绪轻轻地、慢慢地消失在思乡意境中。
使用中国古代诗词的名称和内容于音乐作品的创作，是20世纪早期中国音乐家从事音乐创作的一种尝试，黄自也不例外。他创作歌曲喜欢用古典诗词，《花非花》（白居易）、《峨眉山月歌》（李白）、《点绛唇·赋登楼》（王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苏轼）、《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等，都是其作品中的优秀之作。如苏轼的《卜算子》，其寓意幽远，用字精辟，透出一种神秘而虚无缥缈的意境。黄自善用精练简洁的音乐语言表现诗词意境，所以全曲仅十一小节，印象派的和声写作手法贯穿始终。谱面看似简单，仔细分析却有丰富的内涵。此曲旋律采用五声D商调式，和声则采用D羽调式，和弦基本上采用三度叠置。虽然全曲篇幅不长，但仔细观察后不难发现，十二个半音音级均在内声部中一一出现，整体结构工整严谨，丝毫没有影响到整首曲子的五声性结构。钢琴伴奏与声乐相得益彰，个性鲜明。除了上述艺术歌曲外，黄自的爱国歌曲是其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了。《抗敌歌》、《赠前敌将士》、《旗正飘飘》等均在当时广为传唱。其中以《抗敌歌》和《旗正飘飘》为例，节奏雄健有力，曲调慷慨激昂，气势磅礴热情。钱仁康先生曾这样评价这两首作品：“不仅是黄自声乐作品的代表作，也属于„五四‟以来最优秀的合唱之列。”黄自被当时的音乐界誉为“爱国歌曲之王”。
廖尚果（1893--1959），即青主，中国音乐理论家。
1928年，他在上海经营一间以出版乐谱为主的书店，出版了他的作品《大江东去》、《清歌集》等。不久，书店倒闭，1929年，他应萧友梅之邀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授，并担任校刊《音》和《乐艺》季刊的主编。他在《乐艺》上发表的著译和作品共有60多篇。还编写出版了两本音乐美学著作《乐话》（1930，商务印书馆）和《音乐通论》(1933，商务印书馆)，以及他与华丽丝合作的歌曲集《音境》（1931，商务印书馆）等。
廖尚果的歌曲创作除了取法F.舒伯特之外，还受H.沃尔夫的影响。在照顾字音的自然平仄的同时，特别留意字义的轻重，依照朗诵的原则考虑旋律的进行。他为此写过《作曲和填曲》一文，阐述他的观点，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加以体现。如《大江东去》一开头就具有前人称赞苏东坡所说的“天风海雨逼人”的气势，基本上是朗诵式的，却不失其旋律美；中段“遥想公瑾当年”以后，长吟咏叹，豪迈风流；结尾“人生如梦”，好像是消沉下去了，但是“一尊还酹江月”依然给人健翮冲霄之感。歌曲《我住长江头》以流畅动听的民歌风曲调，表达了恋人的坚贞信念和崇高情操，是一首意境深远的抒情歌曲。
廖尚果的音乐思想深受西欧“表现派”理论家H.巴尔及1819世纪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在《乐话》《音乐通论》等专著和给国内一般音乐朋友一封公开的信、《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音乐当作服务的艺术等论文中，阐述了他的“音乐是上界的语言”和“音乐无国界”等观点。此外,他还介绍过W.A.莫扎特、L.van贝多芬、R.舒曼、F.肖邦、R.瓦格纳等著名音乐家。他的音乐思想在当时一些专业音乐工作者中有一定影响。
第三篇：声乐中国作品
一、中国作品
（一）民间歌曲 牧歌
嗄达梅林
燕子
阿瓦日古里 思恋
页里麦
我等你到天明 赛吾里麦
送我一支玫瑰花 曲蔓地
举杯祝贺
在银色的月光下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百灵鸟你这美妙的歌手 手挽手
玛依拉
嘎俄丽泰
在那遥远的地方 小河淌水
（二）艺术歌曲 卖布谣
渔光曲
长城谣
花非花
点绛唇·赋登楼 梅娘曲
铁蹄下的歌女 春思曲
思乡
红豆词
玫瑰三愿
问
月之故乡
教我如何不想他 我住长江头 大江东去
满江红
阳关三叠
乌夜啼
牧羊姑娘
羊屏山
忆秦娥·娄山关
蝶恋花·答李淑一
菩萨蛮·黄鹤楼
沁园春·雪
黄水谣
黄水谣——选自《黄河大合唱》
黄河颂——选自《黄河大合唱》
黄河怨——选自《黄河大合唱》
思乡曲——电影《海外赤子》插曲
生活是这样美好——电影《海外赤子》插曲 春天来了——电影《海外赤子》插曲
我爱你，中国——电影《海外赤子》插曲
祖国的春天——声乐组曲《祖国四季》之一《春》 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
——声乐套曲《祖国四季》之三《秋》 草原夜色美
雪花
金风吹来的时候
二月里来
幸福在哪里
歌唱你啊，祖国
当归谣
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
草原之夜——电影《绿色的原野》插曲 我爱梅园梅
驼铃
美丽的孔雀河
大海一样的深情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英雄赞歌——电影《英雄儿女》插曲
拉骆驼的黑小伙
祖国之爱——电影《元帅与士兵》插曲 我和我的祖国
这就是我的祖国
祖国，慈祥的母亲
我的祖国妈妈
啊!中国的七地
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
永远为祖国放哨
祖国!永在我心中
我爱祖国的蓝天
清晰的记忆
故乡的小路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
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
——电视系列片《共和国之恋》主题歌 江河万古流——电视片《九州方圆》主题歌 送上我心头的思念
长江之歌——电视片《话说长江》主题歌 故乡
天下黄河十八湾
一支难忘的歌——电视剧《蹉跎岁月》主题歌 牧马之歌
松花江上
思乡曲
嘉陵江上
长城永在我心上
生命的星
那就是我我爱你，中华
北京颂歌
怀念战友
古老的歌
大森林的早晨
但愿不再是梦里
妈妈教我一支歌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多情的土地
海上女民兵
啊!樱花
心上人像达玛花
晚会圆舞曲
红杉树
秋收——电影《白毛女》插曲
乌苏里江
再见吧，妈妈
春天来了
彩云与鲜花
中华，中华，亲爱的妈妈
党啊，亲爱的妈妈
打起手鼓唱起歌
春光曲
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星
黑孩子塞琳娜
我站在铁索桥上
克拉玛依之歌
请允许
岩口滴水
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延安颂
飞向无限想往的明天
林中小鸟
周总理，您在哪里
梅岭三章
歌唱井冈山
古田颂歌
歌唱遵义
雄伟的天安门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祝酒歌
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追寻
海风啊海风
假如你要认识我过去的事情不再想——电视剧《手足情》插曲 摘一束玫瑰送与你——电影《幽灵》插曲 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
……
第四篇：金元词曲演变与音乐关系论文
我们经常说“元曲代宋词而兴”，这一说法大体上不错，但细想起来便有两个问题：一是金代的情况如何，跨过了一个金代，词曲的演变发展便缺略了一个环节；二是当典兴起的时候，词的情况如何，是不是完全销声匿迹了。这两个问题的探究都离不开诗歌与音乐关系的考察。
1说到词曲的演变，不能忽略柳永和苏轼、辛弃疾的影响。
柳永之词，以其市民的情调，娴熟的手法，谐婉动听的音律，雅俗共赏的风格，成为曲的一种先导。诚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云：“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语所自出。……自昔诗词之递变，大都随风会为转移。词曲之为体，诚迥乎不同。董（解元）为北曲初祖，而其所为词，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词出，渊源斯在。”
苏轼、辛弃疾之词，以其丰富的内容，开阔的境界，融汇力极强的语言，阳刚之美为主的风格，同样成为曲的一种先导。元好问《自题乐府引》云：“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贯云石《阳春白雪序》云：“盖士尝云：东坡之后，便到稼轩。兹评甚矣。”由此看来，苏辛词与元曲正是一脉相承的。（注：以上问题，可参拙文《从词到典——论金词的过渡性特征及道教词人的贡献》，《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除了柳永和苏轼、辛弃疾之外，其他有关词家的影响，也不应当忽略，其中值得提出的一位便是田为。
田为，字不伐。政和中与万俟咏（字雅方）同供职大晟府，“众谓乐府得人云”（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宣和八年(1119)八月为大晟府乐令。精通音律，擅长瑟琶。有《＠①呕集》。万俟咏有侧艳之词，田为与他有所不同，故王灼云：“田不伐才思与雅言抗行，不闻有侧艳。”（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田不伐的词在金代颇有影响。元好问有《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先得楚字韵》诗，可见金世宗完颜雍爱好田不伐词，因而亲笔书写。元好问本人亦有《婆罗门引·望月》词，从其内容看，受到田不伐词的影响。
元好问另有《品令》词，自注：“清明夜，梦酒间唱田不伐‘映竹园啼鸟’乐府，因记之。”既然梦见唱田不伐词，可见实际生活中唱田词是确有其事的。
到了元代，田不伐的词仍然很有影响，特别是在音律方面，仍然被词曲家们奉为楷模。白朴《水龙吟》（彩云萧史台空）小序云：“幺前三字用仄者，见田不伐《＠①呕集》，《水龙吟》二首皆如此。田妙于音，盖仄无疑，或用平字，恐不堪协。云和署乐工宋奴伯妇王氏，以洞箫合曲，宛然有承平之意。乞词于余，故作以赠。”可见当时《水龙吟》词尚能演唱，而且音律仍以田不伐之作为准。
元代有不少曲家创作《正宫·黑漆弩》（或作《鹦鹉曲》），而且都押“鱼模”韵。这一创作热潮，或曰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或曰由田贲《鹦鹉曲》而起，是有争论的。
说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的是卢挚（约1242—约1314）的《正宫·黑漆弩》小序：“晚泊采石，醉歌田不伐《黑漆弩》，因次其韵，寄蒋长卿佥司、刘芜湖巨川。”曲云：“湘南长忆蒿南往，只怕失约了巢父。舣归舟唤醒湖光，听我篷窗春雨。故人倾倒襟期，我亦载愁东去。记朝来黯别江滨，又弭棹蛾眉晚处。”
而白贲（字无咎，约1270-1330前）有《正宫·鹦鹉曲》一首，实系《黑漆弩》，因首句为“侬家鹦鹉洲边住”，遂改为《鹦鹉曲》。
冯子振（1257-1337后）《正宫·鹦鹉曲》序云：“白无咎有《鹦鹉曲》云：（略）余壬寅岁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炙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个‘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
有学者评卢挚《正宫·黑漆弩》云：“此曲原唱，即冯子振所称白贲《鹦鹉曲》，疏斋以为田词，似偶误记。……无咎曲亦传唱当时，或误属不伐。”（注：王文才《元曲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案上述各曲之外，王恽(1226-1304)亦有《正宫·黑漆弩》之作，并在序中提到当时已有一首出现“江南烟雨”词句的《正宫·黑漆弩》。今人李昌集据此及其他有关材料，判断《正宫·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并非白贲所作（注：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页。），是有相当道理的。
这里还可以补充两条材料。
一是姚燧(1239-1314)有《黑漆弩》，与卢挚之作用韵相同。小序谓丁亥年听人歌《黑漆弩》而作。丁亥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时白贲只有十几岁，姚燧所听不可能为白贲之曲。
二是刘敏中(1243-1318)亦有《黑漆弩》二首，所用韵与卢挚之作相同。刘敏中所作，亦未必在白贲所作之后。
由此看来，田不伐的《黑漆弩》在元代确曾传唱，卢挚《正宫·黑漆弩》的原唱是田不伐的《黑漆弩》，大约是不会错的。白贲《正宫·鹦鹉曲》可能也是受了田不伐之作的影响，而它自身也曾产生影响那是下一步的事了。
2在词曲演变的过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金代歌者，屡见于文人吟咏。元好问《仆射陂醉归即事》：“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须红袖出重城。”自注：“是日招乐府不至。”可见平日招歌者乃是常事。《闻歌怀京师旧游》：“楼前谁唱绿腰催，千里梁园首重回。记得杜家亭子上，信之钦用共听来。”这里的“杜家”，指杜仁杰，他是诗人，又是散曲家，所作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是十分有名的；“信之”即麻革，“钦用”即李献甫，都是当时的诗人。《赠绝艺杜生》：“迢迢离思入哀弦，非拨非弹有别传。解作江南断肠曲，新声休数李龟年。”《杜生绝艺》：“杜生绝艺两弦弹，穆护沙词不等闲。莫怪曲终双泪落，数声全似古阳关。”这些艺人所弹唱，大多是词，也可能包括曲。
歌者对文人的创作，不止是被动地演唱，他们对于演唱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他们对于听众审美需求的了解，有时还会对文人的歌词创作起引导作用。如蔡松年《雨中花》（忆昔东山）序云：
数日来，蜡梅风味颇已动，感念节物，无以为怀，于是招二三会心者，载酒小集于禅坊。而乐府有清音人雅善歌《雨中花》，坐客请赋此曲，以侑一觞。情之所钟，故不能已，以卒章记重游退闲之乐，庶以自宽云。
一方面是词人有了郁勃于胸的感情，一方面艺人又具有这样的演唱优势，二者结合，声情匹配，便产生了这首词。
元代有关歌者特别是女歌者的记载更多。从夏庭芝《青楼集》可以看出，这些女艺人能歌词，能歌曲，有的还能作词，能作曲，因此她们在词曲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更加显著。
能歌者如解语花：“尤长于慢词”。曾在卢挚、赵孟ｆǔ＠②等文人聚会上演唱元好问所作《骤雨打新荷》。小娥秀：“善小唱，能慢词。”宋六嫂：“小字同寿。元遗山有《赠ｂì＠③篥工张嘴儿》词，即其父也。宋与夫合乐，妙入神品，盖宋善讴，其夫能传其父之艺。”王玉梅：“善唱慢词，杂剧亦精致。”李定奴：“歌喉宛转，善杂剧。勾阑中曾唱《八声甘州》，喝彩八声。”这两位既善唱慢词，又善演杂剧，属于词曲兼精的人才。
能歌兼能作者如梁园秀：“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喜亲文墨，作字楷媚；间吟小诗，亦佳。所制乐府，如《小梁州》、《青歌儿》、《红衫儿》、《＠④砖儿》、《寨儿令》等，世所共唱之。”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曾即席歌金人蔡松年《水调歌头》词，又曾即席作北曲《小妇孩儿》。珠帘秀：“著名杂剧演员，又作有散曲小令《双调·落梅风·答卢疏斋》、套曲《正宫·醉西施》。刘燕歌：“善歌舞。”曾即席作《太常引》词。张玉莲：“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韵唱之。丝竹咸精，ｐú＠⑤博尽解，笑谈，文雅彬彬。南北令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曾即席作小令《折桂令》。
《青楼集》之外，有关元代歌者的材料还有很多。如关汉卿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写谢天香能随口将柳永的《定**》词曲“歌戈”韵改为“齐微”韵歌唱，而十分妥贴自然。谢天香在剧中是宋代人，但实际上是元代妓女的写照。这也是元代歌者艺术修养的一个生动例证。
总之，在词曲演为发展过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一是唱，二是作。所谓唱，指的是这些歌者既能唱词，又能唱曲，促进了词曲的交流和演变。所谓作，一方面是歌者当中有的人自己能够创作，但更多的是歌者的演唱需求促进了文人的创作，文人有很多词曲作品，就是应歌者的要求而作的，前引蔡松年、白朴、冯子振诸例均是如此。文人的创作，经过歌者的演唱，迅速传播开来，又促进了社会对词曲的需求。元曲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之文学，同时也是一代之音乐，作为中间环节，广大歌者实在是功不可没。
3在曲已经占据歌坛主导地位的时候，一部分词仍在传唱。燕南芝庵《唱论》说：
近出所谓“大乐”，苏小小《蝶恋花》，邓千江《望海潮》，苏东坡《念奴娇》，辛稼轩《摸鱼子》，晏叔原《鹧鸪天》，柳耆卿《雨霖铃》，吴彦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坚《石州慢》，张子野《天仙子》也。
这里说到的“苏小小《蝶恋花》”，实为北宋词人司马ｙǒｕ＠⑦之作。因此这里提到的十位词人，北宋五位（张先、柳永、晏几道、苏轼、司马ｙǒｕ＠⑦），南宋两位（辛弃疾、朱淑真），金朝三位（蔡松年、吴激、邓千江）。这可以说是体现了南北的融合，也证明元曲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宋金词的艺术滋养。
这一组“大乐”之所以受到金元人的重视，不仅由于它们的作者知名度高，可以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也不仅由于它们文辞的优美，可以作为创作的楷模；同时也由于它们音律上的成功，可以作为演唱的典范。
我们知道燕南芝庵《唱论》曾对十七宫调的声情作了描述，如“仙吕调唱，清新绵远”，“大石唱，风流蕴藉”，“双调唱，健捷激袅”，“南调唱，凄怆怨慕”，等等。这一描述在演唱实践中是得到了某种程度体现的。
上面一组“大乐”，《乐府阳春白雪》对其中五首注明了宫调：《蝶恋花》为商调，晏叔原《鹧鸪天》为大石调，柳耆卿《雨霖铃》为双调，朱淑真《生查子》为大石调，张子野《天仙子》为中吕调。
我们试看传为苏小小所作，实为司马ｙǒｕ＠⑦所作的《蝶恋花》：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望断彩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
俞陛云评此词：“琢句工妍，传情凄惋。”（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这首词演唱起来，确实可以是“凄怆怨慕”。再看晏叔原《鹧鸪云》：
彩袖殷勤捧玉锺，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ｇāｎｇ＠⑧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朱淑真《生查子》：
年年玉镜台，梅蕊宫妆困。今岁未还家，怕见江南信。酒从别后疏，泪向愁中尽。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
前一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评曰：“词情婉丽。”后一首，《古今女史》评曰：“曲尽无聊之况，是至情，是至语。”这两首词演唱起来，确实也可以是“风流蕴藉”。
以上这些典范之词的唱法，作为一种艺术积淀，可以影响、可以融入曲的唱法。试看燕南芝庵《唱论》所记载的：
凡唱曲有地所：东平唱《木兰花慢》，大名唱《摸鱼子》，南京唱《生杳子》，彰德唱《木斛沙》，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
这里提到的《摸鱼子》、《生查子》，都在前述宋金十“大曲”之中；而《黑漆弩》则显然与田不伐之词有关。
当然金元人演唱的，并不都是知名作家的词，也有其他作家甚至无名氏的词。元人张翥《南乡子》序云：“驿夫夜唱《孤雁》，隔舫听之，令人凄然。”并形容其演唱效果是：“野唱自凄凉。一曲孤鸿欲断肠。恰似《竹枝》哀怨处，潇湘。月冷云昏觅断行。”这里所说的《孤雁儿》是词调，即《御街行》。《花草萃编》据杨ｓｈì＠⑨《古今词话》引无名氏《御街行》：
霜风渐紧寒侵被，听孤雁声嘹唳，一声声送一声悲。云淡碧天如水。披衣告语：“雁儿略住，听我些儿事。塔儿南畔城儿里，第三个桥儿外，濒河西岸小红楼，门外梧桐雕砌。请教且与、低声飞过，那里有、人人无寐。”
词咏孤雁，词牌因之改为《孤雁儿》。这首词情感质朴，语言通俗，上下片浑然一体，显示出与曲相近的特征。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金元时代词曲的并存、交流、融合、演变，是通过各种渠道，由士大夫和民间的作者、歌者，由创作者与接受者共同完成的。周德清《双调·蟾宫曲》写道：
宰金头黑脚天鹅，客有钟期，座有韩娥。吟既能吟，听还能听，歌也能歌。和白雪新来较可，放行云飞去如何？醉睹银河，灿灿蟾孤，点点星多。
作者、歌者、欣赏者、评论者互为知音，其结果，是造成了可与唐诗、宋词媲美的一代之文学，一代之音乐，留下了中国文学史、音乐史上辉煌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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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声乐教学中美声唱法民族化研究论文
摘要：美声唱法的科学性毋庸置疑，自引入我国以来，美声唱法对推动民族声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与民族音乐文化呈现出交融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声乐教学中美声唱法民族化的运用越来越受到关注。基于以上原因，本文简要分析了声乐教学中美声唱法民族化的必要性，并从气息、吐字、风格、情感、表演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美声唱法民族化在声乐教学中的具体运用，旨在进一步提升美声唱法民族化的运用水平，从而充分发挥美声唱法民族化在教学服务及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发展等方面的价值。
关键词：声乐教学；美声唱法民族化；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美声唱法是世界上公认的科学化的演唱方法，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声唱法传入我国，至此之后，国内高校声乐教学中大多以美声唱法为主，其覆盖面越来越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受到民族文化和语言差异的影响，在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华民族化音乐作品的过程中，需要对语言的元音进行改变以便于歌唱，同时要通过元音来更好的接触语言，这就涉及到音乐艺术与语言艺术的结合。在美声唱法不断普及和推广的背景下，其与民族音乐的融合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也赋予了美声唱法民族化的教学研究价值。基于以上，本文简要探讨了声乐教学中美声唱法民族化运用的相关问题。
一、声乐教学中美声唱法民族化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民族声乐文化艺术涵盖内容众多，例如戏曲、民歌、说唱等都属于民族音乐文化艺术的范畴。美声唱法的发音方式科学合理，通常用来衡量声乐演唱水平，由此可见，在保持民族声乐文化艺术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引入美声唱法是十分必要的，声乐研究者需要对美声唱法民族化问题进行研究。美声唱法民族化的内涵是以科学的美声演唱发声来提升民族音乐演唱水准，但前提是保证民族音乐文化艺术特色和神韵[1]。东西方人在生理结构及审美追求等方面的差异性较大，美声唱法民族化需要将美声唱法“嫁接”到民族声乐中，以美声唱法演唱民族音乐作品，探索美声唱法在民族文化背景下运用和发展的可行性，从而创新出新的音乐风格，这才是美声唱法民族化的核心所在。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许多声乐研究者积极探索，在不丢失民族音乐文化艺术特色的前提下积极借鉴美声唱法技术，这对于促进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提升声乐演唱技术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由此形成了包含民族神韵和颇具时代特色的音乐风格。在我国老一辈声乐及声乐教学研究者中，不乏探索西方美声发音方式和演唱技巧的先驱者，并在民族声乐文化中融会贯通，例如才旦卓玛、王昆、郭颂等在声乐研究的过程中始终不忘初心，保持我国音乐民族化和本土化之特点，并积极借鉴美声唱法之精华，对于促进我国声乐艺术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美声唱法民族化的研究正式步入了摸索阶段，但个性鲜明的审美特征还未完全形成[2]。德德玛、李双江等歌唱家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摸索美声唱法民族化发展，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音乐审美特征，与老一辈艺术家相同的是，他们都坚持以民族特色和民族韵味为基础的原则，这也是这些歌唱家及其作品广受欢迎和喜爱的根本原因。对于声乐教学来说，其不仅承担着培养声乐人才的任务，同时肩负着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重大使命，因此，在声乐教学中应当积极的运用美声唱法民族化，发挥其音乐传承价值，创新出符合大众审美要求的艺术形式，以此来让我国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之林中保持活力。由此可见，在声乐教学中运用民声唱法民族化是十分必要的。
二、声乐教学中美声唱法民族化的具体运用
1.气息的调节控制
运用美声唱法民族化过程中，气息的调节控制至关重要，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深呼吸，保证气息顺畅和稳定，以此来均衡、灵活、平稳的控制气息变化。在用美声演唱中国歌曲的过程中，通过气息的有效控制来实现情感的书法和表达，教师应当让学生结合不同作品特点学会灵活调节和控制气息，从而更为准确的表达作品情感。
2.吐字技巧的训练
归根结底，美声唱法属于舶来品，其适用于外国语言尤其是意大利语的演唱，在意大利语中，发音以元音结尾，在演唱过程中，只需要保证五个元音字母的统一即可[3]。但对于汉语来说，汉语拼音有声母和韵母之分，在声乐教学中不仅注重发声方法、声音变化及延长旋律的训练，同时要注重语言的合理运用。汉语语言吐字要保证字正腔圆，所谓“字正”，即演唱过程中灵活运用字头、字腹和字尾，所谓“腔圆”，即在统一共鸣位置中以音乐的形式通畅的演唱出字，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训练的过程。相较于说话来说，演唱需要在同一的状态下保证发音吐字的清晰性，不能有字无声或有声无字，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要求学生以拼音的形式拼字，以普通话的标准归韵，即在演唱过程中灵活运用美声唱法，之后配合乐句强弱处理、气息演唱来完整的表达乐曲，保证语言的流畅性和情感表现的自然性，产生与听众的共鸣[4]。总的来说，美声唱法民族化在吐字方面的运用就是以民族语言来对美声唱法进行诠释，强化汉语吐字，将汉语吐字方式与美声唱法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美声唱法演唱民族作品的生涩，在不影响外国作品演唱的前提下，保证中国作品的美声演唱被群众接受。
3.作品风格的把握
风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从宏观上来看，其指的是一个时代、民族、流派、艺术作品的特点，而对于声乐演唱来说，演唱风格指的是演唱的韵味和个性。在声乐教学过程中，涉及到中外作品及戏曲声乐作品等，各类作品的语言风格有着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学生灵活把握，对作品内容、创作意图及创作背景有着良好的理解，以此才能够更好的把握作品风格。我国幅员辽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区域的歌曲风格差异较大，例如江南歌曲柔美秀丽，旋律圆润，高原歌曲粗狂高亢、旋律起伏，草原歌曲从奔放悠长、放荡舒展。以江南歌曲为例，在了解歌曲风格之后，对歌曲演唱的把握归根结底要在语言上下工夫，掌握江南水乡语言的韵味，只有这样才能够唱出歌曲之韵味，彰显江南歌曲的柔美魅力。因此，美声唱法在声乐教学运用的过程中，应当要求学生多多学习，借鉴歌唱名家对作品风格的把握，提升自身对作品风格的灵活掌握和运用能力。
4.民族情感的表达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着深厚历史文化沉淀，民族个性鲜明，许多民族歌曲取材于生活，唱起来朗朗上口，流传久远[5]。例如东北的二人转、湖南的花鼓戏、陕北民歌等，各民族音乐作品各具韵味、各有特色，也形成了差异化的演唱方法，此外，我国戏曲文化博大精深，作品丰富，这些都属于我国传统民族声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声乐正是在这些传统音乐艺术形式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来的。而在美声唱法引入之后，民族音乐又积极借鉴了美声科学的演唱方法和先进的发声技巧，使得民族音乐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美声唱法与民族艺术及情感的融合推进着民族声乐的发展。相较于传统民歌来说，现代民族声乐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更强，同时不失传统韵味，搭载了民族情感，使得现代演唱艺术家在更加科学演唱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抒发和表达民族情感。例如《我爱梅园梅》、《送上我心头的思念》等都是利用美声唱法表达民族情感的典型作品，在声乐教学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声情并茂的演唱，注重对美声唱法技巧把握的同时要学会表达情感。音乐是搭载情感的载体，演唱技巧再好而缺乏情感表达是无法打动听众的，这就需要学生用心演唱、用情演唱，结合自己对作品内涵的理解融入自己的感情，实现情感和声音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作品演唱情感的表达离不开作品的内容，以《我爱梅园梅》这一作品演唱教学为例，在教唱之前，需要让学生对作品内涵进行理解，作品不仅仅是对梅花的歌唱，同时更体现了作者借梅花之高尚品质表达对周总理深切的怀念之情。因此，应当要求学生在演唱的过程中转换角色，怀着崇敬的心情用美声唱法演唱出来，心中有情方可实现以情感人，配合美声科学的演唱方法来达到完美的演唱效果。
5.协调统一的表演
演唱与表演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声乐演唱来说，表演即指的是演唱过程中的面目表情和肢体动作。在演唱西方歌剧的过程中，需要学习芭蕾舞、宫廷舞等，而对于民族作品的演唱来说，也应当学习民族舞蹈动作及戏曲表演动作等。美声唱法的引入只是为了借鉴其科学的演唱技巧和方法，这并不意味着要摒弃民族化的表演形式，因此美声唱法民族化的运用还体现在民族化表演形式上。在表演的过程中，应当保证表演动作与演唱内容的协调性和统一性，这与演唱者的自身修养密不可分，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学习[6]。从微观方面来看，声乐演唱者的修养可以划分为文化修养和音乐修养两个部分，所谓文化修养，即要求学生在日常学习的过程中积累和学习文学、历史、宗教等各方面知识，奠定自身的文化功底，保证演唱过程中有内容、有深度，所谓音乐修养，即指的是学生要掌握好科学的美声唱法技巧，同时要有着扎实的音乐知识基础，热爱交响乐及会演奏一些乐器等，只有具备文化修养和音乐修养，在作品演唱的过程中才能够保证表演的协调性、统一性，从而为整个演唱增光添彩，强化演唱效果。
三、结语
综上所述，美声唱法民族化在声乐教学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演唱技巧水平，同时有着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价值。本文结合实际教学经验，在保证民族音乐文化韵味和特色不丢失的原则性，探索了美声唱法民族化在声乐教学中的具体运用，旨在培养复合型的声乐人才，让我国本土化、民族化的声乐艺术与世界接轨，让烙印有中国文化印记的声乐形态走向世界。
作者:刘爱珍 单位:黄淮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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