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党早期组织历史早期研究探讨
党早期组织历史的早期研究探讨 ——对刘昌玉、任武雄、常美英、庄有为研究的分析 [摘 要]1978 年底，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教师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任武雄等老一辈党史研究工作者，就组成了研究团队，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创建实践，展开大量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相关研究涉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早期组织、其他各地早期组织建党活动、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思想等领域。他们率先推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的首批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和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党实践
2020 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 100 周年。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生动形象地概括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其中，“石库门”就是渔阳里、树德里等中国共产党人创建活动的区域，“兴业路”就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习近平这一重要讲话重申了“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明确了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作为上海的党史研究工作者，理应站在大力发掘建党资源和传承弘扬建党精神工作一线，切实发挥好应有作用。而早在 1978 年底，刘昌玉、任武雄、常美英、庄有为四位老一辈党史研究工作者，就已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创党实践，展开大量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率先推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的首批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和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四人团队的研究经过
改革开放初期，神州大地上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吹响了社会科学界思想解放的号角。中共党史研究也冲破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重新展开对重要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的研究与评价。适时，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教师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任武雄一道组成研究班底，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创党实践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工作。
1978 年上海师范学院恢复建制，学校在原先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政治教育系。当时，政治教育系除了完成全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必修课程《中共党史》外，还为恢复招生后政教系第一批学生开设了作为专业课的《中共党史》。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分别承担了《中共党史》的教学任务。他们在前期备课工作时，开始涉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相关资料搜集。与此同时，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为了推进科研工作，在中共党史教研室设立“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为课题研究项目，由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三人共同承担。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研
究课题，刘昌玉等人邀请任武雄共同参与，以期借助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文献丰富的独特优势，为课题研究提供支持。
1978 年 11 月，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专程前往北京、天津、济南、南京等地，采访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一大代表以及相关领域研究专家，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搜集了大量史料。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大多材料只能用复写纸誊抄下来。据庄有为回忆，他们三人于 1978 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和 12 月 1 日对早期党员罗章龙做了访谈，11 月18 日对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五四运动研究专家丁守和做了访谈，11 月 29 日对早期党员张申府做了访谈，12 月 1 日对一大代表包惠僧做了访谈。他们整理了访问记录并请受访者审核。包惠僧在看了访问记录后的回信中说，“记录大体不错”。这些工作为学术研究开展和论文撰写积累了大量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奠定了强有力的学术基础和史料基础。
经过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四人团队在没有先例可循和经验可鉴的情况下撰写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学术论文。经中国知网查验，这些论文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研究对象最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开创了相关领域研究的先河。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1984 年，研究团队编写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史稿》，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正式出版发行。1988 年，四人共同署名的著作《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为“祖国丛书”的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书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到中共一大、中共二大的召开，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党过程及其历史意义。此书一经发行，广受好评，不仅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热销读物，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早期组织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是中国大地上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 1921 年中共一大召开前的创党实践中始终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肩负着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其他各地党组织都无法与之相比拟。1979 年，研究团队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一文，通过对上海早期党组织创党实践的梳理，肯定了其在中国共产党筹建过程中的重要贡献。1980 年，任武雄、刘昌玉撰写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几个问题》，聚焦组织名称、形成过程等关键问题展开研究。两篇文章有如下三个观点值得关注。
第一，关于组织的名称。文章指出，改革开放初期的党史讲义和论文大都习惯性地沿用 1926年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中的说法，将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不仅不能反映历史事实，也无法凸显上海党组织相较其他各地党组织的独特地位。研究通过罗列李达、施存统、包惠僧等党的早期成员的回忆、《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表述等史料，论证了 1920 年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并不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而是“中国共产党”。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或“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更为妥当。
第二，关于组织的创建过程。文章指出，1920 年夏天，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五四运动后，先进分子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无比愤怒，对于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根本改造中国社会、劳工神圣、愿与俄国人民携手互助的呼声传遍全国。1920 年4 月，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现称为维金斯基——笔者注）以记者身份来华了解情况。到达北京后，魏金斯基先后同李大钊、陈独秀会晤，并同一些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进行过几次座谈，提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大约在 1920 年 8 月，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现南昌路 100 弄）2 号的《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寓所），首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推选陈独秀为负责人。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一经成立，便积极投入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动员工人运动的工作中，并通过各种方式与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从组织上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除了一般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外，研究团队还就沪西小沙渡地区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做了专题研究，认为它与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一样，通俗地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起点，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清晰梳理了上海党组织的创建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酝酿阶段（1920 年5 月至 8 月），陈独秀、沈玄庐、邵力子、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陈望道等人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探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问题，开始时并未直接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半年后才逐渐形成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组织。二是 1920 年暑假期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建了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并改组《新青年》，自 1920 年 9 月发行的第八卷第一期起，公开、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三是 1920年 11 月，上海早期党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主要依据是，11 月陈独秀主持起草了供党员内部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并将《共产党》月刊作为机关刊物出版发行，而此前各地共产主义者开展建党活动时都没有明确宣称“共产党”。作者还根据早期党员的回忆录认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人员构成共有 14 人，分别为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俞秀松、李震瀛、沈雁冰、周佛海、施存统、李启汉、沈泽民。
第三，关于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人数、参会代表人数和召开时间。上海早期党组织承载着筹备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研究团队基于对国内外存有史料的研究和考证，在对重要人物进行访谈的基础上，就上述党史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相关问题做出了初步回答。
关于党的一大时全国党员人数问题，当时一说 53 人，一说 57 人，未有定论。研究团队依据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份当时所能见到的唯一留下来的文件，认为党的一大召开党员人数为 53 人的说法更为妥当。虽然，后来又有材料提到有 57 人，53 人之外还包括 4 名工人，但究竟是谁未可知晓。而且，很多材料也显示在建党之初，工人党员还很少，大都是学生、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最早的工人活动家项英、王荷波等人都是在党的一大后才入党的。
针对党的一大参会代表人数和召开时间，文章明确提出，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到达上海，他们同李汉俊、李达等交换意见，建议应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是，李汉俊、李达写信同陈独秀、李大钊商讨决定，由李汉俊、李达发信请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各派代表 2 人到上海开会。文章详细罗列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所派代表的名单，共 13 人，其中国内六个支部派来 12 名代表，东京支部派代表 1 人。与会代表大都安排在博文女校里住宿。当时学校正放暑假。党的一大是 7 月下旬在望志路 106 号（现
兴业路 76 号）李汉俊家里举行的。数天之后会议遭到法国巡捕无理搜查，因而在浙江嘉兴南湖中的画舫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党史学界长期将包惠僧认作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不同于其他 12 名一大代表的特殊代表。刘昌玉等人于 1978 年 12 月 1 日采访包惠僧时谈及了这一问题，包惠僧特别强调说：“有人说我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不是广东的代表，这是不对的。我是广东代表，不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研究团队基于包惠僧的访谈记录和其他有关材料，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一文中明确指出包惠僧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广州支部的 2 名代表之一出席党的一大。此例也证明了研究团队的相关研究是具有充分的史料依据的，是有几分材料就说几分话的。
三、关于其他各地早期组织建党活动的研究
研究团队先后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二期和 1981 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武汉、广州、济南、长沙、留法学生的早期建党活动》，分别介绍了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过程，以及在上海、北京两地早期党组织的推动下，全国其他地方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以及留法学生开展建党活动的详细情况。
第一，关于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党活动。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从五四运动前夕至 1920 年春，在李大钊周围的一批要求进步的学生，从思想上倾向社会主义，发展到组织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十分踊跃，不久会员发展到一百余人。在李大钊亲自指导下，他们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述为目的，组织会员分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部分会员还组织讲演团到北京四城讲演所和街头去讲演，到工人比较集中的长辛店、赵辛店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工农群众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二是从 1920 年初至 9 月，李大钊先后与陈独秀、邓中夏酝酿讨论过建党问题。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等人到北京后，对北京建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热情帮助下，北京的共产主义者更加坚定了学习俄国革命的决心。李大钊完全同意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认为中国不仅必须建立共产党，而且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
三是 1920 年 10 月，以李大钊为核心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一起成立了北京党的早期组织。之前，李大钊收到陈独秀来信，知晓了上海已经成立了党的组织。信中，陈独秀还商请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党组织，并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早期党组织于 10月宣告成立，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等人。
文章充分肯定了李大钊领导的北京早期党组织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群众运动方面的积极作用。文章指出，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后，以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党员，十分重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通过创办刊物《劳动音》和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为组织工会和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准备了条件，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迅速发
展。此外，早期成员还参加了社会政治活动和青年学生运动，李大钊直接领导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方面，李大钊在几次论战中撰写文章，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各种反动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驳斥，肯定了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此外，文章还特别纠正了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早期党组织相提并论的认识误区。文章指出，在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以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仍然存在。前者具有政党性质，是研究会的核心力量，当时它是秘密的，因此经常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后者成为公开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人数较多。研究会会员不一定就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所以两者不能等同。
第二，关于全国其他地方早期党组织的建党活动。上海和北京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后，陈独秀等人主动函约或直接派人去全国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成立党支部，得到了各地共产主义者的积极响应，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创建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研究团队通过对武汉、广州、济南、长沙和留法学生早期创党实践的历史考察，指出各地开展的建党活动在思想和组织上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作了必要准备。文章充分挖掘了早期建党史实，从三方面出发进行了论证和分析。
一是指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都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当作主要任务。武汉临时支部每周学习一次，内容是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和有关俄国革命的小册子。广州党的组织创办“宣传员养成所”，这是一所培养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的学校，第一期学员有100 多人，该所办了将近二年，收到了相当成效。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勤奋学习法语，努力钻研并宣传马克思主义。蔡和森经过“猛看猛译”，从法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写了 50 篇文章，宣传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形势，揭露帝国主义重新分割殖民地。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还十分重视对工人群众的宣传工作，向工人群众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二是认为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深入工人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第一步。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工人党员郑凯卿根据陈独秀制定的武汉工人状况调查要求开展调查，形成了《武昌五局工人状况》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包惠僧的《我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发表在 1921 年 4 月 8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在湖南，毛泽东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到当地的纺纱厂、造纸厂、火车头修理厂等工人中去了解情况，交朋友，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留法学生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到工厂劳动，调查劳动运动的状况。
三是指出为了团结和教育广大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斗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还先后开展了建立和发展青年团的工作。自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团组织也都相继成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全国建团较早的地方之一，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团员。毛泽东对于发展团员的工作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强调慎重吸收，注意团员质量。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于 1920 年 8 月成立，谭平山是领导人之一。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明确信仰，也没有拟定具体的计划，所以该青年团在 1921 年 3 月至 4 月间自行宣布解散。1921 年秋冬，团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提出改组，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社会主义的团体，谭平山受临时中央局的委托，重新在广州建团。武汉团组织的成员是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为重点，也有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共十多人。武汉团组织每周开会一次，并通过他们向周围群众宣传革命理论。
四、关于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思想的研究
早期共产主义者积极探讨建党思想，为在中国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新型政党提供理论依据。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更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创党实践，而从理论层面对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思想的研究相对匮乏。研究团队成员庄有为则于 1985 年发表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思想的探讨》，专文就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奋斗目标和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的认识进行研究。
文章指出，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建党思想的讨论，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有着密切联系。他认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也有所滋长。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予以批判，并在一些社团内部活动中展开了热烈讨论，形成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思想的基本面貌。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思想的讨论，在思想、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在实践上推动了各地建立工人阶级政党，预示着一个完全新式、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
第一，关于党的性质问题。文章指出，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通信中最早论述了党的性质，提出要建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工人阶级政党，并认为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和作战部。只有建立起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文章还列举李大钊关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明确论述，进一步阐释了早期共产党员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李大钊在 1921 年 3 月发表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强调了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的“强固精密的团体”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社会主义的团体。
第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文章指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与胡适派改良主义的论战中，已接触到要不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问题，并且经过对胡适派的改良主义的批判，初步解决了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的问题。例如，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对胡适借口反对空谈主义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谬论，公开表明拥护布尔什维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文章还引用毛泽东与友人的通信以及陈独秀在《主义与努力》中的相关表述，论证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认可和拥护。
第三，关于党的奋斗目标。文章认为 1920 年 11 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出版的《共产党》月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压迫、最终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月刊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肩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两大使命。文章还指出，早期共产主义者已普遍认识到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是“惟一无二的方法”。
第四，关于党的组织原则。文章指出，《共产党》月刊从创刊起就开始介绍一些国家的建党情况，在该刊第 3 号上发表的《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的译文，还专门介绍了 1920 年 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规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 22 个条件。据此，早期共产主义者也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指导原则进行了论述，普遍认为党内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有民主和集中，要
注意开展发展党员和争取群众的工作。文章认为这些论述构成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认为，在党的一大前，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思想的讨论，在思想、理论上对于坚持列宁的建党学说，在实践上对于推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讨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第二篇：党的早期组织与秘书工作
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先驱，通过互通书信商谈革命方法、通过搜集材料研读革命理论、通过出版刊物宣传革命真理、通过调查研究探寻革命道路。其间所开展的一些文字性、技术性工作，具有秘书工作的性质，为我党秘书工作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互通书信，讨论建党、救国大计
书信来往是革命先驱们谈论建党和革命方法的重要途径。1920年8月13日，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致信毛泽东，就世界革命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世界革命的联络与方法，以及俄国革命后的情况等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他在信中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在俄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时代的主流；就中国而言，必须首先建立共产党这一“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至阶级战争胜利后又必须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
9月16日，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泽东，在比较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方法和目的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效仿俄式革命和组织共产党等革命主张。他强调：“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国家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对蔡和森的观点，毛泽东表示深切的赞同。他在12月1日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新民学会旅法会友的信中大段引用蔡和森的话，指出萧子升等人向往的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温和的革命”“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须采取社会主义的方法，必须打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搜集材料，研读革命理论
在从“向西方学习”到“以俄为师”的历史转向中，为了学习全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革命先驱们首先就要掌握相关的资料信息。如，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特别将搜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列为“我们研究上重要的先（任）务”，并通过筹集“百二十元的购书费”，计划“至少要购备《马克斯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又如，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亟谋合居共学。预备译书译报”。其中，蔡和森仅在最初的半年时间里就搜集了100余种重要的小册子，通过“猛看猛译”，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主义进行深入研究和细致比较，最终得出“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的科学结论。
再如，毛泽东等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时，强调“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民新研究的材料”。根据1921年3月底的统计，该书社共经销包括《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科学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解说》《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64种，包括《新青年》《劳动界》等在内的新文化报纸杂志54种，其中《马格斯资本论入门》200本、《新青年》2000本、《劳动界》5000本。这些宝贵的资料为革命先驱们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进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帮助。
编辑出版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
宣传工作历来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汉俊、陈独秀创办《劳动界》周刊，陆续发表陈独秀的《两个工人的疑问》、李汉俊的《金钱和劳动》、李中的《一个工人的宣言》、李达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等文章，以工人群众熟悉的语言和风格，深入浅出地讲解劳动创造价值而非资本创造价值、劳动者获得解放必须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11月，同属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创办《共产党》月刊，以“短言”的形式表达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这要求我们“既要反对第二国际式的议会道路，又要反对无政府主义”。
与此同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等人创办《劳动音》周刊，直言要纠正以往革命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只向智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的空谈倾向，强调将工作的重点放在“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智识”，“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的实际行动上，通过对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和南京机织工人大暴动等典型事件的具体分析，热情赞颂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推动工人运动不断走向高潮。
开展调查研究，了解中国革命实际
革命先驱们需要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可能寻找到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我国实际的革命道路。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开始有计划地“到纱厂去，到铁路去，到码头去。经过同乡或亲戚的关系找工人谈话”，了解工人群众衣食无着、居无定所，甚至“潜至巷尾常于垃圾堆中，拾取人家所弃之腐鱼臭肉”的悲惨、真实的生活境遇。11月，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支持的湖南劳工会成立专门的调查部，“分机械工、纺绩工、色染工、机织工、化学工、矿工、窑业工、针线工、藤竹工、土木工十股”，负责调查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情况。毛泽东就经常打扮成工人的模样，钻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和工人们一块喝茶，谈心，交朋友”。
直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多次到长辛店地区调研工人运动状况，极力赞扬工人自发组织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智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全力支持他们“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消除尽”，建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惟互助”光明社会的崇高理想。这些调查研究让革命先驱们看到了工人阶级在当时中国社会所处的地位及对于革命的态度，为随后开展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篇：党史第三章党早期组织建立
党史第三章党早期组织建立
学习时间：2011 年 ?
学习地点：公司 2 楼会议室 ?
参加人员：公司全部党员 ?
学习内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3 章 ?
3、党的初期组织的建立 ?
上海的共产党初期组织 ?
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趋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也就是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进程。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通过对俄国 10 月革命经验的学习，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渐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 10 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 1 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时候的陈独秀已将关注的主要眼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从进步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这是 1 个重大的转折。1920 年 2 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中国先进份子准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 1 步。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开始到工人大众中宣扬马克思主义。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作调查。1920 年 4 月 2 日，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
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希望工人大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气力和历史使命。他指出，劳动运动可分两步走，第 1 步要求改良待遇，第 2 步要求管理权。中国劳动者的觉悟目前处于第 1 步，但要启发工人第 2 步的觉悟，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陈独秀除到工人中进行调查外，还约请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展开调查，了解工人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劳动节记念号》。这个记念专刊共发表 28 篇文章，其中大部份反应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的状态，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陈独秀本人撰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文章。《劳动节记念号》的编辑发行，是中国先进份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同年 4 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 7 个工界团体准备召开“世界劳动节记念大会”，并在准备会上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他遭到工界团体的尊重和推戴，被推选为准备会顾问。在陈独秀的指点下，上海各业 5000 多工人于 5 月 1 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尔后，陈独秀又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扬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实的工会。另外，俞秀松等 1 批进步青年深入到工厂中做工，调查和研究如何展开工人运动。俞秀松还提出，可先在上海组建 1 个“工人俱乐部”，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他们的旧思想，灌输新知识，然后再组织各种工人团体，展开劳动运动。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定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政党。陈独秀在发动和组织工人，向他们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积
极展开建党工作，并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中发现建党的骨干。
1920 年春,正当中国先进知识份子积极准备建党的时候,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①等人来华，了解 54 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与其同行的有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人。维经斯基 1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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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维经斯基(1893—1953)，俄国人，俄文原名r．H．BoilTHHCKH 自，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1920 年 4 月率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华，1921 年春回国。大革命时期数次来华。
先到北京，会面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等人的安排下，他们参加了 1 系列座谈会。然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 1 行前往上海会面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维经斯基介绍了 10 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态和经验。他们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具有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 年 6 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讨，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 10 条，其中包括应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到达社会革命的目的。尔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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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初期组织于 1920 年 8 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 2 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 1 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 1 大召开之前，前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初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1920 年 12 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前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上海的共产党初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点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初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各地的共产党初期组织 ?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初期组织成立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份子和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份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初期组织。
武汉的共产党初期组织，是在上海的共产党初期组织直接指点下成立的。为了发开工人，提高工人的觉悟，早在 1920 年春，武汉的先进份子就深入产业工人中进行调查，撰写了《汉口苦力状态》、《武昌织布、纺纱、铜币、银币、夏布 5 局工人状态》等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1920 年夏，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后又亲身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讨在当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刘伯垂从上海带回了1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和1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同年 8 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成立武汉的共产党初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参加
成立会议的人除刘伯垂外，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刘伯垂在会上介绍了上海的共产党初期组织成立的有关情况，预会者传阅了上海党组织起草的党纲草案，研究武汉党组织往后的工作安排。由刘伯垂提议，会议推选包惠僧任书记。到党正式成立前，参加武汉共产党组织的还有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等。
长沙的共产党初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建立的。1920年夏，在酝酿准备建党期间，毛泽东前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这两个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状态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对毛泽东产生很大影响。1920 年 7 月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觅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前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分 ?
子讨论建党的问题。蔡和森从法国来信，提出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由于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扬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产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毛泽东回信说：我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①；同时通告说陈独秀已在国内开始建党活动。1920 年秋，新民学会已具有 100 多名会员，是 1个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其中 1 些先进份子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 10 月革命的道路。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初期组织于 1920 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份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酷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 10 分隐蔽。到 1921 年 7 月，长沙党组织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
广州的共产党初期组织的建立进程比较曲折。上海党组织建立后，陈独秀曾为在广州建党之事，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发起组织。1920 年 9 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准备建立共产党组织。因这些俄国人是经参加北京党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荐的，所以他们到广州后即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获得联系，并于同年底开始建党活动。参加这个组织的共 9 人，除两个俄国人之外，7 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观点不 1 致，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谢绝加入这个组织。同年 12 月，陈独秀从上海到达广州。不久，他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这个组织进行讨论时，1 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等与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辩，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 1921 年春“开始成立真实的共产党”②。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广州的共产党初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扬工作，成员有袁振英、李季等。
1920 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 1 组织开始时是公然的学术研究团体，不久，反动政府以“宣扬过激主义”的罪名，宣布予以取消。尔后它又半公然地活动了 1 段时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会员们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分歧。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份子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 1921 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初期组织。
从 1920 年 8 月到 1921 年春，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中国国内前后有 6 个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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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5 页。
②《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⑵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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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共产党初期组织，其成员也在逐渐地增加。据 1921 年的1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 1 共只有 5 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声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步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 6 个小组，有 53 个成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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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 1 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初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同样成立了共产党初期组织。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初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初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党的 1 大后，旅日共产党初期组织曾发展到 10 多人。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初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构成的，于 1921年成立。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
上述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和国外建立的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初期组织。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党的初期组织没有统 1 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点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玉成国统 1 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第四篇：早期教育计划
幼儿园早期教育计划
一、指导思想
为进一步推进我园社区内早期教育的发展，我园将积极探索以幼儿园为核心，依托家庭、社区，探索0-3岁早期教育模式，开展0-3岁早期教育的研究，发挥幼儿园的教育资源优势，不断提高本辖区家长的早期教育水平。
二、主要目标
1、加强家长对0—3早期教育的认识，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教养方式，提高家长的育儿水平。
2、加强早教师资力量的培训，提升教师设计、组织、开展早教指导工作的能力。
3、开展多种形式的早教服务活动，增强家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提高托班年龄段的入园率。
三、主要工作内容及措施
1、了解我园社区0－3岁儿童早期教育现状与发展需求，为开展早教工作奠定基础。
2、成立幼儿园早教小组和早教志愿者服务队，开展0－3岁儿童早期教育的师资培训，选派一批青年教师外出接受早教培训，或早教园本培训，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从事早教指导与服务。
3、开展家长咨询、亲子讲座等科学育儿指导活动，定期向家长发放0--3岁婴幼儿的科学喂养、育儿指导、教育策略等内容的宣传
材料，提高家长的育儿水平。
4、召开家长研讨会，家长、教师共同研讨科学的育儿策略。
5、进行亲子园活动室的建设：添置户内、户外铺软地垫、婴幼儿使用内外中小型体育游戏器械及玩具、0--3岁的书籍、光盘、磁带等。开办“亲子乐园” 开展双休日亲子教育活动，为宝宝提供活动与交往的机会，开发其潜能，为家长提供家教指导。
6、开设幼儿园亲子阅览室，制做0—3岁各年龄段幼儿的发展目标及教学内容展示板供家长阅读，以便家长更深入的了解早教的活动内容及教育宗旨。
四、各月重点工作安排 三月份：
1、制定本学期早教工作实施方案
2、成立0－3岁儿童早期教育试验研究工作小组。四月份：
1、对适龄婴幼儿进行摸底调查，建立档案。
2、开展幼儿园社区0－3岁儿童早期教育调查与现状分析。五月份：
1、开展0－3岁儿童早期家教指导讲座。
2、结合幼儿园活动，邀请家长观摩小班早操展示、班级教学活动。
3、深入幼儿家庭进行早教宣传和接受家长咨询。
六月份：
1、开办“亲子乐园” 开展亲子教育活动。
2、对本阶段早教工作有关资料进行整理与收集。
3、对本学期早教工作进行小结。
第五篇：早期教案
地球的呼吸
朗读欣赏
推荐书目：《地球的呼吸》
●孩子好问，仿佛是带着一大堆问号来到这个世界。
●要回到这些孩子的问题，尤其是这些孩子才四五岁，并不容易。这本《科学图画书》以图为主，配上简短活泼的文字，使孩子爱不释手，是最好的科学启蒙
老师。它以“探究自然科学”作为主题，以此展开各个科学领域的知识内容。图书的内容以故事的情节由浅入深渐渐展开，文字浅显易懂，图书生动活泼。它将引领孩子们去探索色彩斑斓的科学世界。该书现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品导读
●这是一本知识性很强的科学图画书。教师在与孩子朗读欣赏时请参考以下几点：
——抛砖引玉。
在朗读之前，首先应该了解一下孩子的已有经验，比如：“你知道人类是怎么呼吸的？”“地球上还有哪些生物也要呼吸的？他们是怎么呼吸的？”当孩子对“呼吸”产生了兴趣之后，再将书中的内容介绍给孩子。
——情景体验。
书中有一个重复提出的问题：“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吗？可以加强语气来进行朗读，让孩子通过对画面的观察和老师的语气来感受这部分所要表达的内容。” ——自主阅读。
大班年龄段的孩子有了一定的自主阅读的经验，老师可以朗读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内容完全可以让孩子自己阅读，最后再前后两个部分连起来进行完整阅读。师生共读 ● 说一说，想一想。
——让小孩子尝试屏气10秒钟，鼓励他说出憋着气的感觉，体验呼吸的重要性。
——我们人类靠“肺”呼吸，那么地球靠什么呼吸呢？（第37页）——如果你看见有小朋友在草地上乱踩，你会怎么说怎么做？（第26、27页）
● 动一动，玩一玩。
——孩子们，我们一起来做“好玩呼吸操”，大家来设计有趣好玩的动作。——花开花合，那是花儿在呼吸。
呼——吸——
潮涨潮落，那是大海在呼吸。
呼——吸——
二氧化碳出氧气进，那是小朋友在呼吸。呼——吸—— 轻轻地呼吸，呼——吸—— 附
地球的呼吸
我们和许多动物都是用鼻子和肺呼吸。一呼一吸，不停地呼出二氧化碳，吸入氧气。
水中的鱼儿用鳃呼吸。一呼一吸，不停地呼出二氧化碳，吸入氧气。许多昆虫用腹部的气孔呼吸，一呼一吸，不停地呼出二氧化碳，吸入氧气。植物用根和叶片上的气孔呼吸。一呼一吸，不停地呼出二氧化碳，吸入氧气。人们燃烧柴草、煤和石油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同时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地球上的氧气越来越少，二氧化碳越来越多，我们无法呼吸了！
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吗？
难道人和动物只能戴着防毒面具和氧气罩生活吗？
不用担心。白天，绿色植物除了进行呼吸以外，还能在阳光下进行光合作用。植物进行光和作用后，开始吸进二氧化碳，同时放出氧气。绿色植物带给我们氧气。“我们可以畅快地呼吸了。” 有人在砍树，赶快拦住他！有人在踏小草，赶快拦住他！
来吧，把小树苗种下去，让它们长大后变成一片森林。来吧，把小草保护好，让它们长成绿油油的一片草地。小朋友快来动手栽树、种花，把幼儿园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公路两旁栽上大树，让绿色的长城伸向远方。把公园的墙打开，让生机勃勃的绿色透出来。
把我们的城市变成一个大花园，让我们都能畅快地呼吸新鲜空气。等到满眼绿色时，别忘了来一次深呼吸。啊，是那么舒畅！
我们依靠鼻子和肺呼吸，我们的地球依靠“绿肺”———绿色植物呼吸。
————岑建强/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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