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严耕望的治史特点论文[五篇范文]

第一篇：浅析严耕望的治史特点论文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安徽桐城人，是治中国中古史的大家，专长于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史、历史地理。他治史以严谨著称，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备受史学界推崇。关于严耕望的治学方法，他所著《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书已经做了具体的阐述。本文在对严耕望《治史三书》及其它著作研读的基础上，试图对其治学方法加以总结。

一、师承与治学方法的形成严耕望先生治史具有精密的考证和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刘健明曾言: “感到先生除精于考证外，更佩服先生的通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这种特点多是在前辈史学家的影响下，在读书治学过程逐渐形成的。

严耕望认为对其治学影响特别深远的老师有三位，即小学时的冯溶生、中学时的李则纲和大学时代的钱穆。冯溶生是他小学的算术老师，他认为“研究问题能深入、能精细、不敢一步虚浮，这种作风，大都得之于少年时代的数学训练，这是溶生先生之赐!”虽然冯溶生是一位数学老师，但严耕望在后来治史考证方面能够十分精密，是受到冯溶生师的影响。李则纲则把严耕望引到治史的道路上，使其在治史中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在高中读书时代就决定从事史学研究，治学方向的较早选定必然会对此后的阅读和思考产生较大的影响。在李则纲师的影响下，严耕望阅读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各种著作，具有了比较开阔的视野。严耕望谈及李则纲的影响时说:“得到则纲师的引导，广泛的吸取新知识，境界得到开阔，对于史学也渐有宏观的通识倾向。”

严耕望自在武汉大学时就受教于钱穆先生，后来成为钱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之一。钱穆的教导对于严耕望的治学路径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钱穆讲“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这使严耕望对这两门学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走上了研究历史地理和制度史的道路。钱穆早年以考证著称，《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是其早年考证的代表作。而钱穆治学也具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回忆说:“先生教人治学，常常强调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 钱穆的治学具有把微观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用今天的话来说，钱穆所提倡的是‘宏观’和‘微观’交互为用。他自己的工作便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国史大纲》以三十万字概括了中国史的全过程固然是宏观的大手笔，《朱子新学案》以百万言分析朱熹一人的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则更是微观的极致。”严耕望治学受钱穆影响很深。

严耕望先生后来进入史语所工作，史语所是考证学的中心，在这里他又受到考证的训练，对他的著述也产生了影响，他说: “基本上，一点一滴的精研问题，不失史语所的规范。但意境上，较为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所以每写一部书，都注意到问题的广阔面，因此规模甚大，但仍扎实不苟。”

二、精密的考证方法

严耕望除了直接受教于钱穆等先生，而且研读一些史学大家的著述，对其治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严耕望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钱穆和吕思勉四位先生，称他们是现代史学“四大家”。余英时认为严耕望兼收并揽四大家的优点，“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吕思勉。他在史学上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对于“专精”和“博通”，严耕望在《治史经验谈》中开篇便论述这一问题。专精和博通与考证的精密和宏观的通识则是相辅相成的。严耕望所具有的“专精”和“博通”的治史素养，使其在治史特点上具有精密的考证和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

严耕望曾言，“惟余所长，仍在精核缜密一途。”严先生之言主要是指其在考证上的精密。历史记载有真有伪，史学的研究需要以考证为基础。要想考证的确凿可信，必须有丰富的史料作证据，有所谓“孤证不立”。严耕望先生治史考证精密，史料丰赡，证据确凿。精密的考证是严耕望先生治史的一大特色。

精密的考证，要以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为前提，严耕望先生搜罗史料具有“竭泽而渔”的精神。严耕望的巨著《唐代交通图考》，“文繁两百万”，该书对史料的搜罗，先生自称“诸凡正史、通鉴、政书、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陈援庵先生所谓‘竭泽而渔’，余此项工作庶几近之。”在广泛搜罗史料的基础上，严耕望进而进行精密的考证，其言“详征史料，悉心比堪，精辨细析，指证详明”。有学者称，“《唐代交通图考》是20 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唐代交通图考》之所以赢得学者如此好评，在广泛搜罗史料基础上作精密的考证当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搜罗史料广泛，严耕望的著作以材料丰赡、论断精确而著称。如其《唐人习业山林之风尚》一文，为论述士子读书习业于嵩山、少室，他一并举出了19 条史料作证。又如在其《中国地府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府行政制度》中，严先生为论述州佐吏中治中低于别驾，任州职者多由治中而转别驾，而别驾迁升则以郡太守或州将司马、长史为多，他一并列举了29条史料。诸如此类能体现严耕望材料丰赡、考证精密的例子，在其论著中不胜枚举。如此丰赡的史料，使其考证极其精密，证据十分确凿。周一良读了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后说:“严书则久仰其名而未得见，读后深佩其考订之细密周详。”余英时言及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称: “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收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

从严耕望的论著中，可知其考证之精密，对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把其概括为“无孔不入”、“有缝必弥”八字。他总结说: “不论是‘无孔不入’或‘有缝必弥’，都是要细心的阅读史料，严密的思考问题，否则自己论点很难真能建立起来，所提论点也很容易被人一捣即破，归于失败!” 严耕望对于考证精密的要求，是对其治史的经验总结，也是其治史方法的体现。

三、宏观的通识理念

严耕望先生治史虽考证精密，细致入微，但他不为考证所左右，考证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的考证都是为论证提供依据，是建立在宏观通识下的考证。余英时言严耕望的考证“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 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余英时所言“事前周密的计划”则是需要对所要论述的问题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先生把精密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形成其治史的特色。他治史所具有的宏观通识的特点在其史学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治史经验谈》中“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则主要谈治史如何才能具有宏观的通识。他首先谈到治史者的基本素养，提出要“专精”也要相当的“博通”，但从全文来看，他主要是讲“博通”，论述“博通”的重要性。对于如何阅读史书，他认为“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他特别强调要阅读正史: “由头到尾读正史时，主要着眼点，是求对这一时代的全盘认识，找材料是副目的。” 严耕望认为其治史的路线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以正史为基础。阅读史书，要能够“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具有高明的史识。这种史识的培养要建立在宏观通识的基础上，严耕望在《治史经验谈》中指出: “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严耕望治史宏观通识的经验之谈，不仅是对钱穆等先生宏观通识的治学方法的继承，也是他几十年治史的心得体会。严先生的煌煌巨制《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无不是在宏观的通识基础上写成的。严耕望认为，就中国地方行政制度而言，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官僚行政组织始见萌芽时期，秦汉和隋唐时期是两大典型时代，而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型向隋唐型的过渡时代、非典型时代。《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全书通过精密的考证，论述了秦汉型的地方行政制度的类型特征，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如何由秦汉型转化为隋唐型的。严耕望由地方行政区划，论及到各级行政组织、地方制度诸层面，将复杂的地方行政制度、众书散见的史料，通过宏观的通识才能使之条理化。严耕望具备这样的史学素养，才能撰成这样的鸿篇巨制。

当然，要做到精密考证与宏观建构的结合是不容易的，许倬云指出严耕望之学“既要有棉花针的考证，又要有开山斧的宏观史识，更需要有耐力。”严先生也自称: “盖余为学，即详征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严耕望先生在其师长的影响下，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精密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治史特点。严耕望先生的治史特点对于学习和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篇：治藏史论文(期末作业)

藏传佛教对清朝治理西藏的作用

摘要：藏传佛教是西藏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重视藏传佛教对巩固清王朝对西藏的统治的作用

是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方针。了解藏传佛教、认识其在治理西藏中发挥的作用对中央政府今

后的治藏方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藏传佛教；治藏方针；西藏；民族。

清朝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制定了一系列的治国方针、政策 ,并在具体的实

施过程中不断加以充实、完善。纵观清朝的治国方略 ,加强对西藏地区的治理是其中一个十

分重要的方面，其中，重视藏传佛教在治理西藏中的作用是清王朝治藏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通过介绍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对治理西藏的重要作用，旨在让人们更加了解西藏，更加

了解如何治理西藏，以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藏传佛教

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群据统计 “，截至2000年底，世界总人口约60．55亿，信仰宗教者约占51．37亿，占世界人 口总数的84．8％。[1]宗

教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排他性，各种宗教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一般都认为自己是正宗的。藏传佛教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基础，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任何外来宗教的染指都比较困

难，同时也是由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以及中央政权的支持等原因，藏传佛教种宗教的割舍不断的联系正是维系了西藏地方与中央关成为西藏认同与维系中央政权的重要

因素。

(一)藏传佛教是西藏统治阶级的工具

在西藏地区，由于政教合一的制度，藏传佛教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宗教存在的，实际它成为统治者合法性以及获取各种利益的工具，宗教成为西藏统治的支柱。明末特别是清初实行的 “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 的政策，不但安抚蒙古各部，也使得在藏族地区黄教日益

渗透到人民日常生活中去，对于喇嘛的信奉达到 “尊之若神明，亲之若考妣”。广大藏族同

胞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如此虔诚以致于没有更多的信仰空间去信奉别的宗教。

**喇嘛等上层宗教人士利用宗教影响，不但谋取政治上的利益也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

在西藏地区，上层僧侣和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据史料记载，乾隆二年(1737)，**统属的寺院有3150座，寺院 占有农奴6752户。在西藏，寺院占有土地总数的36．8％，占有牲畜41．5％，其中拉萨三大寺 占有的土地、牛羊、牧场和奴隶最多。中央、地方、贵

族对寺院的赏赐之外，念经和布施也是寺院经济的来源之一。拉萨哲蚌寺每年的布施收入约

青稞 110o克(1克约27斤，下同)，酥油850克，藏银310两。[2]由于藏传佛教对于西藏统

治阶层的巨大作用，所以当西藏传教士试图传教时，感觉到威胁和首先反对的正是喇嘛。

(二)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支持

藏传佛教的排外性使外来宗教很难在西藏传播开来，同时藏传佛教与内地的紧密关系确

是使得西藏地方认同中央政权的重要原因。

元朝把统一中国南方，南宋的灭亡也归为藏传佛教的功绩。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已经成为但是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据元代编写的 百《丈清规》中列举的重要佛事有 ：圣

节、千秋节、国忌、佛诞、佛成道、涅磐，帝师涅磐等。而实际上进行的法事在元旦、已故

帝后诞辰、忌辰、节日之外，凡久雨、疾风、疫病流行都要举行，最长的一次竟连续3年，最多的一年做200余次。[3]月举行的规模宏大的白伞盖佛事，后来演变成一种官民朝野及藏

蒙汉僧参加的社会娱乐活动，成为佛事春游，深受人们欢迎。在明朝中后期，入藏教、学藏

经、说藏语成为当时社会的时尚。

清朝，为了维护国家稳定，扶植、尊崇格鲁教派。**喇嘛、**不但得到清廷的封号，还得到很多特权及利益，确定了佛教领袖地位。依靠重要的政治、经济支持，格鲁派掌握了

西藏了政权，这对巩固格鲁教派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藏传佛教同内地具有密切联系。

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内地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四川、青海、甘肃、新疆、特别是蒙古具有众多的信徒。十三世**在英军入侵拉萨的时候，出走到蒙古的库仑就是因为看到蒙古和西藏拥有相似的宗教环境。同时，藏传佛教在内地拥有其传播的渠道和体系，在清朝时期，就曾把建立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的居住和宏扬佛法之地。按照清廷地域划分，其中驻京喇嘛 13人„„[4]宗教的割舍不断的联系正是维系了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纽带。

二：清王朝在西藏的宗教政策。

（一）充分发挥宗教僧侣的作用

千百年来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寄托 ,成为蒙藏民族的共同追求 ,支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广大民众对宗教僧侣、尤其是一些高僧大德十分崇敬 ,往往将他们当作 自己的救苦救难的 “活菩萨 ”。宗教及宗教僧侣介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并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清朝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宗教及其僧侣的作用 ,积极扶持藏传佛教 ,礼遇宗教领袖 ,充分发挥宗教僧侣的作用。如实行 “国师制 ”,任命章嘉**为国师 ,参与国家对蒙藏地区的管理。大凡遇到一些重大问题 ,总是及时通报章嘉** ,或向其征求意见 ,或派其前往蒙藏地区代表朝廷处理蒙藏事务。清朝在对西藏的治理中 ,经历了 “政教分离 ”和 “政教合一 ”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 ,虽然十分重视和硕特蒙古首领的作用 ,实行“以蒙治藏 ”的政策 ,但是并没有因此忽视**及**集团在西藏民众中的影响 ,而是双管齐下 , 以加强对西藏地区的治理。至于实行 “政教合一 ”制度以来 ,宗教及宗教僧侣在治理西藏地区中发挥的作用则是有 目共睹的。在蒙古地区 ,积极扶持章嘉和哲 卜尊丹巴两大**系统 ,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分别对漠南和漠北蒙古地区进行宗教统治。清朝在治理蒙藏地区中 ,除了高度重视**喇嘛、**、章嘉、哲 卜尊丹巴等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同时 ,对在蒙藏地区具有较大影响的藏传佛教其他高僧亦予以广泛关注 ,先后册封了一大批呼图克图 ,有些还赐驻京师 ,成为清朝处理蒙藏事务的 “高参 ”、联络蒙藏地区的桥梁和纽带。

（二）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清朝统治者借鉴元、明的经验，非常重视依法治理西藏，加强对西藏宗教事务的管理。清朝中期，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已经非常巩固，对西藏的了解已经比较全面，因而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作了一下有意义的调整和改革。1751年赦谕七世**喇嘛执政 ,实行政教合一统治;七世**喇嘛圆寂后 ,又实行摄政制度 ,解决因**喇嘛圆寂而出现的西藏地方权力真空问题 ,从而维护了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同时 ,对藏传佛教**转世制度进行改革 ,实行 “金瓶掣签 ”,杜绝以往**转世中的种种弊端 ,将藏传佛教高僧的转世认定权牢牢掌握在清朝中央政府手中 ,等等。为了对西藏的治理更加有效 ,清朝统治者将这些经验加以总结 ,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 175 1年颁行的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 》中 , 对噶隆的职责及权限、地方官员的任免、乌拉的摊派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该章程是清朝对长达 100 年治藏经验的系统总结 , 因而在清朝治理西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是研究清朝尤其是清初治藏方略的重要内容。如果说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 》是清朝在治理西藏实践中出台的第一部法律法规 , 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那么 , 1792 年 ,福康安驱逐廓尔喀后会同西藏地方政府制定并颁布实施的 《钦定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则是清朝对西藏治理制度化、法制化的标志 ,它在继承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 》的基本 内容的基础上 ,从**、**与驻藏大臣的关系及职权、藏传佛教**转世、军队建设、外事处置及边境检查、货币、财税及乌拉差役、整顿司法和建立诉讼制度等诸多方面就全面治理西藏 问题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实践表明 , 《钦定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的颁布实施 ,使清朝对西藏的治理进入了较为成熟和完备的阶段 ,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 ,清朝虽就一些具体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与补充 ,但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没有改变 ,一直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基本准则。勿庸讳言 ,在治理西藏中 ,清朝之所以较元、明两代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效 ,原因自然是多方

面的 , 但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治理 ,这不能不说是清朝统治者的高明之处 ,也是清朝统治者认真总结元、明两代治藏经验教训的产物。

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将长期存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广大信教群众历史地形成的宗教观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 ,况且只要加以积极引导 ,宗教及其僧侣在促进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等诸多方面仍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有鉴于此 ,我们的民族宗教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在总结历史的经验 ,吸收和借鉴历史上尤其是清朝的一些成功做法的基础上 ,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在保障信教群众宗教信仰权力和维护宗教团体正常宗教活动的前提下 ,依法加强对宗教场所和宗教活动的管理 ,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 ,不断探讨宗教管理的新方法、新路子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进步服务。

综述：藏传佛教是统治者治理西藏的支柱，要想治理好西藏就必须借鉴历史经验，依法加强对西藏宗教事务的管理，充分发挥藏传佛教对维护西藏地区稳定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

参考文献：

[1]王作安．当今 国际宗教问题的主要观点 [J教，2001(5)．

[2杨晨．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及其社会影响 ]．北京：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2)

[3]玉生，车明怀，祝启源等．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史[H]．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1)

[4]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乾隆朝<大清会典>中理藩院资料》，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第83页．

第三篇：治史琐谈的论文

年来常和一些年轻朋友接触，谈到种种学习问题，其中，遇到最多的，是要我谈一点治学经验。说实话，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学无专长，平生最不乐意“好为人师”，可是自己的职业，却又无法摆脱这种安排，很是矛盾。为什么呢?学问之道，广漠无穷，个人能力实在有限。庄子不是说过知者无涯，生者有涯的话吗?在短促的人生中，探讨无穷尽的宇宙和社会，特别是探讨以人类活动为主体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要在上下千万年光怪陆离、变化万端、难以捉摸的社会生活中，理出一条发展规律，却不是那末容易的事。我出生于本世纪的初年，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从高中到大学正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大革命的失败，唤起了无数年青人探求救国的道理，我就在这彷徨求索的社会背景下，走上为学之路。

我年轻时，学习兴趣很多，想学文学，又想学经济，最后，选择了历史。我是为着求知，为着探讨中国社会的实际，进而研究历史的，无形中，便把我研究中国历史的着眼点引向社会、经济，以及法律、政治诸方面，所以要在浩如烟海的学问大库，寻求为学之道，必须讲究方法。高中时曾上过国学概论这一门课，是以曹聚仁记录的章太炎讲稿为教材的，这样，让我初步窥见学问的大门。同时，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对我的研究历史，皆颇有启发作用。在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又扩大了我的读书视野，引起我对新兴社会科学如饥如渴的追求。我的学习范围逐渐放宽，读得很杂，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是乌里亚诺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等，都成为我案头的藏书，尽管当时我对这些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论点，是很不清楚的。然而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我初学的人看来，都是很新的，皆足以耐人寻味，作进一步探讨的参考。在这时间内，我对于社会发展阶段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很感兴趣，也写过一些文章参加争论，今天看来，显然是很幼稚的、可笑的，但动机却是纯正的。比较有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那是到了日本以后，刚好那时日本学术界正在进行明治维新史的论战，主要的有劳农派与讲座派两者，我意识到明治维新史、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的研究，对中国史的研究，很有借鉴作用。特别是平野义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总等人的幕末史研究，很能唤起我的共鸣，我花了重金，购买了全套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不时研读。同时，我翻译苏联波里也可夫的《中国封建构成的发展之合则性问题》，刊登于当时的《食货》半月刊。当然，我的这些学习和习作都不过是讲坛式的文章，并没有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只能算是自己研究历程上的一些足迹而已。这里，我深刻体会到历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研究中国史的人如能结合学习一些外国史的知识，将很有好处的。我在学习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时，常用它和中国史相比拟，在比较中得到启发。可以说，后来我所进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此是有些关联的。我相信，这一种比较研究法，是很好的，行之数年，必定有成。

我在研究历史中，还有一种“史料癖”，常常记住“当人类沉默时，石头开始说话”，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我侧重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必须掌握大量的史料，才能进行研究。可是这些史料，在中国正史中除了《食货志》、《货殖列传》和一些政书，如《通典》、《通考》外，很少有所记载，并且他们的记载，多半是涉及到公经济，特别是关于国家财政、赋税等方面，而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料，则记载得很少，这就给我在进行研究时以一个难题，必须另辟蹊径，搜集史料。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同时，古代史家所掌握的史料，有不少系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来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本着这一个治学的信念，便不曾错过机会，也养成我今后访问、调查的习惯，从中获得不少好材料。抗战期间，我于福建永安县黄历乡，无意中，在一间破屋里，捡到数百张明清以迄民国时代各种土地文书及租佃契约等，当时无人注目。我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文章，辑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于1944年出版，对于明清时代福建永安农村的社会构造、阶级斗争，以及一田三主等问题，皆根据契约文书，提出一些过去尚未为人论及的看法，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地区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此书因在抗战时期出版，流传不广，但已引起国内个别学者的注意，尤为日本学者所重视。1982年7月，我从日本京都到东京访问，有一天下午，东京大学田中正俊教授约我到东洋文化研究所会面，看一份材料。原来是1953年田中教授在东京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同重田德先生共同翻译拙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的原稿，我心中十分激动，感谢田中教授对我的厚意。此书原定由未来社出版，嗣以我的修正版出来，因而未果。五十年代末，当徽州文书流到北京时，也是我及时写出《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一文，发表于《文物》1960年第2期，以资提倡，并立即得到仁井田升教授的反应。现在民间文书的搜集与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史料之一。

我还有一个经验，即在读书时，如能搜集到人们所不注意的东西，便可有所突破，有所发现。我为什么开展明代商业资本的研究呢?抗战胜利后，从省图书馆萨士武馆长的尊人借阅谢肇淛的《五杂俎》，内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

山右”，这一记事启发我深入搜集明代徽州商人的史料，见到明清地方志和明人文集中记载甚多，于是写成《明代徽商考》。说也凑巧，最近得到日本藤井宏教授的来信，谈起他的《新安商人的研究》，亦系从《五杂俎》这段话引出来的，嗣他又见到万历《歙志》的记载，发生兴趣，循是以求，日积月累，便成巨著。可见治学之道，常是不谋而合，是有规律可寻的。在四十年代，我为进行明代商人的研究，又发现苏州有洞庭商人，那是从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有一节记载云：“……话说两山(指洞庭东山、西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这“钻天洞庭”一词很新，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在阅读明人文集及其他记载时，便不放过，从此追踪，触类旁通，由此及彼，终于发现大量史料，使我对于明代商人集团有一轮廓的认识。1982年晤及南京大学吕作燮同志，据他告我，前些时前往湖南调查会馆材料，获知洞庭商人在湖南力量很大，得到很多有关洞庭商人的史料，可供探讨。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但要做极细致的工作。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在进行选题时，应该象地质探测家一样，能够发现好矿苗，就可以得到好收成。这个本领，只能靠作者平日的留心。说句笑话，就是你在读书时，风声、雨声，都要声声入耳，事事关心，这样，便会把你所需要的材料跃现于纸上，所谓“读书得间”，做学问的甘苦，即在于此。

最后，我们还知道，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关健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材料，把死材料变成活东西，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这没有别的法门，必须不怕艰难险阻，刻苦钻研，不可急于求成，更不可轻浮自满，日积月累，做一个老实的读书人，就有可能攀登科学的高峰，取得较好的成绩。

第四篇：耕 耘 在 希 望 的 田 野上

耕 耘 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经典诵读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课题组2013年春季活动总结

2013年4月11日，借着温暖的春风，青研中心《经典诵读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课题组带着“让经典诵读走进每个校园”的种子走进了古城新店镇。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把经典诵读活动的种子撒播到赤壁的每个校园，让经典诵读活动在赤壁的每个校园里生根、发芽。

一、分工协作

接到活动任务后，组长徐雪莲带领大家分工协作，主持人、主讲老师、理论分享、课例准备、资料的整理以及活动总结都一一安排，力求做到每个人都有研究的任务，每个人都是课题研究的主人。

二、精心选种、育种。

4月1日下午，彭老师在第二实验小学试教。课题小组成员认真记录课堂实录。议课时，在教研室领导的带领下，大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讨论，甚至是一句过渡语，一句肯定学生的话都斟酌再三。彭老师一边聆听大家的发言，一边提出自己的意见。授课、议课历时两个半小时。议课后身兼数职的彭老师赶回新店，尽管白天忙着学校工作,但是第二天晚上就将教案整理出来，发在青研中心qq上。其目的是希望更多的老师能参与讨论，选出更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法，为这次课题孕育一颗优良的种子。

三、适时广泛播种

4月11日，教研室三位领导，青研中心成员以及新店镇小老师、新店镇其他学校老师一行60余人齐聚新店镇小，参与我们《经典诵读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课题组的“让经典诵读走进每个校园”的研讨活动。”

活动的第一项是：彭良栋老师与五（2）的孩子们演绎一堂经典诵读课——《论语·为政》，彭老师的授课得到了听课老师的一致好评。其中彭老师教授的学习古文的四个方法：会读、会意、会悟、会背，为学生自学第二篇古文《论语·学而》作了引领，不仅教授给了学生学习经典的方法，也传授给了听课的老师们教学经典的方法，我们将带着这些好方法运用到今后的经典诵读课中去。

第二项是集体备课。青研中心成员和新店的老师们分成三个小组，集体研讨了低年段、中年段、高年段为代表的不同年段的诵读课型。每个小组成员都积极参与讨论，讨论的气氛热烈，大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纷纷把自己在教学中取得的经验展示出来，或是针对某个环节发表自己的看法。30分钟以后，各小组的课例基本成形。

第三项是分享评课议课交流。首先走上台的是官塘镇小的吴晓霞老师。她为我们谈了自己在课题组的收获以及平时遇到的一些困惑。《经典诵读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课题研讨活动已开展了两年了，但是经典诵读在乡镇小学还落实不够。吴老师所在的官塘镇小学老师们克服了没有教本，没有专门的课程等困难，坚持给学生们上经典诵读课，并以各种形式展开比赛，激发了学生读经典的兴趣。来自书院小学的周灿老师给大家分享了书院小学开展经典诵读课活动的一些经验和好的方法。

新店的王梦老师参与了低年段小组的课题讨论，是第一位交流课例的年轻老师。她镇定自若，不仅把小组各成员的意见整合，还把有争议的部分抛出来，征询其他小组成员的意见，使得课例更完善。中年段发言的是张亮老师，课例刚刚展示完，营里小学的刘玲老师针对课例中的一个环节提出了意见，参与中年段讨论的二实小的郑芳老师立即回应，讨论在你言他语中渐渐激烈。高年段的发言更是精彩，实验小学的蕾子卉老师抛砖引玉，官塘镇小的何思斯汇报课例，蒲圻二小的熊艳琼谈诵读方法，新店镇小老教师雷老师，不仅谈到古诗的朗读技巧，还当场吟诗一首，把交流活动推向了高潮。

交流的最后，《经典诵读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课题小组组长徐雪莲老师对课题小组活动的组织，取得的成绩做了小结。她还谈到，虽然每次活动的过程是艰辛的摸索，但是给人的总是忙碌而充实的感觉。因为我们是一群充满活力，饱含激情的年轻教育者，我们对工作尽职尽责，我们对教研充满热情。我们愿把自己智慧的种子撒播到每个角落。

四、专家精心指导

这次研讨会得到了新店镇小学的大力支持，彭校长在会上致欢迎辞，还就经典诵读的落实作了表态发言。教研室的周老师、江老师，全程参与听课、集体备课、议课等各各环节，给予了很多指导性建议。最后教研室但主任做总结性讲话。但主任的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吹响了奋进的号角，更使我们对今后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五、静待生根、发芽

我们在这次活动中加深了对开展经典诵读活动意义的认识，了解一些上好经典诵读课的方法，我们还得到了教研室三位领导的专业指导。我们将把在这次活动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获和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分享。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沐浴着经典诵读的春风，一起传承经典，传承智慧，播种希望、收获未来！

第五篇：治史三书读后感[范文模版]

《治史三书》是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总结自己研究历史的经验谈。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治史三书读后感，欢迎大家阅读参考！治史三书读后感一

这两天认真看完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这是一本好书，内容浅显易懂，直接详细，每一个关于治史思路方法的章节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令人受益匪浅。虽说作者是以自己的研究经历做例子，讲的多是中国史方面的内容，但是对于从无史学基础的我，却有很大的扫盲作用。比如，作者提到的考证的两种方式，即述证和辩证，校勘学的四种校对方式，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都是很好的史学基础知识。至于其中的经验之谈就更让人收获良多。

然而，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并没有感到轻松。除了具体的经验方法之外，从这本书中我更体会到了治史的艰辛。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要专注执着。就像严耕望先生说的，世界上出过很多年轻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但很少出年轻的大史学家。史学靠的就是日积月累，孜孜不倦，勤勉不怠，恒久坚持。只有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才能有所得。由此，更增我对于这门学科的敬重之感。

还有就是通读全文之后的产生那种历史感，颇为沧桑浩瀚。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了钱穆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与作者之间的师生之谊，钱穆在我觉来俨然是一位让人无比敬仰而又非常遥远的大师。而通过文字我同样能感受到作者本人，一个很有些高傲不太和人的小老头，可是他在治学上是那么严谨，让人敬佩。然而，读到最后，我才意识到这位作者已经逝世快20年了，而文章是写于三十年前，那是我刚出生的年代。这一前一后，竟跨了一个世纪。这种绵延之感让我感慨不已。从文治史，薪火相传，每一代历史学人其实都背负着一定的使命来承担着历史的续写之责。或许真是让严先生给感动的，我竟隐隐有了一种责任感。在以前，我还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与现实很遥远很无关的冷门专业，然而，现在我却渐渐有了这样的感觉，它对于人类的教育总是潜移默化，不加彰显的。就如春天万物萌发，看似凭空出芽，其实乃是风雨气候之浸润的缘故。

同样深有感触的是历史学人的渊博学识。在这一学期上欧美史学动态研究的过程中，此种感觉日益深刻。每位老师，都外表平凡，可是谈吐之间，治学之深之广让我赞叹不已。还有朱孝远老师，上他的课时总以为这是一个留洋归来，外语华丽，更多体现西方特质的颇爱碎碎念的男方小老头儿。可是，一日读他那本《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时，不由大为改观。散文的笔触，诗化的语言，将历史研究这样严肃的学科写的那么唯美和高雅，温文尔雅之态鲜明地跃然于纸上，俨然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现代诗人。然而，当读到附录一《学史之道兼论史家的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才知道一开始就看走了眼，其古文之功力，传统文化之博识，丝毫不亚于前者。由此对史学人才更增敬佩。

当然，在学习历史的这段日子，也有无奈。特别是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更有一种感觉，就是学术界的整体浮躁。记得一次课上，李剑鸣老师曾经感叹，这是一个全民平庸化的时代，精英再难出现。听后觉得无比落寞。事实确实如此啊。我深知历史这样一门学问如果没有像严先生所说的那种淡泊自甘，寂寞自守的心态是难以有所收获的。然而，如今这个时代，中国传统的权钱本位思维，再加上改革开放至今所附带产生的全民无信仰和极端物质主义，让整个社会变得如同一锅沸水，难以平静，每个人都在利益的道路上穷命狂奔。在我看来，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其社会价值的衡量也应该是多元的。而如今，与人交往，只感觉大多人眼中，除了钱权，再无其他。就比如我家乡的亲戚，他们对于我读博，总是充满不解。再如我的一个外甥女，22岁的年纪，除了让她父亲的企业如何做得更大，赚得更多，除了如何能帮助她父亲砸钱，以便实现官职连任，从而为自家企业谋利之外，眼中再无其他。她认为，人生一切唯钱一字足矣。更要命的是，她的亲戚和朋友，莫不以此为榜样，无尽艳羡，心心向往之。我从来都未曾否认过物质基础的重要性，只是一个社会倘若以此为核心，就实在太可悲了。这是否就是如今中国再难出大师的根本原因？以建国为界限，去想一想这之前的五十年和之后的五十年，我们怎样去理解，在那个战火纷飞，国破家亡的年代，会有那么多大师接连出现，交相辉映？我们又如何解释，在战乱结束，国家一统之后的和平年代，学术成就和民族价值反而变得一片荒芜？我早已过了愤青的年代，但每想到这一点总是感到深深的可悲。

最后一点是外语的学习，特别是此次期末论文撰写过程中发现，外语学不好搞世界史真的很费力。以前确实低估了外语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今后要好好补一补了。另外，通过上个学期的学习，史学史和史学方法论这方面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在这个学期，我的计划是好好学习一下史实，特别是德国史方面。因为我发现，此前之所以找不到要研究的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德国历史本身还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对于具体历史了解得多了，就自然会有一些新疑惑，那么应该就有可研究的问题了。

在很多时候读一本书给我留下最大印象是对某种现象的大谈阔论，或者作者高深的思想境界，或者以独特的见解，一针见血的批评。而读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没有涵盖复杂大道理，更没有深不可测的哲理，以十分朴实又简单的道理告诉我们丰富的内涵。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咨询十分方便的今天，我对很多所谓的史学家看法也在变化，如同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失学通论史学研究法这类的著作，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不管你道理讲的怎么明白，都不能代替自己去读原著。如果说他的话有些道理，那么我就想什么叫原著，如何理解原著的内容，在原著里原的成分又是占几分。曾在很多书本上不少人大谈原始社会部落生活和集体活动，我当时觉得十分纳闷，除非他是活在几千年前的怪胎，不然你如何知道那时候部落状况。记得曾在上中学时候历史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发问，什么是历史？没有人能回答出来，都以为应该有个比较规范的答案，而老师说历史就是正在过去的那一刻就是历史，其实历史本身的定义一样都是那么简单而老生常谈的东西，我总喜欢把问题想的复杂化，其结果是弄得是非对错难以分明。

而在严更望的《治史三书》里，他以自身的深厚而丰富的经验来讲述治史方法和技巧，虽然很多针对性的例子和涉及到相关作者研究唐史及魏晋南北朝史，在阅读过程中难以理解。但这并不印象我对此论著的理解。在此书第一篇开头一节讲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中探讨专精与博通的关系，专不一定能精，能不一定有相当的博；博不一定能通，能通久不一定有相当的博。为要专精，就必须要有相当的博通。各种学问都是如此，尤其是治史。因为历史牵涉到人类生活的各层面，非有相当的博通，就不可能有专而能精。就如作者所说因此就很难有青年史学家。这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要博通的重要性，特别是很多喜欢进牛角尖的学者，就凭看几本书和看个别的现象大胆推断。这类所谓的学者不仅大大贬低所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更可怕是误导很多盲从的年轻人。因此在我看来专精只是我们所要发展的方向，要达到此目标必须以博通为基础，脱离的博通的专精仅仅是一味片面的看法和没有根据的道理。如同宗教学家缪勒所说只知其一，实其一无所知。在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把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自己感觉什么都懂一点，而在实际生活中遇到要解决的问题时，却变得措手不及，我从下手。因而无法走向专业方向。比如我们身为一名研究藏传佛教的学生，对世界其他宗教没有总体的了解，怎么能证明佛教的教义和哲学是值得学习和研究。这点上很多人没有走出去看看，总在自己文化范围内评价自己。虽然在文化相对性上讲，一个文化行为放入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和对待，但这些都必须在博通的前提下能够看的更加清楚。

在此书第二节上讲几条具体的规律里画龙点睛地告诉我们几条最基本的规律，每几条的内容看似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而此书的最主要的特点也就是在这里。第一点谈到，任何时候尽量少说否定话，那么不显眼一句话如果不是事先没有谈到其学术价值，要我老实交代，此书在我的眼前停留的时间可能不会超过一分钟。后来细想默默感叹大师不平凡的智慧。接下来就是不要忽略反面的证据这更是说道我的心里，平时写写东西时总是尽量搜集有利的证据，因此达到自己所要证明的观点，而反面的证据不仅不屑一顾而且担心更多人能以此反驳。在接下来第三节里谈到我们目前最关心的问题论题选择，带着从能找到一些答案或者帮助的想法去认真阅读。作者讲述了不少看法，其中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中作者谈到我们为研究工作，最好多做具体的问题，少讲抽象的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用可靠的史料，下深刻的功夫，一定能获得客观的成绩，而且所获得成绩比较容易站得住脚。具体的问题似难实易，而抽象的问题似易实难，因为具体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点对于我们最大的指导，至少是在我看来如此。其后谈自己的能力与材料的情况，告诉我们不要盲目地选择题目，而要看自己的能力，长处。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想法和一时冲动去选择自己能力以外的题目，这就会使成为咨询烦恼！

总之，《治史三书》是严耕望毕生经验的总结，若能读懂此书中看似简单的大道理，对我们以后学习研究生涯少走很多弯路，并能受用一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