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靡之风整改措施（样例5）

第一篇：奢靡之风整改措施

今年1月17日，总书记在新华社一份材料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从文章反映的情况看，餐饮环节上的浪费现象触目惊心。广大干部群众对餐饮浪费等各种浪费行为特别是公款浪费行为反映强烈。联想到我国还有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各种浪费现象的严重存在令人十分痛心。浪费之风务必狠刹!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各级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要采取针对性、操作性、指导性强的举措，加强监督检查，鼓励节约，整治浪费。这一重要批示，饱含深情、客观实在，切中时弊、振聋发聩，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新要求，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声和愿望，表明了中央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我们深入学习这一重要批示，充分认识狠刹浪费之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决杜绝奢靡之风，对于更加自觉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和发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优良的作风凝聚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奢靡之风的种种表现。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提倡艰苦奋斗、厉行勤俭节约，成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纽带，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应提高，这是合乎情理的。人们进行劳动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追求改善物质和精神生活正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这里有一个进行什么样的生活享受的问题，可分之为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要靠艰苦奋斗发展我们的事业。提倡艰苦奋斗，就是要求我们进行合理的生活消费，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厉行勤俭节约，坚持艰苦创业，始终保持不畏艰难、顽强拼搏、锐意进取、发奋图强的精神风貌。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发展市场经济中，随着物质条件的丰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党员干部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这一传家宝，形成了一股奢靡之风。这不是健康的生活享受，而是腐朽性的生活享受，其实质是革命意志衰退、奋斗精神消减，是思想堕落、物欲膨胀，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

2、节庆泛滥、大兴土木。有的地方和单位，不仅在举办传统的节日、纪念日时过于讲究华丽的形式和壮观的场面，而且挖空心思地制造各种节日、庆典，节庆泛滥成灾，动辄花费几百万、几千万，耗资巨大，得不偿失。甚至有的贫困地区，靠拉赞助、贷款、摊派发展经济，也要办豪华晚会，这样劳民伤财的晚会，早就变了味道。有的地方和单位违规修建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和休闲场所，甚至占地上百亩、耗资几个亿，搞得富丽堂皇，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3、生活奢华、贪图享受。有的党员干部热衷于个人享受，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他们住房不厌其大其多，车子不厌其豪华，菜肴不厌其精美，穿戴不厌其名贵，对超出规定的生活待遇安之若素，还总嫌不够。他们抽名烟、戴名表、用名笔、拎名包、开高档车、穿高档服装、用高档办公用品、游风景名胜、收藏珍贵文物，成为奢侈品消费的重要群体。

4、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有的党员干部玩物丧志，日益骄横。他们情趣低俗，作风不检点，甚至以权谋私、道德败坏。有的兜里揣着价值不菲的会员卡、消费卡，在高档会所里乐不思蜀，在异国风情中醉生梦死。有的还参与赌博，纵情声色犬马，居然出现多名法官集体嫖妓的丑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奢靡之风的严重危害。奢靡之风已成一大公害，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此风不铲除，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其危害性，狠刹此风，下大气力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奢靡之风造成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物质财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但是，不珍惜来之不易的物质财富，不合理的分配和使用物质财富，对获得的财富挥霍浪费掉，就丧失了创造财富的本来意义。近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明我国社会总体财富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又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仍然靠后，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有近一亿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低保人口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任务依然很繁重，国家的繁荣富强还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并且，资源能源紧缺是基本国情。只有人人树立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一升油做起，才能实现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支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也才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奢靡享乐思想只顾眼前的享受而不顾长远发展的需要，奢侈浪费白白损耗社会财富，使本来就已经紧张的自然资源更加紧张，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势必危害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而言，有限的资源也是经不起浪费的，浪费是极其可耻的。奢靡之风滋生腐败现象，败坏党风政风民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是我们建设国家的根本方针。而艰苦奋斗精神的形成和滋养则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相互砥砺，大力传承弘扬。古人说：惟俭足以养廉。唯其清廉，可抵挡物欲横流，可练就百毒不侵，可树立端方形象，可吸引万众归心。一个浪费盛行的国度，不可能涵养真正的现代文明;一个艰苦奋斗的政党，必须懂得成由俭败由奢的道理。如果一些党员干部一味追求感官刺激，贪图享乐、奢侈浪费成风，就会造成人的精神空虚，消磨奋斗意志，淡化理想信念，滋长不正之风。这不仅严重影响自己身心健康发展，是刺激腐败的重要因素，而且上梁不正下梁歪，影响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状态，危及党和人民的事业。有的党员干部成天忙于应酬、耽于享乐，穿梭于高档会所，沉迷于推杯换盏，常常是醉醺醺、昏沉沉、轻飘飘，哪有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哪有时间思考问题、研究工作?把有限的社会资源用于满足奢华的口腹之欲，又如何不让群众追问：权力究竟是在谋一己之私，还是为人民服务?况且，从目前领导干部的收入水平来看，仅靠工资等合法收入是不能满足个别人生活奢侈浪费需求的，他们为了维持自己无法满足的奢侈生活，便去寻求非正常途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奢靡享乐思想的炫耀性消费，还很容易激发弱势群体中的仇官仇富心理，极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奢靡之始，危亡之渐。这种用公款来铺张浪费的崽卖爷田心不痛的做法和陋习，损毁了党员干部形象，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任由铺张浪费等不良之风蔓延，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必须坚持从严治党，把反对奢靡之风当成一项政治任务，作为改进作风的突破口，作为坚持党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抓手，作为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的有效途径，从而以党风促政风，以政风带民风，有效净化我们的社会风气，培育健康向上的文明风尚。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今天也一样，在新征程上，我们只有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狠刹奢靡之风，全心全意与群众一块苦、一块干、一块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二篇：奢靡之风整改措施

奢靡之风整改措施

今年1月17日，总书记在新华社一份材料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从文章反映的情况看，餐饮环节上的浪费现象触目惊心。广大干部群众对餐饮浪费等各种浪费行为特别是公款浪费行为反映强烈。联想到我国还有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各种浪费现象的严重存在令人十分痛心。浪费之风务必狠刹!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各级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要采取针对性、操作性、指导性强的举措，加强监督检查，鼓励节约，整治浪费。”这一重要批示，饱含深情、客观实在，切中时弊、振聋发聩，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新要求，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声和愿望，表明了中央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我们深入学习这一重要批示，充分认识狠刹浪费之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决杜绝奢靡之风，对于更加自觉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和发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优良的作风凝聚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奢靡之风的种种表现。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提倡艰苦奋斗、厉行勤俭节约，成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纽带，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应提高，这是合乎情理的。人们进行劳动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追求改善物质和精神生活正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这里有一个进行什么样的生活享受的问题，可分之为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要靠艰苦奋斗发展我们的事业。提倡艰苦奋斗，就是要求我们进行合理的生活消费，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厉行勤俭节约，坚持艰苦创业，始终保持不畏艰难、顽强拼搏、锐意进取、发奋图强的精神风貌。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发展市场经济中，随着物质条件的丰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党员干部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这一传家宝，形成了一股奢靡之风。这不是健康的生活享受，而是腐朽性的生活享受，其实质是革命意志衰退、奋斗精神消减，是思想堕落、物欲膨胀，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

1、铺张浪费、挥霍无度。有的地方和单位，在公务活动中对中央有关规定置之不理，吃喝宴请，讲排场、比阔气、竞奢华，导致公款消费数额惊人，餐桌上的浪费触目惊心。前一段时间，在豪华宴会上随处可见浪费无度，推杯换盏之后几乎没有动过的整只鸡、整条鱼等“剩物”被当作垃圾倒掉。据报道，我国餐饮业每年浪费食物总量折合粮食约 500 亿公斤，接近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十分之一，相当于约 2 亿人一年的口粮。有的高档吃饭场所，人均“最低消费”至少 1000 元。它们见证了“吃”的变迁：前些年的酒店餐馆是做人气，人越多赚得越多。现在很多的酒店、会所是做档次，不在乎人气，靠的是公务宴请。

4、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有的党员干部玩物丧志，日益骄横。他们情趣低俗，作风不检点，甚至以权谋私、道德败坏。有的兜里揣着价值不菲的会员卡、消费卡，在高档会所里乐不思蜀，在异国风情中醉生梦死。有的还参与赌博，纵情声色犬马，居然出现多名法官“集体嫖妓”的丑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奢靡之风的严重危害。奢靡之风已成一大公害，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此风不铲除，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其危害性，狠刹此风，下大气力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奢靡之风造成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物质财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但是，不珍惜来之不易的物质财富，不合理的分配和使用物质财富，对获得的财富挥霍浪费掉，就丧失了创造财富的本来意义。近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明我国社会总体财富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又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仍然靠后，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有近一亿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低保人口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任务依然很繁重，国家的繁荣富强还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并且，资源能源紧缺是基本国情。只有人人树立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一升油做起，才能实现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支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也才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奢靡享乐思想只顾眼前的享受而不顾长远发展的需要，奢侈浪费白白损耗社会财富，使本来就已经紧张的自然资源更加紧张，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势必危害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而言，有限的资源也是经不起浪费的，浪费是极其可耻的。

奢靡之风滋生腐败现象，败坏党风政风民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是我们建设国家的根本方针。而艰苦奋斗精神的形成和滋养则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相互砥砺，大力传承弘扬。古人说：“惟俭足以养廉。”唯其清廉，可抵挡物欲横流，可练就百毒不侵，可树立端方形象，可吸引万众归心。一个浪费盛行的国度，不可能涵养真正的现代文明;一个艰苦奋斗的政党，必须懂得成由俭败由奢的道理。如果一些党员干部一味追求感官刺激，贪图享乐、奢侈浪费成风，就会造成人的精神空虚，消磨奋斗意志，淡化理想信念，滋长不正之风。这不仅严重影响自己身心健康发展，是刺激腐败的重要因素，而且“上梁不正下梁歪”，影响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状态，危及党和人民的事业。有的党员干部成天忙于应酬、耽于享乐，穿梭于高档会所，沉迷于推杯换盏，常常是醉醺醺、昏沉沉、轻飘飘，哪有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哪有时间思考问题、研究工作?把有限的社会资源用于满足奢华的口腹之欲，又如何不让群众追问：权力究竟是在谋一己之私，还是为人民服务?况且，从目前领导干部的收入水平来看，仅靠工资等合法收入是不能满足个别人生活奢侈浪费需求的，他们为了维持自己无法满足的奢侈生活，便去寻求非正常途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奢靡享乐思想的炫耀性消费，还很容易激发弱势群体中的仇官仇富心理，极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奢靡之始，危亡之渐”。这种用公款来铺张浪费的“崽卖爷田心不痛”的做法和陋习，损毁了党员干部形象，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任由铺张浪费等不良之风蔓延，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必须坚持从严治党，把反对奢靡之风当成一项政治任务，作为改进作风的突破口，作为坚持党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抓手，作为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的有效途径，从而以党风促政风，以政风带民风，有效净化我们的社会风气，培育健康向上的文明风尚。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今天也一样，在新征程上，我们只有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狠刹奢靡之风，全心全意与群众一块苦、一块干、一块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杜绝奢靡之风的主要途径。在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中，对待奢靡之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症下药，重拳出击，多管齐下，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坚决杜绝奢靡之风，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1、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理论是思想的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学习教育这个环节搞好了，才能掌握思想武器。剖析奢靡之风形成的原因，显然同有的党员干部认识不到位有关。一些人以为，现在经济发展了、收入增加了，吃点、喝点、玩点、用点，不过是“牛身上拔根毛”。殊不知，推杯换盏之间，喝坏了党风政风;高楼华宇之中，日益疏远了群众。奢靡之风只顾自我感官满足，心中毫无劳动大众，肆意挥霍公共财富，根源就在于这些人理想信念的丢失，是精神的自我麻醉。因此，杜绝奢靡之风，首先要抓好学习，提高认识。只有把学习教育摆在突出位置，把中央精神学习好领会透，才能把教育实践活动搞扎实，查摆问题才会有的放矢，整改落实才会积极自觉。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章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学习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精神，学习中央确定的《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等学习材料。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要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就必须大力倡导不畏艰苦、锐意进取、坚忍不拔、奋发有为的精神和为了人民的利益敢于奉献的革命意志。通过学习教育，更好地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解决自身存在的不符合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的问题，牢固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价值观，有效杜绝奢靡之风。

2、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在思想道德建设中，打铁还需自身硬，上行下效是一种很重要的传达信息途径，上面做好表率，争当清廉的楷模、勤俭的标兵，对下面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领导带头，是带动广大干部深入转变作风的无声力量，是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方法。把领导带头贯穿教育实践活动的始终，贯穿党的作风建设的始终，党的作风就会有一个深入持续的转变，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有新的稳固和加强。因此，厉行勤俭节约，杜绝奢靡之风，关键在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必须从领导干部做起。各级干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到厉行勤俭节约、杜绝奢靡之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以普通党员身份把自己摆进去，力争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剖析解决突出问题好一筹。要转变观念，深刻认识到“浪费也是腐败，节约也是政绩”，把勤俭节约作为政德标准。在行动上，不搞排场、不破标准、不要超标配置，事事简朴、处处节约。如此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跟着一级学，就会聚合崇俭抑奢的正能量。政风简，民风淳，这对净化社会风气也有积极作用。

3、着力完善管理体制和制度。杜绝奢靡之风，制度是保证，不仅要有健全的制度，而且要严格执行制度。好的作风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喊出来的，而是身体力行做出来的。勤俭节约之所以知易行难，难就难在习惯成自然。要把中央精神真正落到实处，还得制度跟进。制订制度要细、不要有漏洞，执行制度要严、不要心太软。只要完善管理体制和制度，并从严管理、从严检查、从严执法，看谁还敢找枪口撞。因此，要严格监督检查，畅通监督渠道，鼓励各种方式举报。认真梳理研判网络舆情，主动出击，严格查处。要借助媒体力量，公开曝光奢侈浪费典型案件，以儆效尤。要积极发挥刑法的反奢侈浪费的功能，将有的干部随意处置国家资产、随意挥霍公共资金、随意浪费国家资源的行为上升到触犯刑律的高度，违法必究。只有采取综合措施，引导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把有限资金和资源更多地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才能创造一个政通人和、风清气正的良好发展环境。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人无俭不立，家无俭不旺，党无俭必败，国无俭必亡。让我们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坚决反对任何浪费行为，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努力使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让人民群众看到新气象新风尚，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第三篇：奢靡之风[定稿]

早在20世纪50年代，傅衣凌先生已经论及“俗尚奢靡”问题。他认为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城镇已出现“新的萌芽”或“近代性质的萌芽”，不仅工商业者地位提高，而且新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加剧，这种“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城市风气的转变，即由淳朴转为奢靡，这“正是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明代人陆揖的“崇奢黜俭”主张，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傅先生指出，陆氏关于奢侈不足以贫天下，而“其地俭，反不易为生”的主张，与后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先驱者之一的曼德维（Bernard de Mandeville）的思想相类似。从整体而言，傅先生的上述讨论是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一部分，文中不厌其烦地摘述陆氏之论，目的正如该书《后记》所说的，“为着提供更多的史料，便于展开问题的讨论”。傅先生后来在1979年赴美讲学期间，也继续留意于明代的“崇奢黜俭”等问题。至20世纪80年代，在他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一书中多次讨论社会风气，他指出，“象这种社会风气从俭而奢的记载，封建上下秩序的颠倒，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十五、六世纪以后南北各地所普遍存在的”。既承认这一“社会风气的变化，出现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又指出“消费和积累的不平衡”对扩大再生产的负面影响。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代分册中，专门辟出一节，揭示“嘉靖前后社会风尚的变化”。后来经他审定提纲的《明史新编》中，对有明一代社会风尚的关注也是该书的显著特色之一。[1]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傅先生首次在学术界引录了陆楫的那篇后人命名为《禁奢辨》的著名文献，可惜此后的二三十年，陆楫及其思想在大陆并未引起学者的继续讨论。[2]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围绕着明清时期所谓的“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再次涉及了陆楫的经济思想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在经济思想史领域，“黜奢崇俭”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三大教条之一，奢与俭的褒贬取舍贯穿始终，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勃兴，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固有观念，深化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从成文法等正式规章制度，而且从道德伦理等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史上的各种问题，与制度、伦理有紧密联系的“奢靡”等问题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而二战之后兴起的消费经济学也于80年代初在我国受到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对消费经济史的探讨，如消费经济思想史学界即以奢俭论作为考察核心。在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影响日趋加深，强调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显著的特点，与社会习俗、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奢靡”问题当然需要认真考察。’在中国自身的史学研究变革中，研究的重点也由帝王将相逐渐转向芸芸众生，人们更加着眼于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人民生活的“奢靡”现象显然是考察对象之一，并且对以往研究中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加以纠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一向以利用地方资料、研究民间社会、重视基层变化、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地域特色与不平衡性而著称，时而涉及明清时期地方志、私人文集中频频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顽固纷呈的民间习惯等纠缠在一起的“奢靡”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在新中国真正受到重视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古人对社会生活、社会习俗常用的奢俭评判观念，无法逃离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文化史研究领域，围绕着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呈现近代化的曙光的讨论，也往往涉及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包括民情世态的变化问题。至于民俗史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更是自不待言的。此外，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也是我们今天和将来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20世纪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所以只好遵从研究习惯，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国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但为本人涉猎所囿，本文仅以大陆与台湾为限。

[1]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09页，及《后记》；《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第177—178页。剪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外，傅先生在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中，还对乡规民约等倾注了大量精力，除上述著作外，还有：《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版；《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2] 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页。林丽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

有的研究者将“奢靡”风习与高消费相联系，甚至等同之，认为就是追求时髦与享受。[1]也有人认为，“奢靡”是一种病态的消费。[2]有的学者没用“奢靡”等词，只用了“消费欲膨胀”的表述。[3]

有的学者认为“奢靡”与高消费有别，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4]

有的学者强调“奢靡”风习与封建礼法的密切联系。[5]其中或把奢靡与逾制作为对等的概念，认为追逐时髦和违礼逾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奢靡为基础的，奢靡往往导致违礼逾制和追逐时髦；[6]或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台湾学者即持如是看法，例如林丽月指出，探讨传统社会的禁奢政策，除了“奢”的字面意义即“奢侈”或“浪费”之外，其政治与法制上的制约意义不容忽视；邱仲麟亦从礼制与价值观改变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7]这种认识在文化史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关于明清时期“奢靡”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个别学者讨论到“奢靡”一词的概念。余英时曾指出，英文的“luxury”固然可以翻译为中文的“奢侈”，但两者的涵义存在广狭之别，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有差异，前者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涵盖面、指涉面远比“奢侈”在中国为大，但中国传统的“奢侈”含义是什么则未暇论及。[8]欧阳卫民认为，中国古代奢俭的划分有两种基本标准，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级的标准，二是消费品对主体是否绝对需要。[9]陈国栋定义为：在社会安定的状态下，当平均产出超过维持生命所需时，个人所得可以去消费一些非必要的商品或劳务，这种非必要的消费即为“奢侈性”消费。[10]

[1] 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2] 一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3] 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唐文基：《试论明代统治集团的消费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4]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5] 姜旭朝、万安培：《近代中国关于奢俭问题的论争及其历史经验》，载《东岳论丛》1986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6] 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7]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8]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8年版，第3—52页。

[9]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页。[10] 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teniu.cc

二、关于“奢靡”风习出现的时间范围

相关的论著集中讨论了三个时期：

（一）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以侈奢相高。[1]

（二）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其中清初有所收敛。[2]

（三）清朝前中期。[3]

一些研究者对“奢靡”风习的出现时间及其演变进行了具体考察：

（一）明朝说。常建华认为始于成化以后。台湾学者徐泓对明代江浙、华北地区社会风气的研究颇见功力，他认为正统至正德的明代中期，一些地区的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嘉靖以后更甚，不过社会风气转变的时间与程度是有差别的。[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奢靡”风习或形成于正德；或正德、嘉靖之间；或正德、嘉靖以降；或嘉靖、万历时期等。[5]与以上使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作为区分标志不同，有的研究者以公元纪年的形式作为划分界限，或认为出现于十六世纪或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或认为江南地区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开始。[6]

（二）清朝说。持此说的学者，或认为在康熙前期，或认为在康熙中期，或乾隆中期。[7] 与以上论著的明确划分意见相反的是，有人主张应作模糊化处理，因为奢侈浮靡风气的出现，有先后、程度之别，即使同一地区也因人而异；另有学者认为，不仅社会风气的转变可作时间的划分，甚至其中的种类也有先后之别，例如“服饰”风气的转变就早于“舆马”之类，物质上的变化也早于观念上的变迁。[8]

[1]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2] 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3] 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4]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5]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6]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牛建强：《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第3期。[7]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8]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三、关于“奢靡”风习的波及范围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第一种主要是从地域上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存在于部分地区的城镇，特别是江南城镇；[1]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其他地区包括内陆地区，社会风尚也由俭朴向奢侈转化，例如河南就是一例。但华北与江南程度有别。[2]进而有文章认为，奢靡之风蔓延全国，不可能只限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3] 第二种主要是以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与上述地域讨论中持城镇观者相对应，一些文章是专门针对市民或城市中的部分人，如官僚商人等。[4]而林丽月认为，到了明末，奢僭是上下普遍的社会习尚。[5]

第三种是以地域结合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这种风气仅存在于部分“点”上。汤纲、南炳文认为商贾地主奢侈腐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牛建强、汪维真认为，就某一地域而言，奢侈之风起初存在于城市，后传至城郊，由城市衣冠之家而至城市一般市民，然后再至“城郊”农民。王家范认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费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与乡村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6]另一种意见是承认其普遍性。奢侈的高消费从宫廷、贵族、官僚蔓延到庶民身份的地主、商人以至一般贫民。[7]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更加突出奢华之风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如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劳动群众多是低消费，他们的奢华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钞晓鸿认为，就“陕西商人”所谓的奢靡问题而言，他们中间并非没有衣食节俭之辈，但应该承认相对的豪华生活是陕商群体的一般特征，在婚嫁丧娶方面的某些形式与内容也会波及普通百姓。不少人则比较突出奢华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差异性。[8]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0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01988年第5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2] 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徐乱：《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3] 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4] 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5]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6]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牛建强、汪维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7] 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嫂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8]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222，249，239页。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teniu.cc

四、关于“奢靡”风习的成因

一些学者着重从经济，特别从商品经济来分析。徐泓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商品经济水平的差距造就了华北与江南奢侈风气的差异。牛建强、汪维真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明代中后期风尚取向的变化分为三个等差及类型。还有许多学者也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1]

一些学者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对经济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强调其他方面的作用。蓝东兴认为，是人们对享受与发展需要没有正确认识，也与政治腐败关系密切。李景屏认为，关键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消费领域。[2]

一些学者重视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于光远指出，必须重视一国的社会制度对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决定作用。周绍泉曾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饰变化。暴鸿昌认为晚明奢靡风气的根源是明代政治腐败的产物。王家范更加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所有奢侈性高消费无不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撑。林丽月认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华侈相高、服饰的违制奢僭是商品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提升的后果，而君主的违制滥赏与晚明法制的松弛更是加速了服饰礼制流于具文。[3]

一些学者注意从心理与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婚丧方面的奢侈与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有密切关系。巫仁恕认为明代平民服饰风尚的转变，不仅仅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动力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心态。吴存存认为明代纵欲风气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思想界的阳明心学。[4]

一些学者注重具体分析，强调时空特殊性与具体因素。如官僚贵族、外地生活方式的诱导。[5]王振忠指出，明代中叶扬州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弘年间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盐商汇集淮、浙。陈国栋指出，达官贵人的奢侈，未必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然的关系。[6]

[1]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 107—173页。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兴亚：《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2]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 于光远：《于光远同志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封信》，载《求索》1982年第4期；周绍泉：《明人服饰探论》，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4]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50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5] 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④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7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6] 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五、对“奢靡”风习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着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对“奢靡”风习的评价，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1]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基本肯定的。[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奢靡”风习对等级制度的冲击，与当时等级制度的衰退，一般均有很高或正面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例如邱仲麟认为，平民可能与上层社会的旧有生活水准接近，但上层社会某些成员的物质享受则可能更进了一步；巫仁恕则具体地论证了士大夫创新服饰以重新塑造身份。[3]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否定的。他们认为奢侈之风造成社会贫困和混乱，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不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4] 一些学者则同时指出“奢靡”风习的正、负面影响。[5]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6] 与以上总体评价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则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文并非是专论“奢靡”风习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地区的后果不同，可谓因地而异。其中，或认为城乡有别，或认为在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作用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时期的后果不同，可谓因时而异。一种观点对“奢靡”风习出现的时期与地区并重，就具体内容进行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各阶级、阶层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贵族官僚与庶民百姓之中有所差别。[7]

更有学者批评我们在社会风气评价中的功利倾向，主张发掘这些变化的其他内涵，并对陆楫的经济思想进行深人分析。[8]

笔者在作本专题的学术史回顾时发现，研究者很少对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观念等基本问题予以讨论与界定，而且讨论中很少直面地进行观点商榷，这在大陆学界更为突出。这些均为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述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内容，笔者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刊发过，今补充了研究背景与部分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并对原有部分内容作了增删改动，谨此作为对傅衣凌先生的纪念。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2]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业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一》，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徐私：《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3]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4] 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5]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4，363页。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胡一雅：《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的消费》，《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6] 萧国亮：《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7] 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8] 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 5卷1期，1994年3月；《晚明“祟奢”思想隅论》，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9期，1991年6月。陈国栋：《有关陆揖＜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学理问题—跨学门的意见》，《新史学》5卷2期，1994年6月

第四篇：奢靡之风盛行

奢靡之风盛行首要危害是弱化党的凝聚力

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孙怀山

2010年10月21日11:00来源：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网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秦、隋因骄奢淫逸而短促，汉、唐因励精图治而长久。中国共产党得民心、赢天下，靠的是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靠的是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活的日益富裕，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社会风尚还是党政风气，都弥漫着一种奢靡浪费、炫耀攀比的气息。长此以往，国家的发展堪忧，民族的精神堪忧，党的凝聚力、形象和执政基础堪忧。

从社会风尚看，人们饮食不求节俭，浪费严重；穿戴崇尚名牌，相互攀比；住要豪华，行要排场，事事处处讲体面。大排量汽车越来越受青睐，豪华婚礼、豪华盛宴不断涌现，万元月饼、百万元宴席屡见不鲜。从党风政风看，一些地方办庆典、举盛会，一味求大求洋，事事无与伦比，件件美仑美奂。土地资源大量浪费，城市高度不断刷新，豪华气派如“白宫”、“凯旋门”、“天安门”的机关办公楼不断进入公众视线。一些党员干部衣求奢、食求华、住求绰、车求阔，铺张浪费、习以为常，灯红酒绿、见怪不怪。

奢靡浪费之风盛行，危害不可小觑。一是会弱化党自身的凝聚力，弱化党对人民群众的号召力，弱化整个民族的“精气神”。2009年，面对金融危机冲击，日本和北美奢侈品消费额剧降35％，中国市场却逆市上扬，强劲增长22％，跃居世界第二。在一些区域、一些阶层，难见“共克时艰”的精神。二是会进一步凸显贫富差距之悬殊，加剧社会情绪不满和对立。按去年确定的1196元贫困标准，我国现有贫困人口达4007万人；按联合国标准，我现有贫困人口达1.5亿人。大量的中低收入者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富人一席饭、穷人一年粮”，如此强烈的反差难道不值得思虑吗？三是会助长浮躁之风。奢靡浪费之风，会激发炫耀攀比之风；炫耀攀比之风，会进一步激发本已甚嚣尘上的浮躁之风。热钱涌动、投资短视、学术造假、选秀风行，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少了，梦想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人多了。一些领导干部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追求表面政绩、不问民生疾苦，乐于迎来送往、无意深入群众，板凳尚未坐热、就想提拔晋级。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厚重的文化、稳健的气质、埋头苦干精神。

为什么奢靡、炫耀、浮躁之风会如此盛行？原因也不外乎两个方面：

从社会角度看，一是社会价值观、荣辱观扭曲。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很多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豪华成为“时尚”，节俭成为“落伍”。身不着名牌，就“土气”；不奢靡、不铺张，就低人一头。二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糟粕、陋习死灰复燃。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尽是精华，糟粕也不少，如争面子、讲排场、营华屋、建阴宅、纳娇妾等。新中国成立后，革除陋习卓有建树，但随着生活的日益富裕，一些陋习卷土重来，腐蚀着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为富者为官者似乎没有情人就不“时尚”，就迂腐得成了“另类”。三是心理失衡。过去穷，奢靡不了。现在富裕了，暴发户和土财主心态就显现了。有钱就张扬，富有就奢侈，以求得心理平衡和心态满足。四是资源节约型社会、低碳经济的观念未深入人心。当今人类面临气候变暖、环境危机，各国在推动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而我们则在享受富裕后的奢华，这与时代主题格格不入。我们这方面宣传教育欠缺。同时，公款消费未能作出榜样，老百姓也就无从效仿。

从党风政风角度看，一是淡忘了忧患意识。建国之初，旧政府因腐败而覆灭历历在目，我们励精图治，不敢懈怠，而长期、稳定执政让一些同志居功自傲，淡忘了忧患意识，随着生活的不断改善，易形成骄奢淫逸的作风。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年轻党员干部，更是缺少艰苦条件的锻炼，缺少对创业艰辛的直观感受以及政治生活的历练。二是有自满意识，淡忘了韬光养晦的策略。百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国际地位有很大提升。此刻有些人开始骄傲自大、固步自封，有些人开始蠢蠢欲动、急于表现，忘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未来的路还很长，需要不张扬、不炫耀，继续埋头苦干。三是对新形势下艰苦

奋斗的内涵认识不清。有的人认为，艰苦奋斗就是“吃粗粮、打补丁”，今天我们生活富裕了，不需要这样了。有的人认为，展示成就、展示国力、展示形象，与艰苦奋斗相矛盾，“艰苦奋斗可休矣”。有的人认为，促进发展、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与艰苦奋斗相冲突，“奢靡浪费也是在为经济发展做贡献”。种种错误认识是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巨大障碍。

针对上述问题，我建议：以党风带政风，矫正世风。

第一，党要旗帜鲜明地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积极营造艰苦奋斗的环境和氛围。一是要始终清醒认识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莫被胜利冲昏头脑，莫在成绩面前飘飘然。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继续恪守韬光养晦的策略，一鼓作气地推动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二是要始终清醒认识艰苦奋斗作风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性。牢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创业需要艰苦奋斗，守业需要艰苦奋斗，长期执政更需要艰苦奋斗！三是对富裕条件下“艰苦奋斗”的内涵与形式要有新的认识。“艰苦奋斗”不仅是指以艰苦朴素的行为方式应对客观条件的约束，也包括以居安思危的态度应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还包括对理论思考与实践创新的艰苦探索。我们国家人多地少，人均资源也不多，任何时候都需要“艰苦奋斗”；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比任何历史时期少，攻坚任务不比任何时候弱；理论思考和实践创新，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亟需。新世纪新阶段，党倡导艰苦奋斗，不一定要如战争年代、贫乏时期那样勒紧裤带过日子，但必须有一种不懈

奋斗的意识和状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风范和形象，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与情怀。四是对艰苦奋斗与展示成就、展示国力的关系，要有正确认识。展示成就、国力，有助于提升民族自信心，但不能因此而铺张浪费。办奥运、庆国庆等举世瞩目的大事，有利于凝聚力量、振奋人心、提高影响力，确需办好办漂亮，但其他一些运动会、庆典则应注重实效，注重节俭，严禁攀比。五是对艰苦奋斗与拉动内需、促进发展的关系也要有正确认识。“奢靡浪费”不等于“刺激消费”。真正的促进发展、刺激消费，应将好钢用在刀刃上，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支持企业生产、技术创新和国家公共建设之中去，用于社会保障和民生工程，增加大多数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越是困难时期，越是要艰苦奋斗。六是对传统文化中腐朽思想对党风、民风的危害要有清醒认识。要研究借鉴建国初期经验，继续深入推动移风易俗，形成“以简朴为荣、以节约为美”的社会风尚，打造健康、从容的国民心态和厚重的国家形象，过富裕而不糜费、殷实而不铺张的生活。政府要勤俭行政、厉行节约，公职人员不得涉足豪华歌舞厅等高消费场所，以树立廉政形象。共产党员尤其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第二，要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和税收政策，促进艰苦奋斗作风的形成和巩固。一是对能够量化的艰苦奋斗标准，如领导干部每月深入基层的天数、与群众座谈的次数、接待群众来访的次数、解决问题的件数等，要予以量化。二是总结推广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各地

党组织缴纳特殊党费的创新与实践，让“特殊党费”经常化，在党内建立倡廉基金，缩小党内贫富差距，救助弱势群体，并使绝大多数党员始终在经济上与大多数人民群众处于相近水平。三是切实加强对各级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审计力度，坚决遏制公款消费。四是对高收入者和高消费实行严格的税收政策。

党政励精图治，民则艰苦奋斗！

第五篇：奢靡之风对照检查材料

尊敬的党组织：

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要能获得群众支持，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能维持社会稳定秩序，其次能使国富民强，再次能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前二个条件中国共产党总体上能做到，现在最大问题恐怕就是公平正义问题，“四风”刹不住，公平正义问题就解决不好，执政基础就会动摇。这是群众路线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大背景所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体现了从严治党、执政为民的要求。开展这一活动，是直面新形势下的严峻挑战，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党员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创造力的需要;是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按照十八大的战略部署，向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美好目标奋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正如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按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计划安排，我认真学习了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学院领导的动员讲话，重点学习了《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选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和《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重要论述选编》三本书，使自己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的优良传统再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再武装。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并明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重点剖析存在的“四风”问题及根源，达到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完善、修正缺点、增强党性的目的。

个人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

长期以来，我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路线、方针、政策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中央已经做出决定的重大方针和政策问题没有不同意见，也没有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言论，更没做与中央的决定、决议等相违背的行动。同时本人从内心拥护《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切实转变作风。具体是能够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政治理论学习，能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工作实践，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及学校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时刻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紧紧围绕学校发展全局对总务工作的要求，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全校师生员工服务的思想，充分认识到搞好总务工作是高校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积极认领总务处党员服务先锋示范岗;能够做到刻苦钻研业务，能够以饱满的热情、明晰的思路，全身心地投入到总务管理工作中去，凡事多思考，多与大家商议。同时勇挑重担，敢于负责，认真编制工作计划，实时检查工作情况，注重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内外之间的沟通协调，注重员工思想动态把握和积极性调动;能够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基本建设程序。不说糊涂话，不做出格事，坚持诚实做人，踏实做事，以饱满旺盛的热情投入工作，在处理工作关系上，比较注意把握自己的角色定位，自觉地维护大局，维护团结，维护学院利益，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利，正视自己所在岗位应尽的义务，坚持把轻名利、远是非、正心态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努力实践，没有任何违反中央、省市以及学院关于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和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行为。

同时，对照党章、对照廉政准则、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对照群众期盼、对照先进典型，对照学院对总务工作特别是基建工作的要求，通过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认真查摆自己在“四风”方面的问题，认真梳理查找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方面的差距，深刻进行党性分析和自我剖析，联系自身思想工作实际，认真查找了自己“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根源，现将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形式主义方面

1、理论学习不扎实，存在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等形式主义问题，自己虽然注重了政治和业务学习，但总感到在学习的深入性和系统性上还有很大不足，存在时紧时松的现象，致使自己对新知识、新思维掌握不多，了解不透，这说明自己在学习上还存在“懒”的思想，还缺乏“挤”和“钻”的刻苦精神，缺乏深学苦读的恒心忍劲，缺乏把学习当作一种责任、一种境界的自觉行动，同时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受理论水平、实践经验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很好的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用来指导工作，促进工作开展。

2、工作作风扎实度还需进一步提高，工作上有时存在急于求成的情绪，对待突击性的工作，有时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尽快完成，而不是怎样去把他做到最好、最安全。例如使用部门的改建或维修要求，能够第一时间填写限时办结单，安排人员对接、程序报批、落实施工等，但对怎么改建或维修更经济、更能满足使用功能的调研不够，工作效率不一定是最好。

3、一线管理还需进一步加强，实际工作中，由于自己工作任务比较繁重，工作的难题一个接着一个，有时存在工作布置多，跟踪督查少，深入检查不严，具体落实不够。例如在施工现场检查，能够做到定期或不定期巡查，但没有做到像过去那样对施工现场跟踪或跟班检查了，致使不能对整个施工过程每个细节的准确把握，管理比较粗放，有时检查时发现问题时问题已发生，事前事中控制不够，事后控制较多。

4、在制度建设方面,执行落实力度不够，虽然制定了《池州学院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法》、《池州学院基本建设的基本程序》等59项规章制度，分为岗位职责、管理、廉政建设、安全管理、实施、档案与维修7个分册，比较全面，但是制度的执行不力，致使制度建设的实质内容没有充分得以实现。

(二)官僚主义方面

1、广泛联系群众做得不够,在思想上、工作上和其他同志沟通不够，相互不甚了解各自所做工作的具体情况，或者是了解不多;在工作中与同事进行面对面交流沟通不主动，同时交流的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有时说话不够委婉，有完美主义不良倾向，对分管部门的同志要求过严、过急，容易挫伤同志的情感。

2、对分管部门工作指导不够，虽然经常性了解分管部门工作情况，也将其工作抓在手中，也对其工作经常性指导，但仍有欠缺，具体表现是没有能够完全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工作指导方法比较简单，沟通不够，没有让他们充分认识布置工作的实质内容和具体要求，没有很好地做到不仅要交任务，更要交方式方法，致使工作开展比较困难;对分管部门人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认识不够，有时过严，有时放任。

3、批评与自我批评做的不够好，对同志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对自己的缺点也没有主动请同志正面指出，与同志们思想交流少，坐下来谈心少，思想工作做得不够，对别人体贴关心也需要加强。

4、群众观念意识须进一步加强，深入各系部、各职能部门听取他们对总务工作特别是基建工作意见、建议不够，心系师生、服务师生的思想意识须进一步提高。

(三)享乐主义方面

1、有时安于现状，思想上存在“求稳多、求进少”倾向，对遇到工作任务重、工作压力大时容易产生焦躁情绪，有时存在“干累了，歇口气”的想法。

2、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够，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新工作方法和手段方面有所欠缺，忙于应付多、主动落实少，研究情况多、解决问题少，缺乏创造性开展工作，培养自己主动学习、系统学习、经常学习、学以自用的习惯，不断积累知识，不断用新知识、新理念武装自己的头脑，增长自己的才干，提高驾驭工作的能力;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在理性思考中活化思维，提升境界。

(二)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增强宗旨意识。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忠实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要以解决“四风”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出发点，以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成效为落脚点，要以广大师生是否答应、是否高兴、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和衡量是否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的重要标准，作为总务服务工作、服务职能是否到位的检验标准。

(三)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务实创新，务求取得工作实效。要进一步增强改革意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努力做到善于克服消极思维、模糊认识所造成的各种束缚，破除急躁情绪，迎难而上，积极工作，善于从政治、全局的高度认识事物，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实现学习方式、工作理念、工作手段和工作机制的创新，不断总结和完善工作经验。重点是要健全规章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同时加强制度的学习和掌握，加大制度的执行力;要深入听取广大师生意见、建议，进一步提高心系师生、服务师生的思想意识，建立上下沟通渠道，坚持“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以建设工程质量为核心，突出质量，抓文明，保工期，求效益，出精品，上台阶”为基建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坚持服务教学、科研需要的原则，坚持实用节约、量力而行原则，坚持校园可持续发展原则，为实现学校发展的总体目标提供良好的校园环境和条件支撑;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实现总务工作特别是基建工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和科学化;要迎难而上，积极想办法、谋思路，在谋求尽早解决新校区的土地证问题、游泳馆建设问题、安居工程工作推进问题等困难问题上，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加强对分管部门工作的指导，要无保留地传经送宝，无论是业务上还是思想上都要关心和指导，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好、做实、做出成效。

(四)要进一步强化党性修养。要坚定理想信念，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认真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从思想上筑起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增强拒腐防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规定，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按照“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要求，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要时刻注意个人形象，谨言慎行，规范个人行为;要提高对奢靡之风危害性的思想认识，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杜绝接受或者安排超标准接待，杜绝违法违纪等行为发生。

汇报人：teniu

2014.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