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俨然已成为日本的象征。不过,樱花被塑造为日本的象征,只是近一百年的事。
也有人认为,作为皇室象征的菊花更能代表日本。这一观点主要源于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书中以菊花与武士刀象征日本人性格的观点曾风靡一时。但因为此书原是二战末期为美国官方写作的“敌情分析”,其中有很多敏锐的洞察,但也不乏轻率的论断。本尼迪克特将菊花视为日本人的象征,仅是基于二战时对日本的观察。
那樱花到底是如何崛起的呢?在日本史上,它又有何种象征意义,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日本变为樱花之国,乃是拜近代化所赐。
日本约八成的樱树属于同一品种:染井吉野。染井吉野非原生樱花,而是江户末期,由花匠培养出来的杂交品种。为给它取个响亮的名字,花匠想到了奈良县的赏樱圣地吉野山,于是叫它“吉野”。
1885年,一位博物学家在上野公园发现这种“吉野樱”。他注意到这种樱花与吉野山的“山樱花”完全不同,询问园丁后得知这种樱花来自染井(位于今天的东京丰岛区),于是改名之染井吉野。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讲的就是这种樱花。
染井吉野初开时淡红,满开时接近白色。因是人工育种,它无法自然繁衍,只能以扦插移植,或者说“克隆”。由于经一个模子雕刻而成,所有染井吉野的花瓣形状、色泽和花期都相同。
同形、同色、同时绽放与凋谢成为它的最大特点,这也确保其在“物竞人择”的近代历史中脱颖而出。
古代日本人也喜欢樱花,但他们喜欢是山樱。
山樱是一种雪白的原生樱花,在《古今和歌集》等古典文学作品中多有描述。江户国学者本居宣长(1730年-1801年)在一首著名的和歌咏道,“如果问什么是宝岛的大和心?那就是旭日中飘香的山樱花!”
本居宣长认为儒学虚伪做作,主张以自然流露的真情(物哀)取而代之。在他看来,无私无垢、真心真意的“大和心”恰似洁白、清丽的山樱花(当然,这也是一种“传统的发明”)。此外,江户人还喜欢用洁白纯净的山樱花,象征武士高贵的品格,因而有“花魁数樱花,人杰数武士”的讲法。
与染井吉野不同,山樱花期较长,且绽放时间不一。同一个地点的两株山樱,开花时期也可相隔一周。另外,在所有花瓣凋谢后,染井吉野才开始长叶,山樱则是边开花,边长叶。
明治时期,如何将分裂的、陈旧的封建日本转变为一个统一的、新型的近代国家成为最大课题。在这种时代要求下,明治人的樱花审美开始转变。
相较于洁白朴素的山樱花,同形、同色、同时绽放、同时凋谢的染井吉野,更能引起政治家和军人的注意。
这一株株被“克隆”出来的樱花树,成为塑造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加强身份认同(Identity)的道具,最终占领了日本列岛。
1870年,“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在“东京招魂社”栽种樱花,纪念在“戊辰战争”中丧生的3588名反幕武士。
“东京招魂社”始建于1869年,10年后更名为靖国神社。随神社规模扩张,樱花的栽种规模逐步扩大,其中大半为染井吉野。
因为合祭在此的阵亡者,能作为“英灵”享受国家祭祀和天皇参拜的“最高荣誉”,靖国神社成为支撑军国主义的精神据点(1978年,靖国神社将14名二战甲级战犯入祠合祭。其后,天皇不再参拜,首相等政要则屡屡参拜,引发“靖国神社”问题)。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大贯惠美子在《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中指出,明治前期,樱花被用来祭奠为天皇牺牲的“忠魂”,还可象征家族繁荣、国家昌盛。
但明治后期,政府颁布《教育敕语》向社会灌输臣民道德观之后,为天皇和国家献身的樱花形象开始凸显。这一形象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不断被强化。至军国主义肆虐的昭和年代,樱花则成为美化牺牲、鼓励牺牲的象征。
《步兵的本领》创作于1911年,是战时广为流传的军歌。其中这样唱道:“领章的颜色是万朵樱花/强劲的风将花吹向吉野/若是生为大和男儿/那就在散兵线同花散去……”
另一首创作于1937年的军歌《同期之樱》更为露骨地提倡牺牲:“你与我是同一期的樱花/绽放于同一军校的庭院/绽放就要有凋落的觉悟/为了国家漂亮地凋落吧……你与我是同期的樱花/纵然各自离枝凋落散去/也会于花之都的靖国神社/在春天的樱花枝梢再盛开相会吧。”
至此,樱花成为日本军人的象征,战死的士兵会幻化成花瓣,绽放于靖国神社的樱花枝头。以樱花美化军人阵亡,在日本最后的挣扎“特别攻击”中达到高潮。
一批批“被志愿”的年轻“特攻队员”驾驶绘有绯红色樱花的“樱花特别攻击机”,对美军舰船发动自杀性攻击。然而,大部分攻击机在接近目标前,已被击落。有“特攻队员”出征前留下了这样的遗书:身如樱花般飘散,永久地化为护国之鬼。
虽然他们的确“身如樱花般飘散”,却也未能阻拦日本被盟军占领。以牺牲、屠杀、虐待、欺骗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大日本帝国”,确如樱花一样,倏然绽放,倏然灭亡了。
日本投降后,驻日盟军司令部禁止《步兵的本领》和《同期之樱》的播放。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大量樱花树苗被作为外交礼物带到中国,至今还能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和武汉大学看到它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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