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 Summit),简称G7峰会,是由七国集团,即七个工业化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会晤的机制。它对维护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客观上有助于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协作和全球治理机制。
2020年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七国集团(G7)峰会推迟到至少9月举行,并希望邀请另外四个国家——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参加峰会。
世界上工业化最先进的七个国家首脑会议(G-7 Summit),由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七国为研究经济形势、协调政策而召开的首脑会议,简称G7。
世界上工业化最先进的七个国家首脑会议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与当时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密切相关。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一年一度的定期会晤机制,还受到了当时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的推动。
首先,二战后西方阵营内部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界限日益模糊,“政策外溢效应”显现,传统的主权观念受到挑战,各国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需要加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
其次,西方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阵营内部德美英“三架马车”态势的出现,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西方居于支配地位的国际治理体系。
再次,随着经济因素在各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上升,各国领导人不得不改变将经济问题视为“低级政治”的现实主义思维,开始关注国际经济事务,同时也只有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将政治与经济、对内与对外政策协调起来,解决多重危机并发带来的困难。
总之,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七个国家首脑会议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产生并机制化,是当时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与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1975年的朗布依埃会议到1996年的里昂会议,七国首脑会议经历了经济议题首脑会议、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和多元议题首脑会议三个阶段。
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美元两次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能为力,关税与贸易总协议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也困难重重;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再次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限量提价政策,并对美国、荷兰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给西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西方国家对此反应不一,矛盾彰显;在金融动荡、石油危机以及农业萧条的冲击下,1973-1974年西方世界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急增,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覆辙,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急于寻找平息危机的出路。
1975年7月31日,在赫尔辛基的英国大使馆的午餐会上,德斯坦总统向前来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福特总统、威尔逊首相和施密特总理,正式建议召开一次由西方五大国(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日本)首脑参加的会议,得到了这三位首脑的响应和支持。
基辛格认为,当前这种危机已经严重到不能交给财政专家们去解决的程度了,因为人们对他们的社会逐渐失去了信心,这种世界性危机的解决,已经不是经济专家们的能力所及,而各国首脑们却责无旁贷。
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首脑会议也是此时西方各国所能采取的摆脱经济困境最有效的办法。西方各国经济面临的是一场并发性危机,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无力单独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而政府首脑则拥有使各部门协调行动的权限;造成各国这种经济困境的原因,不仅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要摆脱之,除了国内的努力外,必须还有国际间的合作,而协调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显然超出了外交部长的权限,非政府首脑莫属。这大概是处于困境中的西方对朗布依埃会议寄于很高希望的重要原因。
1975年11月由法国倡议,在巴黎召开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首脑会议。首次会议有六国首脑参加,1976年起加拿大首脑参加后变为七国经济最高级会议。
1977年起,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也应邀参加。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各国召开。会议起初以讨论经济问题为主旨。
自80年代以来,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该会议作为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议,旨在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从整体上协调共同的和各自的政策,缓解内部矛盾,以维护成员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防政治中的地位。会议已形成一种制度,将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其重要作用。
1994年7月世界上较为发达的七个国家七国首脑会议在那不勒斯召开,21世纪,俄罗斯正式加入该组织,改称西方八国首脑会议,简称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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