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历史观

莎士比亚是以历史剧开始和结束他辉煌的戏剧创作生涯的。通过对莎翁历史剧的研读，可以清晰感受到其剧作中所隐藏着的十分敏锐的历史、政治意识。

从其作品文本的整体意象加以领会，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借由劇场这种大众娱乐的特殊形式，表达出的渴望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愿望，以及否定人为悲剧，肯定和平秩序，重视民众作用的人文主义进步历史观。

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代末期的伟大剧作家，创作出以英国历史为题材的10部历史剧，这些历史剧跨度近350年，组成了一幅英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恢宏的历史画卷。而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显示出莎翁对历史事件以及政治人物的深刻洞察力。

同时，舞台形象间相关联的激烈冲突内在地蕴涵着剧作家本人对国家政体、宗教神学、阶级矛盾、伦理规范、人文主义等等的立场与观点。

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政治意识

文艺复兴时代的末期，英国统治阶级代表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大力支持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莎士比亚作为王室仆人却无意以戏剧参与政治斗争或从事宣传鼓动，他的一系列剧作中很少直接谈及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没有历史、政治意识的指导下简单地就历史写历史。

相反，在与历史原型事件的对照中所创作的历史剧本之间显然充满着作者的社会政治观念和伦理道德观点。莎士比亚通过他的创作表达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若即若离的影射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以人文主义的理性精神和客观精神擦亮历史剧这面“镜子”，使观众鉴古而知今，从社会运动进程中无数“乱”与“治”的较量中悟出社会演变的规律，促使人们正确地寻求治国的良策，期望能找到理想的社会结构模式，从根本上杜绝战争、迎来安定。

人文主义思想的外壳与内核

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想体系即人文主义，这种关怀人的个性，强调人的尊严，主张重视自我价值的哲学思潮无疑对莎士比亚历史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亨利五世》和《亨利八世》中，人文主义历史观在暴君形象的塑造上体现的最为明显。莎士比亚笔下的暴君跳出了以往否定性的政治符号，而是被写成熔铸了闪耀的人文精神的活生生的人。

在《居里厄斯·恺撒》中，恺撒以一个有着诸多缺陷，但是仍不失贤明的君主形象出现，反映出剧作家对宽容的世俗文化的提倡。

此外，莎士比亚希望通过恺撒这一类统治者来实现中央集权，平定社会混乱理想中的社会统治模式，而刺杀恺撒的人则被视为逆历史潮流的反动人物，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历史观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和人民利益的，因而具有进步性。

宗教信仰与神学思想

《李尔王》中葛罗斯特的儿子爱德伽通过编撰神灵和赞扬魔鬼的欺骗手段，帮父亲重燃求生的信念，这种戏中戏的设计显然起到了对神地位的降低和对魔鬼邪恶形象欺骗性的揭示的作用。

莎翁借爱德伽之口谴责迷信，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去神秘化，揭露占星术这种阶级统治工具的欺骗性，打击了描述上帝、自然和人之间生存链条关系的天人感应说。

强调自身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权力，每个人都有为自身行为负责的责任，他通过剧中人物对铿锵有力地控诉占星术，警告读者和观众对统治阶级宣称的“自己是上帝在民间的代表”有所省察，对依旧沉迷于此的人们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警谏王权与反对共和

分析历史剧，不可以简单地按照今天的理解对“独裁”、“共和”等概念作字面意义的解读，而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看到当时的“共和政体”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民主国家范式，具有极端脆弱性、不现实性。

《居里厄斯·恺撒》等剧作以悲剧的色彩描述国王贵族内部的残酷斗争，以此证明集权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的合理性。

莎士比亚历史剧字里行间同时存在着对威胁王权和捍卫王稳定这两种因素，但主要信息还是维护王权的稳定，可以说莎士比亚一心维护集权制度、并认为谋杀集团是破坏秩序，扰乱和平的一方。

但从勃鲁托斯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并不赞成勃鲁托斯违背百姓心愿的盲动破坏行为和政治冒险。从借鉴历史关照英国社会的现实的意义上，可以看出莎士对英国王室的针砭、警谏的用意。

当探讨莎士比亚的演艺和剧作时，要避免从字句章节去搜索他的理性观念的表达，从而纠结于各个局部意涵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误认为他的历史观本身有矛盾。

而应透过局部意涵相互之间的矛盾表象，注意他所构建的伦理规范、历史规律与其本人所持的社会政治观点之间系统性的关系，把握其中所透露出来进步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