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自尹(1928年3月—2019年3月7日),浙江镇海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
1952年沈自尹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前往广州岭南医学院高师班学习;1953年返回上海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担任内科助教;1955年师从中医姜春华教授,系统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和临诊;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9年3月7日因病逝世,享年91岁。2019年9月2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决定,追授沈自尹同志“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称号。
沈自尹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思路和方法的开拓、肾本质的研究和传统老年医学研究。
20世纪50年代,沈自尹率先对中医称为“命门之火”的肾阳进行研究,从“异病同治”的学术观点,发现在西医全然不同的病种,按照统一的辩证标准,病人只要符合肾阳虚症,其反映肾上腺皮质功能的尿17——羟皮质类固醇值明显低下,经补肾中药治疗可以恢复正常。这一结果得到中国国内7个省市以及日本高雄病院等研究单位的重复与公认。
沈自尹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思路和方法的开拓、肾本质的研究和传统老年医学研究。自50年代率先对中医称为“命门之火”的肾阳进行研究,发现在西医是全然不同的病种,病人只要符合肾阳虚症,其反映肾上腺皮质功能的尿17羟皮质类固醇值明显低下。1979年起采用同病异证组进行下丘脑-垂体-靶腺轴功能对比观察,可推论肾阳虚主要发病环节在下丘脑,这一成就的意义是首次用现代科学方法在国际上证实肾阳虚症有特定的物质基础。
采用分子水平的检测方法证明唯有补肾药才能作用并提高下丘脑的双氢睾酮受体亲和力以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信使核糖核酸的表达水平,对肾阳虚症的发生原理以及调节枢纽提出更有利的证据,既从临床上证明中医的“证”是科学的客观存在,又用科学语言阐明“肾阳虚”的本质。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大量的临床实例和科学实验,首先提出中西医结合的途径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从而改变了中西医药简单相加的局面,以后又提出“微观辨证和辨证微观化”,对中医辨证向科学化、客观化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沈自尹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肾的研究等6部中西医结合学术专著。
先后发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微观辨证与辨证微观化”、“内科领域里中西医结合途径的初步探讨”、“阴阳常阈调节论”、“肾阴肾阳中西医结合辨证施治规律的初步研究”、“肾阳虚证定位研究”、“补肾和健脾在延缓衰老作用中的对比研究”、“中医补肾法治疗支气管哮喘研究”、“运用中医补肾法对顽固性哮喘患者长期服用皮质激素的撤除观察”等具有影响论文百余篇。编著《肾的研究》、《虚证研究》、《中医治则研究》、《中医理论现代研究》、《中医学》等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1990年起,沈自尹多次应邀赴日本、香港、澳大利亚讲学与出席国际性学术会议。受日本文部省聘请为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客座教授并讲学与科研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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