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的影响一直在历史上评价不高,因为人们一直认为庆历新政只不过是对封建体制的微小改革,而且范仲淹提出的很多措施根本就没有得到有效实施,有的中途而废,有的只停留在诏书上,而且庆历新政仅仅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匆匆结束,一大批改革派纷纷被贬职罢黜,全部被驱除出朝廷。庆历新政就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范仲淹整顿官僚机构的六项措施,只不过是微小的改革。至于其它四项如“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摇役”更谈不上彻底的改革。“十事”宣布后,“修武备”一项,便因众多大臣反对而取消;其它各项虽然从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开始推行,但也无法贯彻下去。
仅仅这样一点微弱的改革,当时一般官员已认为“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庆历新政最后在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中,宣告失败。
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除淘汰,一批务实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民众也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庆历改革失败后,,社会矛盾并未缓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冗兵资费更是加倍,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锐,宋廷财政空虚,就拼命进行搜刮,庆历年间农民和士兵的斗争刚刚下去,各地农民又开始新的斗争。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报说,由于民贫乏食,一年当中曾发生“劫盗”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庆历改革对熙宁时王安石的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在庆历新政的基础上扩大和深化的。
北宋两次改革在中央集权统治一体化中起了一定的调节和完善的作用。例如范仲淹的提倡设置“祠堂”、“义庄”、“族产”、“族规”、“乡约”,发挥了宗法血缘的统治功能。范仲淹和王安石除了在政治体制和思想意识方面作了一些改革外,在经济方面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整顿,如庆历新政中的“均公田”、“厚农桑”,“减摇役”。
以上这势都是书宋两次改革对专制丰只中来集权一体化的调节和加强的措施。从社会的改进,历史的发展来说,范仲淹和王安石所有的措施都没有成功。
但从加强宋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体化来衡量,如通过官僚机构的调整,财政经济的治理,“重农桑”、“均公田”、“减摇役”、“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等,限制了兼并,扩大了财政税源,这就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一体化的统治,一定程度的延长了北宋封建王朝的寿命。
庆历新政主要只限于在政治机制上作些表面的微小的改革,不敢太多地接触到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
庆历新政的影响确实有限,因为在改革后,社会上土地兼并现象并没有减少,各地的农民起义也没有减少,广大人民的生活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国家的财政支出也没有减少。
但是庆历新政毕竟给当时的有识之士以希望,认为可以通过变革来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所以庆历新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人民的改革呼声越来越强烈,这对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庆历新政的影响还是比较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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