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等国在打开中国沿海门户及长江后,又想打开内陆的“后门”,从19世纪60年代起,不断探测从缅甸、越南进入云南的通路。1874年,英国再次派出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探路队,在近二百人的武装士兵护送下,探查缅滇陆路交通。英国驻华公使派出翻译马嘉理南下迎接。
1875年1月,马嘉理到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后,向云南边境进发。2月21日,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这即是“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
为了修筑一条由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上校军官柏郎北领武装探路队近200人,从缅甸出发,探测到我国云南的路线;英国驻华使馆的职员马嘉理,也奉公使威妥玛之命,从北京经云南到缅甸接应,准备年底与柏郎在八莫会合。
光绪元年正月(1875),马嘉理和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不事先通知地方官,就擅自闯入云南,并扬言要进攻腾越城(今腾冲),曼允山寨的景颇族人民力阻英国侵略者通过。
正月十六日,马嘉理向当地群众开枪逞凶,群众义愤填膺,将马嘉理及几名随行的中国人打死,并把探路队赶回缅甸,这就是“马嘉理事件”,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
当时,威妥玛就马嘉理事件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声言将派兵入滇。其时,新疆正值多事之秋,清廷已命令左宗棠西征以收复新疆。由于担心英国会与俄国联合起来阴谋占据新疆,就命令李鸿章、丁日昌一同妥善办理此事。
次年七月,李鸿章与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国将所谓“凶犯”正法,向英国赔款、道歉;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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