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科举舞弊案”,因朝廷先后于春夏发榜两次,故称“春夏榜案”,又因两榜分别录取南北学子,因此也称“南北榜案”、“南北榜之争”,还因主考官为翰林学士刘三吾,故也称“刘三吾舞弊案”。实际上,这次事件并非是真正的科考舞弊,而只是所谓的文人“风骨”所引发的一场政治风波罢了。
春榜录取学子皆为南方人,北方举子联名上疏告发舞弊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又到了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时间,经过反复斟酌,朱元璋最终任命85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王府纪善白信蹈为副主考(纪善为王府属官名称)。
科考进行的很是顺利,经过二月会试以后,刘三吾、白信蹈先后录取宋琮等五十一名学子。三月,经过廷试之后,最终以陈安阝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仕谔为探花,并发榜公示。因为发榜时为春季,故称为春榜;又因所录取的五十一人全部为南方学子,故也称南榜。
发榜之后,北方学子见录取者皆为南方人,而北方学子竟然全部名落孙山,再加上两名考官皆为南方人,因此难免怀疑其中有鬼。于是,仅仅六天之后,落第的北方举人联名上疏,跑到礼部衙门鸣冤告状,言称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徇私舞弊,偏袒南方举子,更有数十名考生在街头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的娇子上坊告状。
如此情形之下,坊间顿时遍布各种谣言,有人说主考官收了钱,也有人说主考官“地域歧视”,总之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份皇榜是真实可信的。事情经过发酵,很快便从民间渗透到了朝堂之上,引起了朝中大臣的热议,先后十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而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有鬼。
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王府长史黄章﹑纪善周衡和萧揖,以及已经廷试取录的陈安阝﹑尹昌隆﹑刘仕谔等十二人组成“联合调查小组”,从落第举人的试卷中每人调阅十卷,增录北方举子。
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四月末终于给出了调查结果,但这个结果却让朱元璋瞠目结舌。经过复核后上呈的试卷,不仅文理不菲,甚至还有犯禁之语,由此也反映出,春榜所录取的学子完全没有问题。
北方学子官员群情激愤,朱元璋一怒之下全部录取北方举人
这个结果一出来,不仅北方落第举人无法接受,就连朝中的北方籍官员也开始怀疑其中有问题,毕竟朱元璋是自南方起兵北伐夺取的江山,朝中南方官员极多,北方官员自然有所怀疑。于是,北方的官员要求朝廷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涉案官员。
之后,更是有官员上奏弹劾,直指刘三吾、白信蹈与张信等人勾结,故意以陋卷进呈。
到了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说主持本次科举的主考官刘三吾和副主考白信蹈等人皆为“蓝玉余党”,尤其是刘三吾曾于十多年前上书为胡惟庸鸣冤,因此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包括“十二人调查小组”在内的涉案官员全部受到严惩。张信被凌迟处死,刘三吾等人全部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
六月,朱元璋亲自举行殿试,之后钦点韩克忠为状元﹑王恕为榜眼、焦胜为探花,并发榜公示,因发榜时间为夏天,故称之为夏榜;又因录取的学子全部为北方人,因此也称北榜。
该案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明朝从洪熙元年(1425年)开始,朝廷开始分南北卷分别取士。然而,南北分榜之后,却又造成朝堂上的派系之争,中榜的考生因地域关系亲疏极为明显,同榜之间的考生拉帮结派成为常态。
刘三吾等人真的徇私舞弊了吗?事实上不过是文人的“风骨”罢了
关于主考官刘三吾,《明史》对其评价道,“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也就是说他乃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而朱元璋之所以会任命他为主考,也是考虑到了他的才学和品行,因此很难说他会在科举中对考生进行偏袒。
事实上,此次科举大案的发生虽然是个偶然事件,但却有一定的必然性。自五代十国以来,中国政治经济逐渐向南发展,南方的经济文化已经迅速赶超北方,而北方则由于五代十国以来屡遭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北方学子在学风和学识方面已经与南方士子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春榜录取皆为南方学子,虽然有一定偶然原因,但同样也拥有一定的必然因素。
然而,朱元璋本来就是一个疑心较重的皇帝,以明初的“空印案”为例,本是朝廷官员为了节省时间而取巧,朝廷也从未对此进行明令禁止,但朱元璋得知之后,却担心朝中官员彼此勾结欺上瞒下,结果酿成巨大惨案。到了南北榜案,由于春榜的确太过奇怪,而复核后的结果又大为出乎意料,他难免便怀疑朝中官员相互勾结,故意徇私舞弊。
此外,皇帝和官员所处立场不同也是此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南北榜案爆发之后,面对北方官员学子的群情激愤,虽说南北学子学识差距明显是客观事实,但作为皇帝不得不考虑到北方官员和学子的感情,为了平息风波,为了朝廷的稳定,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也不得不做出妥协。然而官员却不同,他们认为只要行的端、坐得正,没犯错就不该退步,更不该为了平息风波而做出退让,这违反了他们心中的“道”。
刘三吾作为士林领袖,他更看重的是什么?声望、风骨、名士气节而已,文人为了这些甚至可以不惜性命。如果他做出了让步,那么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徇私舞弊,这对于他的声望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更何况他已经85岁高龄了,为了身后名又何惜这条性命。
作为后世之人,其实我是比较理解朱元璋的,他之所以会在五月份突然态度强硬,之所以处置如此多的官员,其实恼怒的倒不是他们是否真的徇私舞弊,而更多是他们竟然为了所谓“风骨”而对江山社稷如此漠不关心,不理解自己的苦心。
若是真的徇私舞弊,为何主考官刘三吾仅仅流放,曾经质疑刘三吾、又负责审核的张信却惨遭凌迟,而戴彝、尹昌隆却因在复核之后推荐北方士子而得以免罪?朱元璋此举就是在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朱元璋之后发布的夏榜更是将其狠辣的手段表现的淋漓尽致,几乎就是在赌气,你们既然敢全部录取南方举子,那么我就全部录取北方举子,南方一个也不录取。
如上所述,与其说此事是一桩科场舞弊案,倒不如说是因文人“风骨”而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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