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先后发起三次兴学

北宋（960-1127）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共九位皇帝，分别为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宋仁宗赵祯，宋英宗赵曙，宋神宗赵顼，宋哲宗赵煦，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共167年。而三次兴学分别在宋仁宗赵祯，宋神宗赵顼和宋徽宗赵佶在位的时候开展。

宋王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宋初采取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即由原来的重视武功，改为强调文治，为此朝廷开始重视科举，重用士人，文人可充任全国各级政权的官吏，军队也受文官的限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只重科举而不重视教育，犹如不务耕而求获，养士与选士的矛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于是，从宋仁宗开始，先后兴起了三次兴学运动。

第一次兴学：庆历兴学主持人：范仲淹

庆历兴学是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四年主持的。

范仲淹(989一1052年)在庆历三年七月，任参知政事，不久即奏十项改革案，要求兴学育才，改革科举等。翌年三月，仁宗因范仲淹"数言兴学校，本行实”，下诏大臣们讨论。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人深表赞同，并联合上奏称：“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学者自皆修饬矣。”

意思是说教育如果不以学校为基础，读书人如果不在乡里进行考察，就不能核查名实。有司如果一味以诗文声律上的毛病作为限制，学生如果专心于记诵，就不能选拔出人才。参考各种建议，选择适用于当今情况的，没有比得上使读书人都生活在本乡本土而在学校进行教育为好，然后由州县考察他们的品行，这样学生的学习就能得到提高了。于是，便在范仲淹主持下兴学。

那庆历兴学又改变了哪些方面呢？

第一，普遍设立地方学校。要求诸路府州军都开办学校，县里有学子200人以上便可以设学，教老师则选择本地宿学硕儒担任。并规定“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曾充赋者，百日而止”，秋赋是宋时州府向朝廷荐举会试人员的选拔考试。这句话大意为必须接受一定时间的学校教育，才可以应科举。这项措施避免了学校流于形式，沦为单纯为应试举人取解的场所，进而保障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第二，改革科举考试。规定科举考试先策，次论，次诗赋，罢贴经、墨义。策相当于时事论文。

第三，改革太学。因为原国子监规模狭小，不足以容学者，即以原锡庆院为校址，修建讲堂，创建太学，招生200人。老师方面聘请名儒到太学执教，并在太学中推行著名教育家胡瑷创立的“分斋教学”制度。胡瑗的分斋教学分经义，治世两斋，分别用作研究经学基本理论和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用知识。

“庆历兴学”实行一年多由于范仲淹被排挤出朝廷遂告失败，但它毕竟对于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第二次兴学：熙宁兴学主持人：王安石

王安石被列宁称为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在文化教育进行的改革，称为“熙宁兴学”。

王安石认为，造成当时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不足，用人不当。为此，他在上书中提出了“教，养，取，任”的造就人才的四项纲领：“教”是培养人才。“养”是给人才以合理待遇。“取”是选拔人才。“任”是任用人才。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大计。

第一，改革太学体制。

首先，扩增太学校舍。将整个锡庆院均作为太学校舍，并另在朝集院西庑建造讲书堂数间，基本上保证了教学以及师生工作、生活用房。

其次，充实和整顿太学师资。规定除主管官员之外、增设太学直讲至10人、每两人负责讲授一经。为保证质量，增设的直讲必须由中书亲自遴选，或由主管官员奏举。

最后，创立“三舍法”。这是王安石改革太学最重要的措施。其主要内容为：将太学分为外舍、内含和上舍三个程度不同、依次递升的等级，太学生相应分为三部分、初人太学者，“验所隶州公据”，经考试合格入外舍肄业，为外舍生。外舍每月考试一次，每年举行一次公试(升含考试)，成绩获得第-一二等者，再参酌平时行艺，升入内舍肄业，为内舍生。内舍每二年举行一次升舍考试，成绩为优、平两等者，再参酌平时行艺，升入上舍肄业，为上舍生。

上舍亦每两年举行一次考试，考试方式与科举考试“省试法”相同，太学学官不能参与，而由朝廷另委考官主持。成绩评定分为三等：平时行艺与所试学业俱优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全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者免殿试，直接投官，中等者免礼部试，直接参加殿试，下等者免贡举、直接参加礼部试。

“三舍法"是在太学内部建立起严格的升含考试制度，对学生的考察和选拔力求做到将平时行艺与考试成绩相结合，学行优劣与对他们的任职使用相结合，这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太学教学质量。同时又把上舍考试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融养士与取士于太学，无疑提高了太学的地位。总之、“三舍法”是中国古代大学管、理制度上的一项创新，它不仅对宋朝的学校教育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后来元明、清的教育也有深远影响。

随着三舍法的推行，太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为了保障太学的正常教学及其经费开支，每年拨钱2500缗作为教育经费，又从州县田租、屋课息钱之中提取部分钱款补充学费之不足，为宋代太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

第二，恢复和发展州县地方学校

北宋普遍设立州县地方学校，始于“庆历兴学”。但是，范仲淹不久即被挤出中央。兴学天折，州县学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王安石执政后，即奏请恢复和整顿地方学校。宋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议，并进行了一些改革：一是学官任免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全权负责管理当地教育，地方当局不得随意干预学校事务。二是朝廷还为地方学校拨充学田，从而在物质条件上为州县学校的维持提供了保障。在诸州普设学田，解决了多年来州县学校经费不济的问题，为州县学校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举办专门学校

熙宁五年(1072年)，在京师武成王庙旧址恢复了已废近30年的武学。熙宁六年、在朝集院创立律学，并规定了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同一时期，又对医学进行了整顿。通过以上这些措施，使北宋的专科学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编撰《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教材

为了统一思想，改变“谈经者人人殊”的局面，熙宁六年三月，宋神宗下诏设置经义局，训释儒家三部经书：《诗经》、《尚书》和《周礼》

王安石不避流俗、在熙宁年间对教育所作的一系列改革、不仅使北宋的教育出现了转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使他自己以一个无可争辩的教育改革家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

第三次兴学：崇宁兴学主持人：蔡京

王安石辞职和宋神宗去世后，朝廷内部新旧两派展开了拉锯式的斗争，政策反复多变。到宋徽宗即位后，崇宁元年，宋徽宗委任蔡京(1047-1126年)为尚书右仆射，希望继承熙宁新法来挽救北宋统治危机，蔡京秉承徽宗旨意，主持“崇宁兴学”，恢复和发展了“照宁兴学”的某些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州县普遍设学。县学亦置小学，在各地方学校也实行三舍法。县学生可升入州学，州学生可贡入太学。至此，形成了遍布全国州县的学校网络，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在分布的范围上，都远远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兴学。

第二，新建辟雍扩建太学。崇宁元年(1102年)在京城南郊营建太学之外学，赐名辟雍；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外学专处外舍生。诸路贡士初至，也皆入外学，经考试合格补入上舍、内舍后，方可正式进入太学。上舍名额200人，内舍600人，外舍3000人。

第三，以学校取代科举取士。由于天下已普遍设学并实行三舍升级制度，崇宁三年(1104年)诏罢科举，士人全部由学校升贡，每岁考试上舍生如礼部试法。次年赐上舍生35人及第，以后又间行科举，与舍选并行。宣和三年(1121年)恢复科举旧制，但太学仍保留崇宁定制。

第四，兴办专门学校。崇宁三年(1104年)设置书学、画学、算学等专业学校，采用太学三舍法考选取士。崇宁时期的画学是中国古代惟一举办过的专门美术学校。

上述三次兴学运动，虽然前两次均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都不同程度地将宋朝教育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第三次兴学，对宋朝教育事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更是超过了前两次。因此，这三次兴学运动是宋朝“兴文教”政策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