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被召试学士院,授官宣德郎,回京任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
宋仁宗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景祐三年(1036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奉命知谏院。
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右正言、知制诰。当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
庆历五年(1045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地。
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他依旧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为政“宽简”,使得官民称便。但就是在这样的执政方针下,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皇祐元年(1049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欧阳修又遭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时,仁宗亲口挽留:“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于是,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留朝,开始修撰史书。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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