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第七次下西洋

第七次下西洋

1430年6月29日（宣德五年六月九日），郑和受命第七次下西洋。据《天方至圣实录》等记载，同年8月15日（七月二十七日），郑和还因“龙船”建造得当受到宣宗嘉奖，其重修南京三山街礼拜寺（净觉寺）的请求也获得允许。

1431年1月19日（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郑和船队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前往福建长乐。侯风期间，郑和等人镌刻《天妃灵应之记碑》（此前，于太仓已有《通番事迹碑》）并铸造铜钟一口，为后世研究下西洋留下重要史料；出发前，明宣宗又敕郑和在出使过程中劝谕暹罗不要再侵扰满剌加。这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有记载称，1433年（宣德八年），郑和在返航过程中于印度西海岸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去世。船队应当是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据《前闻记》记载于1433年7月22日（宣德八年七月初六）返回南京。

开拓航路

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航路之远、之繁复，在世界航海史上是划时代的。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各种局限性，地理大发现的历史使命未能由郑和船队来完成，但他们所经历的航路，在那么广大的范围内，发展起了亚非各个沿海国家和地区之间纵横交错的海上交通，沟通和加强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各国之间的联系，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发展贸易

明朝仍然沿袭着自元朝的朝贡贸易制度，并指定沿海港口与周边各国进行贸易，但由于农业和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处于“永乐盛世”的明王朝需要同海外各国展开更密切的贸易往来，促进经济交流。而在有局限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沉寂以后，开辟海上通道成为必然的选择。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主要是开展贸易活动，以“朝贡贸易”为基本形式，同时推行“官方贸易”、带动“民间互市”等。郑和七下西洋，在东南亚曾于两处设立商馆，一处在苏门答腊北部的须文答腊，另一处即在马六甲。郑和的船队给马六甲带去了商机，也使该地的繁荣引起世人的瞩目。

意义影响

郑和下西洋，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对中外经济、文化交往起到了积极作用；郑和本人，也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展现出其外交才能、军事谋略以及精神品质，并赢得世人的尊重和纪念。晚清以降，郑和研究获得迅速发展，但不少重要课题仍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