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天国
同治元年(1862年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于上海,是其创办洋务之始。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清廷赏骑都尉世职。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
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1863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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