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与孔子治国理念的比较

先秦诸子中，孔子讲德治，主张凭借人伦道德、内在修行、外在教化来治理国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使德治更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政治主张。

韩非讲法治，将法、术、势摆在首位，主张以刑罚威慑、外在管制治理国家。以德服天下与以法治天下，作为古代中国两种对立的治国方略和思想传统，对后世产生着持续的影响。正因如此，对此进行多方面对比分析，进而得出启示意义，就成为必要之举了。

一、主要相同之处

从外在形式看，德制与法治是迥然对立的，历代统治实践中。更多的时候是二者相融并存，即使在明确张扬儒家德治的时候，还具有不可言说的另一面——暗里运用着法治主张。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二者既相互区别，彼此不可替代，又存在明显的相同之处。

１、二者的立言宗旨是相同的，追求着同一的目的：维护现行宗法等级秩序，为统治者提供有效的执政方略。孔子重德，主张修身，培养应有的德行。君臣、父子各有自己的德行，德治就是为了达到恪守各自的本分，循规蹈矩，彼此不得逾越。

韩非主张法治。严明赏罚。但同样强调君臣、上下、妻妾、嫡庶之别，一切自有严格界限，各自都应安于本分，恪守已位。可见，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是儒、法共同遵守的宗旨，无论是追求理念的提出，还是追求操作层面的规定，其结果都是为巩固现行统治服务。

２、从理论特征看，两种主张均具有内在的逻辑线索，呈现出相对完整的体系化样态，进而可以从理论上推出理想化的效用性。孔子和韩非都对自己为统治者提供的治国之术寄予无限厚望，坚定地认为，凭借自己的主张，完全能够解决面临的社会问题与困境，达到理想中的完美境地。儒家的扬善与法家的惩恶可谓殊途同归，指向了安定社会秩序、实现天下太平的目标。因而均可以得到统治者的注意与青睐，或明或暗地被采纳并应用。

二、主要对立之点

１、理论前提不同：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对立孔子德治学说的理论前提是人性善论。所谓仁义礼智，我固有之，非外在赋予：“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而且，人还具有先天的“良知”道德品质，“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

既然人生来性善，可以接受劝说和教化，那么，施行德治就是可行的，通过伦理劝谕可以达到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正因如此，道德教化论就成了孔子德治的核心内容之一。

然而，法家完全反对这一主张。并对性善论进行了详尽的批驳。认为人性本来自私又功利，“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韩非子·五蠹》）“君臣之计，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

“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做车子的舆人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匠人希望人死掉，原因在于利益使然，非人性之善恶。既然人天生自私，趋利避害，就客观上为行使赏罚提供了可行性。

另外，人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原因在于“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固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众而货财寡，实力劳而供应薄，固民争。”

可见，人口、财富、社会关系等因素都是不断变化的，人们的观念品行也就自然随之而变化。况且，韩非认为，道德高尚的人是有限的，自觉为善者寡，惧罚远恶者众。既然人们并非自觉自愿为善而不为恶，就有必要以法治手段逼人弃恶从善。

２、理论核心不同：道德至上与法治至上的对立。儒家学说中，道德的作用被渲染到极致。孔子学说就是典型的道德决定论，德治是核心内容之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作为统治者，只有以德为政，民众才能象群星绕北斗那样拥戴统治者。

具体地说，一是通过修身，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是要靠教化手段，教而化之，以道德感化孜孜为利的小人，提高他们的德行。而韩非针锋相对，认为德不如法，治国要靠刑罚手段，法的作用至高无上。“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韩非子·有度》）

可见，在韩非看来，奉法强弱，成了国之强弱的决定性因素。没有法治，就不能治理好国家，即使尧舜也是如此，善于做君主的，只能行赏罚，去仁义，“无锤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更何况，对于不可教化之人，德治是不起作用的，只能靠惩治之术以正其身，“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固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故娇于爱而听于威矣。”（《韩非子·五蠹》）

可见，对于那些父母、乡人、师长苦心教化无效的不肖之子，在官吏欲批捕面前，因害怕而能马上改变行为。由此，韩非得出结论：“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紧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走惩恶以扬善之路才是明智选择。

３、理论蕴涵的民之地位不同：重民与轻民的对立孔子是春秋时期具有重民思想的思想家之一。《荀子·哀公》篇载有孔子答鲁哀公的话：“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孔子重民更体现于孔子的德治、教化思想中。“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主张对民以宽，保民、惠民、富民，若是对民以刑，百姓纵使服从统治，也不会心悦诚服，只有用道德教化去引导，才能使百姓有羞耻之心；还认为，要惠民，就应该减轻剥削，避免聚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另外，孔子还主张“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即节省劳动力，爱护老百姓，保证耕作，不误农时。比较而言，韩非则是重法轻民。提倡君主权势独操，享有绝对权利，“法”、“术”、“势”相结合，视整个国家为私物。

韩非的法治，归根结底是对付老百姓、镇压老百姓的方法。“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用其力。……名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韩非子·六反》）可见，在韩非治国之术中，十分强调依靠权威、使天下之人臣服，这种极端的权威主义，显然含有轻民的成分在里面。

４、理论实施方法不同：道德教化与惩罚威慑的对立儒家主张仁爱，强调以说服教育为主，以教化手段提高民众，以修身自觉实现德行提高，反对不教而诛；认为培养理想人格是修己的活动，唯有主观努力，才能提高修养。主体自觉是行仁的最好依据，学习和教育是提高素质的有效途径。

虽然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但更强调的还是学而知之，“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只有学习才能破除愚昧，建立起仁德的理性自觉。

而法家则急于求治，力主轻罪重罚，以重罚威慑民众，试图达到重刑之下无人还敢犯法的效果。“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内储说上》）可见，法治被给予了太高的期望值。

三、审视传统文化，完善治国方略

１、对民众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人心向背。进而影响到理论策略的命运。孔子虽然强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三纲五常，等级秩序不可逾越，但却可以作到基本的不敌视平民百姓。

而韩非似乎将作为人的尊严和地位全部奉献给了国君一人，普通百姓与群臣分别成了“法”与“术”的对象，只拥有无条件服从的自由，成了国君的对立面。因此说，韩非采取的是更加与人民对立的统治路线。这一点给当今时代的启示是深刻的：人民，决非一己之私，可以随意操纵。

今日文明社会里的人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愿意遵循的是与民主共生的法制。权利意识绝非狭隘的权威，还应含纳自由、平等、民主等要素。作为统治者及管理者，一味追求绝对权威和驾驭之术是片面的，应代之科学的知识技能和人性化的管理方法的追求，在尊重人的独立人格和权益的前提下，通过国富民强以推动社会发展。

２、孔子德治与韩非法治，两者彼此对立，各执一端。就思想自身而言，颇有极端之处。韩非轻罪重罚原则作为特定时期的具体办法是行之有效的。但推而广之，作为普遍原则则走向了自身的反面。重罚轻罪已是量刑失准，焉能收到积极有效的结果？因此，重罚威慑与修身自觉实为各执一端，误入极端化之误区。

３、纵观重德与重法的实际效果，不得不承认：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总体而言，并未真正实现国之德治。德治的负面结果是明里满嘴仁义道德，暗里一肚子男盗女娼的统治者；缺乏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思想僵化的被统治者。而对法治极力践行的秦朝，希望借此可使秦的统治万世不竭。然而严罚酷刑的结果是众叛亲离，农民揭竿而起，貌似强大的秦朝统治，因触怒了人民，仅十余载就归于湮灭。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对立的治国之术，择一拒一并推向极端，不可能得出正果。以相融相补替代相拒相斥，德法并重、礼法兼用，才是科学的辩证态度。以德治国、健全法制实为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