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淑琴,女,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和幸存者。1937年12月13日,夏全家祖孙9口人中7人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
2004年11月23日上午,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作者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日本展转社株式会社侵害名誉权。
2009年2月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在日本终审胜诉。
她于2012年12月6日启程,到日本大阪、京都、福冈、冈山、神户、金泽、名古屋、东京参加“证言集会”,向当地民众讲述当年历史。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搀扶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85岁的夏淑琴一同走上公祭台,为国家公祭鼎揭幕。
人物经历
夏淑琴,1929年5月出生在南京。日军进攻南京前,家里共有9口人。外祖父聂佐成(70多岁)、外祖母聂周氏(70多岁)、父亲夏庭恩(40多岁)、母亲夏聂氏(30多岁)、大姐夏淑芳(16岁)、二姐夏淑兰(14岁)、夏淑琴(8岁)、大妹妹夏淑芸(4岁)、小妹妹夏淑芬(1岁),一家人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一哈姓(伊斯兰教徒)的房屋里。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夏淑琴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枪杀。夏淑琴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
夏淑琴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他们扒光了母亲的衣服,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了轮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杀死,并在她下身里塞进一只瓶子。后来,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日本兵要强奸两个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拼命护着我们,均惨遭枪杀。
日本兵撕下两个姐姐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遭到几个日本兵的轮奸。大姐、二姐被轮奸后又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日本兵还将我外婆的竹手杖插进了大姐的下身里。当时夏淑琴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昏了过去,不省人事。
也不知过了多久,夏淑琴被4岁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姐妹俩哭喊着要妈妈。到处找吃的东西,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渴了就在水缸里舀冷水喝。就这样,姐妹二人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
后来,姐妹俩先后被“老人堂”(慈善机构)和舅舅收养,舅舅一家生活也很贫穷,从12岁开始,夏淑琴不得不自谋生计,卖过菜,做过佣人。就这样,在新路口5号,除了夏淑琴和妹妹夏淑芸,夏淑琴家9口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日本兵杀死了7口人。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夏淑琴的生活才开始改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冒险拍摄的纪录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真实记录了南京城南门东新路口5号两家平民11口人惨遭杀害的情景,其中幸存的那个小女孩就是当时年仅8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
夏家的悲惨经历被当时南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用摄影机记录下来,并载入有关文献,著名的《拉贝日记》中也有关于夏家遭遇的记载。在战后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上,夏家的事例也被作为证据采用。
夏淑琴是拉贝在日记中提到名字一个的幸存者,她抚摸着纪念馆内拉贝的照片,“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他的孙子来到南京看望我们,我特别高兴。”
她还向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讲起了自己与拉贝先生的一段渊源:“那时我8岁,拉贝先生特别喜欢我,1938年他要回国了,又是雨又是雪,他把我和我舅舅找来,我那时特别狼狈,他用大衣紧紧地裹着我,我那时头上身上都有虱子,可他竟不嫌脏,还抱着我……他说想把我带回国去,可因为当时我家人都被杀了,妹妹已被送孤儿院,舅舅觉得要留一个小孩,舍不得我就没同意”。
对于拉贝日记帮助夏淑琴告倒了日本右翼,托马斯·拉贝非常欣慰:“这是应该的,就像当年德国人也赔偿了犹太人”。身为医生的托马斯·拉贝还特别谈到了80岁的夏淑琴老人的健康状况,“我特别高兴跟你见面,尤其看到经历过苦难的你现在这么健康,你太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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