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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

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

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

“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

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籍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

“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

“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作品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

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

“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

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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