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三字经》中令人耳熟能详的言语,也聒噪得让很多人烦憎厌恶。是以许多人长大之后,发现有关于孔融不孝被诛杀的记录,不由逆反地喜上眉梢。
所以现在在看待孔融此人时,也往往有矫枉过正的行为。要公允地评价孔融此人,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辩证地去看待。
汉晋名士有他们的两面性,一是追求实务事功的一面,另一则是大言直行以求声名的一面,简而言之,就是“务实”与“务名”,这两者是对立统一的。
《御览》二百六十二引《秦子》:“孔文举为北海相,有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文举杀之”。
《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第六十》:“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
孔融以孝杀人,又以不孝罪名被诛,似乎显得有些讽刺。
某些论者以此认为孔融虚伪,但实际上未必。
担任北海相时,孔融诛杀父丧不哀者,是为了完成以孝治地方的实绩,这是为了完成政绩的需要。而孔融也绝非空言无实者,治理的成果斐然。
“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其余虽一介之善,莫不加礼焉。郡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为棺具而敛葬之。”
“慈忠义,北海孔融敬之,黄巾贼管亥围北海,慈助融抗之,为融结刘备,大败贼众。”
“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而私下对于孝道的乖戾言论,则反映出当时名士们对于礼教的隐隐怀疑和反抗,经过东汉一朝的发展,儒学礼教在当时已经非常虚伪而糟粕十足,孔融等人作为礼教浸淫极深的名士,更容易认识到其腐朽的一面并进行反思。
汉魏之际,前有建安名士,后有竹林名士,皆是出于礼教之门,而多有狂诞背礼之言。就其时代局限而言,确实无法找到超越时代的改革礼教之方式,才造成了他们身上看似矛盾的行为,不能理解时代背景,无疑会将其目为虚伪。
孔家不但有让梨,更有一门争死。东汉末期,“党锢之祸”迭起,宦官把持朝政,大肆搜捕、诛杀正直之士。张俭因得罪宦官侯览遭到通缉。孔融的哥哥孔褒是张俭的好友,于是张俭便去投奔他。
不巧孔褒不在家,孔融当时只有十六岁。张俭因孔融年纪太小,没有把实情告诉他。孔融见张俭形色慌张,于是便把张俭留下。后来事情败露,张俭逃走,孔融、孔褒却被逮捕下狱。
孔融说人是他留下的,他该负责;孔褒说:“彼来求我,非弟之过。”坚持要由他负责;孔母说她是家长,她该负责,闹得“一门争死”。郡县官吏拿不定主意,只好如实上报朝廷。最后皇帝定了孔褒的罪,下令杀死了他。孔融因此名声大噪。州郡几次辟举他为官,都被辞谢了。
张俭一案,取义殉难的不止孔融的兄长孔褒,还有十多家人:“……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孔氏有如此舍生取义的家风,将孔融从让梨开始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全部目为作秀,显然也是不合理的。只能说人有其复杂性,而且就那个时代背景下,大言以邀名的做法,并不被看做作秀,是人们非常向往的举止。
了解到当时名教体系的迂阔与虚伪的一面,我们对于孔融等人必须通过名教来获取政绩,建立事功,又在私下里非议、批判名教,甚至往往有偏激狂诞的言论,不难理解了。
总而言之,就封建时代早期而言,儒学礼教对统治体系的维持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巨大的负面性,但就时代而言,其作用又无法被取代。只有在有现代化价值观的当代,这个几千年来让知识分子们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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