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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八怪阮元治学成就:徽派朴学

扬州八怪阮元治学成就:徽派朴学



阮元(1764年2月21日——1849年11月27日),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籍贯江苏仪征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体仁阁大学士、太傅,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巳时(己酉年乙亥月丁丑日乙巳时)去世,谥号文达。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阮元作为徽派朴学发展后期的重镇巨掣,其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举乡试入都,时年二十三,得与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见《揅经室二集》卷七《南江始氏遗书.序》)。其时戴氏亡故已十年,而王念孙、任大椿皆戴震之门人弟子,邵则为戴氏论学的“同志密友”,他们对于阮元的影响极大,阮元之训诂学,得之王念孙较多,从此奠定他为学的基础,终于成为徽派朴学极有潜力的后劲之旅,其后徽派朴学盛行江浙、名噪扬州、蜚声鲁豫、远播西南,得阮元之力尤多。

阮元论学之旨,虽以汉学的经史训诂为根底,但主张实事求是,“尤以发明大义为主”,“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一方面,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的做法即为“实”的方法。另一方面,阮元的“实”又具有“实学”、“实行”、“实践”、“务实”等带有时代特点的新的含义。阮元将格物与实践统一起来,开始关注“家国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朴学后期发展方向的转变。《清儒学案.仪征学案》评价阮元:“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

阮元研究范围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为理念。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讲求“因古训以求义理”,认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揅经室一集》卷二《论语一贯说》)或言:“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揅经室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证异文疏证.序》)并有鉴于宋、明理学家们争论“仁”字的含义,运用归纳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论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来,加以排比,写成《论语论仁论》及《孟子论仁论》,用孔孟论述“仁”字的原意去纠正后世对“仁”字的曲解,从而避免了离开实事而空谈心性的误区。同时这体现了所谓的“以古训明义理”。在文字训诂方面,阮元遵循高邮王氏之法,大都由声音贯通文字,从而总结出它的通例。阮元曾经提出探语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谊诂四种方法,张舜徽先生在评论《揅经室集》时赞扬道:“元尝自言余之学多在训诂,良不诬也。”(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一)

阮元的治学特点是由训诂入手,长于比对归纳。和他之前的徽派朴学前辈一样,阮元认为考据、义理、辞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顾并重的,不重考据,将无从窥探学问的门径,无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据,不探求义理,仍然不能步入学问的殿堂。他在《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称:“圣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可见,阮元虽主张由训诂求义理,但同时意识到汉学埋头故纸,限于猥琐的流弊,坚决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纯粹训诂之学,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会贯通的工作,这也是阮元在学术见解上体现出与戴震之学的差异。

阮元从事文字训诂,着眼于源流和发展演变,着眼于字群音义上的相互联系,不是进行一词一义、一事一物的孤立的研究考证,而是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研究事物。研究礼制典章,不纠缠于事物名称的孤立考证,而是着眼于古代礼制的大体,不脱离历史发展的背景和阶段性,充分体现出他联系、变化、会通的史学观,诚如皮锡瑞所言:“今得阮元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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