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对古人和自我的阉割

纪晓岚为世人瞩目的文化成绩主要有两项：一是奉旨领导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型图书——《四库全书》；二是在晚年写了一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的随笔杂记《阅微草堂笔记》。

关于《四库全书》，今人文怀沙老先生曾将其评价为是一部阉割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大意)。

实际上，这也并非是很新鲜的思想。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中，对于《四库全书》早就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而主要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

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所以，纪晓岚秉承皇帝的谕旨所从事的这项事业，可以说它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可以说它是“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工程。

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的相当一部分，恰恰就发生在乾隆皇帝授意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根据统计，整个乾隆年间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

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使纪晓岚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阉割”，从此不敢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清人陈康祺在他写的《郎潜纪闻二笔》卷六中，在该书“纪文达不轻著书之原因”一节中有这样的概括：“纪文达平生未尝著书，闲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综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这样的解释实在经不起推敲。

纪晓岚的确是读书甚多，但是古人读书比纪晓岚多的应当大有人在，别的不说，单说在他之前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有谁因此而封笔呢？

再者，如果按照纪晓岚的这个逻辑，不是大家今后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吗？“名山事业”岂不是要到此为止了吗？

以纪晓岚的睿智，他完全知道，古人并没有包圆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包圆所有的真理。

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人的独特感悟，这些感悟是不会完全重复的。

但是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

一方面眼见着许多著作因为有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

因此，纪晓岚也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

从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一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当中尽皆“绿林大学”毕业，杀人是强项，但“修文”则实在拿不出手的现实，但其内心也不能排除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让这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接受一次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

当然，不论他是不是深谋远虑到了这一层，结果却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的。

这就是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脑袋，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集体实施了“精神阉割”手术。

这些汉族的知识精英从此只能够像纪晓岚一样，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说点笑话、对个对联和挖苦个同僚的范畴，断然是不会再像其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进行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