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因为他的作品还有因为他拜师苏东坡的原因,导致秦观屡次被贬,后来又因为被御史参了一本,导致秦观最终被贬出京城,被贬为监处州酒税。
在处州任职之时,秦观心中苦闷,借学佛谈禅加以派遣,并为僧人抄写佛经。结果被人告发,《宋史·文苑传》说:“使者承风望指,伺候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州。”
削秩就是将所有的官职封号去除,算是对士大夫最严重的一种惩罚。政治上接连不断的打击,生活上相继而来的变化,使词人感到理想破灭,前途渺茫,因而处于极度哀伤之中。他的名作《踏莎行》反映出了作者自振与消沉之间的内心矛盾:“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鹏声里斜阳基。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弥漫的大雾遮蔽了词人居住的楼台,遮掩了今夜的月色,使行船停泊的渡口也变得迷濛难辦。屡遭贬谪,词人已经心灰意冷,只祈望寻觅一方净土如桃源”那样纯净,足以歇息身心。然而,浓雾的遮盖,使一切希望都变得遥遥无期,世外桃源踪迹全无。
在凄苦已极、百无聊赖之际,暮色降临,“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词人却浪迹天涯,有家难回。初春寒意阵阵,杜鹃声声凄厉,这又如何是一个“苦”字所能涵盖。孤苦寂寥之中,词人想起了他乡的友人,希望通过寄梅花、鱼传尺素”,借以宣心中长久每积的愁若,获得些许慰。但即使这花的心愿也化为泡影,“梅花与尺素所带来的依然是怨与根,没有丝毫让人欣喜的内容。
同病能相怜,又如何能相互动解呢?那一层层怅恨,重重堆“砌”,仿佛是块块砖头,如此沉重,“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词人悲苦已极,终于发出凄然的质问。这两句词,情感如此凄厉,旷达的苏轼读后也伤感不已,亲自把它书写在扇子上,无限情地说道:“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惠洪《冷夜话》)
秦少游甫至椰州,又谪柳州,继而贬横州,再贬雷州。越贬越远,真是到了天涯海角。这时,他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逐臣,而是作为罪犯流放南荒。其内心的痛苦和哀伤随着贬所的南移而日益增长,所作的词章也就意来愈凄切、感伤。到了雷州,他对自己的前景完全失去信心,因此陷入绝望的悲伤之中。
元符二年岁幕,他自作(挽词),其中有云:“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他哀伤自己死后像罪犯一样,要埋葬在异乡,连魂魄都不敢回归与亲人会面,其内心的修痛可想而知。他对外界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
《蝶恋花》:“晓日窥轩双燕语。似与佳人,共惜春将暮。屈指艳阳都几许。可无时间霎闲风雨。流水落花无问处。只有飞云,冉冉来还去。去持酒劝云云且住。凭君断春归路。”
沉重的打击、不幸的遭遇,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使他几乎难以喘息,由此产生的深愁也就更难以摆脱了,这是一种越陷越深、沉沦不可自拔的悲苦和绝望。词人在宦海中苦苦挣扎的同时,穷困也一直在缠绕着他。
在元丰年间,秦观的生活就很艰难,田园收入几乎无法维持一家之生计,有时遇到灾荒与疾病,就会“聚族几十口,食不足”。在出仕以后,他的生活也常常陷入窘境。在当时许许多多著名的文人中,绝少有如秦观这样贫寒困窘的。
南谪远荒后,秦少游一度以“灌园”维持生计,落到了与奴仆为伍的境地。生活得艰难,给少游凄苦的人生又涂上了一层哀伤的色彩。
纵观秦少游的一生,仕途维艰,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展怀。因此,《准海词》伤感的情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困顿人生所决定的。
当然,秦少游词的感伤,还与其个人思想和气质密切相关。秦观与苏轼情兼师友,关系密切,政治上的挫折把他们牵连在一起,秦观因此面终生潦倒。苏轼面对挫折,却乐天知命,旷达不羁,对生活、对未来仍充满信心,他虽也产生过消极思想,但并未颓唐不振,这是秦观和苏轼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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