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是西汉时期的大臣,在当时位高权重,为了让景帝的地位更加稳定,晁错提出了削藩,也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面对着七国之乱,景帝不得不斩杀晁错来安抚诸侯王们,使得那些还在观望的诸侯都不能出兵,最后才击败了叛军。可以说晁错虽然是死得很冤枉但是却是非死不可。
西汉之时汉高祖刘邦封了很多的诸侯王,并且很多的领地都分给了他们,其中最大的三个诸侯王的领地和起来就占据了大汉的一般,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诸侯王的权势与日俱增,而且因为文帝总是宽厚待人,所以这些非嫡系的诸侯王就更阿基的骄纵,等到景帝继位之后已经隐隐有了造反的迹象。
针对这样的情况晁错为了保持帝王的权利能不受削弱,所以就劝告景帝:“不管削不削诸侯们的领地,他们都会反的,但是现在早削的话会使得危害变小,要是等到那些个诸侯王以后羽翼丰满就很麻烦了。”景帝也深有所感,就听取了晁错的意见,逐渐削弱那些诸侯王的封地,但是这样的举动其实是把晁错自己置于一个很危险的地步,果然,没多久诸侯王就以铲除晁错为名反叛了。
七国之乱爆发之后,原来吴国的丞相袁盎就面见景帝称那些诸侯王本来是不会造反的,但是因为晁错贸然的削藩让他们造反了,只要能够杀了晁错,并且恢复诸侯们的领地,他们自然就会退兵。景帝同意了袁盎的政策,之后就让晁错做好出使吴国的准备,并且暗示丞相弹劾晁错,判了晁错腰斩,而晁错还是一无所知,之后晁错就被骗前往东市巡查,在那儿就被腰斩了,但是之后诸侯也没有撤兵,景帝也深深的后悔错杀了晁错。
人物性格
晁错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法家思想主张性恶论,强调法律的作用,锐意改革。基于这样的理念,法家人物多以冷峻的面目出现。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描述晁错时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严厉、刚直、苛刻、心狠。晁错为国深谋远虑,奋不顾身,与周围大臣关系并不融洽,丞相申屠嘉、外戚窦婴、大臣袁盎等都与晁错有隔阂甚至怨仇。
强行削藩
贾谊和晁错都谏言削藩,文帝没有采纳,这与当时的治国理念和形势有关。汉朝在武帝之前的治国理念是道家学说,都是道家派,只不过汉景帝的态度比较温和,因而削藩不但触动了诸侯藩王的既得利益,朝内也有不少反对者,而晁错的德行节义并不足以镇服众人。
苏轼认为削藩需要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晁错的削藩策,提出了削藩的必要性,却未论及可行性,没提出可操作方案;也不具备“徐为之图”的条件。北宋田锡也认为晁错未考虑周全。
谏帝亲征
吴楚七国之乱,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关键时刻把皇帝推到前线,自己却躲到京城,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为他人留下了口实。苏轼就认为晁错“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未能做到临危不乱,指挥若定。
议杀袁盎
晁错与袁盎素来互相仇视,晁错任御史大夫后,就派人调查袁盎收受吴王刘濞贿赂的事情,证据确凿,依法应处死刑。刘启下令赦免,只把袁盎贬作平民。吴楚等七国既反,晁错准备趁机打击袁盎,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袁盎得到消息后惊慌恐惧,星夜拜访窦婴,表示愿晋见以当面陈述。汉景帝召见袁盎,袁盎便献策:“今计独斩错”,可平定叛乱。故晁错之死,直接原因与袁盎有关。
景帝取舍
汉景帝考虑的不仅仅是吴楚联军能不能罢兵的问题,他还要看没有造反的诸侯的反应,诛杀晁错,起码可以稳住这些诸侯,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大臣团结一致抵御叛军,周亚夫、郦商、栾布、窦婴等肩负重要使命的大臣基本上都跟晁错不和,同时,“牺牲”晁错,吴楚联军就失去了反叛的旗号。故而,景帝权衡利弊后,对斩杀晁错的奏章批曰:“可”。
晁错为了削藩而死于削藩,虽然身后争议不断,但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爱国之情,千年以来一直为人赞颂,司马迁云:“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班固也说:“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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