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在唐朝无疑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至少在他当皇帝的前期是这样。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在发展文化方面的作用。开元年间,他“大收群书,以广儒术”,使一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对发展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秘书监马怀素认为,南齐王俭的《七志》,唐初的《隋书•经籍志》,虽然都是目录学的著作,但都不够完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文献也不断增加。于是,他建议集中当代学者编《今书七志》。左散骑常侍储无量建议,通过缮写刊校,整理古籍,都得到了玄宗的支持。
开元三年,玄宗对马、储二人说:“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开元七年(719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由于他们二人未完成任务即死,后由元行冲、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漀、刘彦真、王湾、刘仲等人重修成《群书四部录》200卷,以后又略为40卷,名为《古今书录》,共包括各种文献51852卷。可惜安史之乱以后,这些著述都不存在了。
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在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唐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在文化事业上,唐玄宗重视图书建设。开元三年(715年),约请褚无量、马怀素等人,商讨史馆经籍之事,因内府是太宗、高宗时代遗留旧书,常令宫人管理,有所残缺,未加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遂令褚无量、马怀素率学者加以整理。
开元七年(719年)唐玄宗又下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马怀素、元行冲、吴兢、韦述等学者20余人在秘阁编校数年,成《群书四部录》200卷。后有专门设立书院等藏书机构,开元十年(722年),在东宫“丽则殿”设立“丽正书院”,次年又创“集贤书院”,专供藏书、校书。开元时代藏书为唐一代最盛之时。总数达3060部,51852卷;另有道经、佛经2500余部。长安、洛阳各藏有四部书,分为甲、乙、丙、丁,排列经、史、子、集四库。史称“开元文集最备”,所藏达7万卷,命集贤院学士张说等47人分司典籍。
书院是古代教育机构,最早由唐玄宗李隆基创立。袁枚《随园随笔》云:“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之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省外,为修书之地。”
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于东都改明堂为乾元殿,又于乾元殿东廊写四部书,因号乾元院。次年改为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书院”机构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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