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在位前期国力仍然强盛,隋炀帝继位之初便决定营建东京洛阳,并于同年下诏迁都洛阳,开凿以洛阳为中心沟通中国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修驰道与筑长城,带动中原与南北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商贸发展,并对四周展开征讨,扩大了隋朝版图。然而由于隋炀帝过于急功好利,这些举措相反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破坏。
由于长安地处偏西,粮食供应困难。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派杨素、宇文恺等人于洛阳兴建东京(大业五年改为东都),以掌控中原与江南经济,在洛阳周边的洛口、回洛等地兴建国家粮仓以备荒年时所使用,洛阳宫城(紫微城)建成后,同年迁都洛阳。由于每月要役使民丁两百万人,隋炀帝又注重洛阳都城的完善奢华,因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为沟通江南经济地区、中原政治地区与燕、赵、辽东等军事地区的运输与经济发展,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推动了隋唐大运河的建造,大运河将中国众多水系连接起来,形成贯通南北的运输网络;带动沿岸城市的发展,兴起了许多工商业城市,促进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这使得中华文明加速成为有机体的整体东方文明。
然而,由于隋炀帝急促兴建大运河,消耗大量人力财力,为人民带来很多负担。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加上疾病侵袭,死亡人数占全部一半以上。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开凿通济渠的同时,带后宫、诸王、卫队等大量人群沿运河巡视南方,沿途之上,花费许多资金,征调许多人民。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巡视北方时,征调北方人民经太行山开凿驰道达并州(今山西太原),并向附属的突厥启民可汗要求突厥民众协助开凿驰道。隋文帝时期,在朔方、灵武等地修筑长城。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出巡榆林动员壮丁百余万人,于榆林至紫河(今内蒙古、山西一带)开筑长城以保护突厥启民可汗。
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到达焉支山后召开了一场“万国博览会”,会上吐屯设向炀帝献地数千里,炀帝大悦,以之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调发戍卒,大兴屯田。此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资治通鉴》评价:“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在东方,隋炀帝于大业八年(612)到大业十年(614)三征高丽,更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
在政治制度上,隋炀帝改革官制与租调制度,并开始设进士科,最终形成科举制,这些都属创新的典章制度。但与此同时,隋王朝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反抗已经不可避免了。
三征高句丽是隋炀帝杨广在从大业八年(612年)到大业十年(614年)对高句丽进行的三次战争。三次均为炀帝御驾亲征。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起,刚刚结束巡游江都的炀帝便开始为这次东征进行各项粮草军备,至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二月,隋炀帝正式进军,第一次东征,因隋炀帝指挥错误,隋朝遭遇惨败,损失惨重,隋朝国内开始发生农民起义。第二年正月,隋炀帝就开始筹划第二次东征,但因杨玄感叛乱而退兵。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四月,隋炀帝第三次发动战争,高句丽国王遣使将去年(公元613年)叛隋投奔高句丽的斛斯政送还,隋炀帝班师还朝。但是高句丽国王却不按隋炀帝的命令入朝,还不放回其俘获的大批隋朝军民,唐初使节到高句丽时看到大量当年被高句丽俘获的隋人,“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
三征高句丽给隋朝的统治带来了十分负面的影响。三次大规模的征战,不仅严重损耗了隋朝的国力,亦造成了百姓民不聊生,严重激发了阶级矛盾,最终导致了隋末农民起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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