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诗论成就

在清代诗坛上，袁枚曾以其“性灵说”诗论独树一帜，对流行于当时诗坛的各种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和扫荡，一改清诗风貌，影响深远，贡献斐然。

袁枚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以情为本，主张“诗写性情”，即从诗歌的创作内容出发，要求诗歌创作主体抒发真情实感，以真情去充盈诗作的内容。这是其诗论的核心部分。在他看来，诗人唯有抒发真情，才能体现出诗歌自身的抒情本质，才能表现出自然清新、生动活泼、风趣别致的艺术魅力。他不仅把抒发真情作为采集和鉴赏诗歌的标准，而且以身作则，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一以贯之，创作出很多富有真情的诗文作品。袁枚除了要求诗歌创作主体要抒发真实情感之外，还对诗人要具备一定的诗才天分道出了自己的见解。

袁枚认识到因为每个人的诗才禀赋各有所异，就会呈现出“笔性灵”和“笔性笨”的情况，于是就生发出禀赋灵性与创作灵感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诗才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甚至用夸张、过分的语言把天分的作用提升到一个绝对的地位。其实，袁枚在认识到“才”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学识的重要性。他清晰地认识到每个人的性情各异，所以诗歌创作要情出于己，体现出“著我”的精神，强调“作诗，不可以无我”，激烈反对一切束缚诗歌抒发真情的制约因素，高呼“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

除此之外，袁枚还认识到时代在变、社会在变，诗歌创作也应随之发生新变，提倡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形式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以新言去写新意。袁枚的这些诗论观点都体现出对诗歌创作要彰显个性和独创性的强烈追求。

袁枚的“性灵说”诗论以情为本，强调诗歌创作要自由自适、畅快淋漓地抒发真情实感。这一诗论主张在理论上是符合诗歌抒情本质的。袁枚能够在当时复古主义风靡诗坛的背景下，独树一帜，标举性灵，大胆地肯定自我、尊重人的情感。而且，袁枚能够以情论诗，不以时划人，不以人废诗，这不仅肯定了通俗文学的价值，而且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袁枚还从诗歌创作主体出发，对于诗人应具备一定的诗才禀赋进行了深入的论述。除此之外，袁枚基于对个体意识和个人情感的肯定，要求诗歌创作要情出于我，摆脱前人窠臼，当变则变，勇于推陈出新，力求彰显自我个性，表现出独创性。这些合情合理的诗论观点，对今人从事诗歌创作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一定的借鉴意义。

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诗文审美创作应该抒写性灵，要写出诗人的个性，表现其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情实感，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嘉三大家”（或江右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性灵派三大家”，为“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文笔与大学士直隶纪昀齐名，时称“南袁北纪”。

主要传世的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及《随园诗话补遗》《随园食单》、《子不语》《续子不语》等。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挚，流传久远，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