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大勇,俗家姓李,名锦章,四川巴县人,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早在毕业于四川法政学校。民国初年,曾在四川的军政界任职。他于公余之暇,博览群书,但都不遂其志,及至读到内典,兴趣大增。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锦章和他的朋友黄葆苍、董慕舒、孙道修等,在重庆听佛源法师讲经,深生信心,先后皈依了佛源法师。
锦章求道心切,因读了太虚大师的《论衡》、《摄论》讲稿,及觉社丛刊,对太虚大师十分倾仰,于是和黄葆苍、董慕舒二人商议,要依太虚大师出家。《太虚大师自传》第十一节,记述三人出家的经过∶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三月底,黄葆苍偕四川的董慕舒、李锦章三人,忽然来要求我为他剃度。因去秋黄葆苍至重庆,值佛源法师在重庆讲佛学,董慕舒、李锦章、孙道修等先后皈依,葆苍亦从听讲,遂成法友。后慕舒、锦章阅我的《论衡》、《摄论》及觉社丛刊,倾仰日深,与葆苍商议非出家数年,不足以荷担佛法救世的大责任。
葆苍又得王耕心──或魏默深──所著《念佛专修法》,及《叙扬州某师持大悲咒得开智慧》一书,决意出家依法专修,出家又非求我为剃度师不可...各人自作出家发愿文,意极恳切,为我万万所不能拒绝。
乃只从其所求,携至鄞西天王寺,由玉皇陪同礼忏数日,先授菩萨戒,举行剃度,令与玉皇偕住在天王寺,潜修度夏。夏间,独大勇住上海代主持觉社三、四月,以俟秋间赴金山受戒。葆苍年最长,慕舒次之,锦章又次之,从临济宗派,依次名以传心、传佛、传众,字以大慈、大觉、大勇。
李锦章出家后,法名传众,字大勇,后以字行。
大勇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在镇江金山寺受具足戒,旋至五台山朝礼文殊菩萨道场,以求勇猛智慧。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秋季,太虚大师在北京广济寺宣讲《法华经》,大勇闻知,自五台山到北京,随众听讲。十一月中,大师离京返杭州,大勇留在北京。
这时国内念佛法门盛行,如汉口、长沙、宁波、安庆等地,各有佛教会的组织,倡导念佛法门。大勇对念佛法门不契机,他闻知日本高野山密宗兴盛,因而发愿学习密乘。这时适有日本僧侣觉随阿阇黎到了北京,弘传密法。觉随曾邀请太虚大师到日本学密宗,大师无去意,辞谢之。大勇发心欲往一试,遂与觉随东渡日本。
到东京时,遇到陈元白居士之子陈济博,济博在东京留学,对密宗亦有兴趣,因与大勇同觉随到高野山。途中,觉随忽然变了态度,对大勇和济博施以种种欺凌手段,到了高野山,也不能安住,于是济博仍返回东京读书,只有大勇一人留下来。
大勇访得金山穆昭阿阇黎,请求学法。金山穆昭亦认为大勇堪从受教,但须筹备得二年的学费。大勇乃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春返回杭州,筹措费用,并约同华严大学毕业、嗣法月霞的常熟兴福寺住持持松同往。
二人于是年冬季赴日,入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教。年余之后,又从金山穆昭阿阇黎学习金刚、胎藏二部曼荼罗大法,受传法大灌顶,得大阿阇黎学位。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月,大勇自日本归国,他本来想闭关专修几年,不意一到上海,就为上海、杭州的江味农、吴璧华等居士所劝请,先在上海开坛传法,继到杭州设坛灌顶,随他习印咒大法者多至百人。政界官员、社会名流多向他皈依。这时,武汉的佛教人士亦促请他到武汉传法,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元月大勇到了武汉。
大勇抵达武汉,佛教界人士开会欢迎,继之在武昌佛学院内开坛传法,共月余时间,先后授一印一明灌顶坛十次,入坛学法者二百三十七人,包括武汉三镇名流居士李隐尘、赵南山、孙自平、杜汉三、杨选承、黄子理等,和武昌佛学院的学僧多人。
继大勇之后,持松也回到了武汉,他是湖北人,较大勇更得信众欢迎,回去后即出任武昌洪山宝通寺住持,在寺中讲经、传戒、灌顶。一时之间,学密的风气风靡了武汉三镇,甚至于原来支持太虚大师创办佛学院的人,也转而支持大勇和持松的密教,使太虚大师改革佛教的根本道场──武昌佛学院,也因而受到极大的影响。
大勇离开武汉,到了北京,同样受到佛教居士的欢迎,在北京开坛传法,受法的弟子也很多。传法过后,他原想到庐山闭关潜修求证,这时他闻知住在雍和宫的白普仁喇嘛精于藏密,乃前往请教,遂又生起入藏求法的心愿。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九月,他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学院」,作入藏学法的准备。这所学院得到武汉地区汤铸新、胡子笏、但怒刚、刘亚休等名流居士的经济支持。这些人原来都是支持武昌佛学院的,转而支持大勇的密教。
藏文学院创立,除了在北方招收的学生外,武昌佛学院第一届毕业生会中,法尊、观空、严定、法舫,职员大刚、超一等,都到了北京入学。学院于十月十一日开学,大勇曾请出身西藏哲蚌寺的多杰觉拔尊者到院为导师,尊者留院两月,为学僧开示西藏佛教住持传承规模、学法习定、修持浅深,成就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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