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奸臣严嵩父子的形象,人们更多的是通过舞台戏剧而熟知。就是这对奸臣父子,仗着当时嘉靖帝的宠信而专权乱政整整二十年,把贪赃枉法、残害忠良等邪恶演绎到了极致。最后人生却远胜戏剧,曲折中透射出诡异,被人谋算以“请君入瓮”方式而结局。不得不说,历史也会开玩笑,但有时却是致命的。
严嵩,字惟中,江西袁州府分宜(今江西分宜)人,进士出身,后累迁至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因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被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其子严世蕃,“短项肥体,眇一目,由父任入仕。……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宝司事。……然颇通国典,晓畅时务。”时称“第一鬼才”。
嘉靖帝中后期,开始“不视朝”,又笃信道教、潜心修炼,以致“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严嵩投其所好,经常代皇帝撰写道教中斋醮仪式的祝文,“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民间讥称为“青词宰相”。严嵩得宠后,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随着年老体弱,遂提拔其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京城内外流传着“大丞相、小丞相”的说法,一时可谓“权倾朝野、一手遮天”。朝庭上下质疑不断、怨气冲天,纷纷上书弹劾严氏父子,但都遭到严氏父子残酷打压。
期间,发生了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再次把严氏父子抛向风口浪尖。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史称“庚戌之变”。事后证实是严嵩的严重失职所导致,朝野一片哗然、群情激愤。不久,锦衣卫小吏沈炼、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先后分别冒死上疏,罗列“十罪、五奸”等罪状弹劾严嵩,结果以两人先后被冤杀而告终。
“百密一疏”,人总有糊涂的时候。嘉靖四十年,皇帝长期居住和修道的永寿宫失火,严嵩建议嘉靖移驾重华宫,而重华宫是当年景帝软禁英宗的地方,时“帝不悦”。这时,内阁次辅(相当于副宰相)徐阶乘机提议重修永寿宫,“可计月而就,帝悦,如阶议”。自此,“帝益亲阶,顾问多不及嵩”。严嵩由此失宠,而徐阶却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
内阁首辅既然失宠,内阁次辅自然机不可失。徐阶开始谋划布局,加快了“取而代之”步伐。他很快收买了皇帝身边一个名叫蓝道行的方士,利用一次扶乩的机会“故恶嵩”,“道行诈为乩语,‘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帝心动,欲逐嵩”。刚好有一天御史邹应龙在内侍家避雨,获悉这一机密信息,于是在徐阶的授意下,及时“抗疏极论嵩父子不法”,而且在上疏表中信誓旦旦,“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此举正中皇帝下怀,即勒令严嵩致仕(退休),世蕃入狱法办、旋即发配雷州;“擢应龙通政使参议”。
事情至此本应告一段落,可偏偏节外生枝、波澜又起。严世蕃发配途中返回江西老家,不但不低调行事,反而大兴土木,搞起了园亭建设,这时其同党罗龙文也从遣戍地逃回。袁州地方官觉察后,立即上报巡江御史林润,而林又曾弹劾过嵩同党,害怕严嵩父子东山再起,遭到报复,遂上报朝庭称严世蕃等“蔑视国法”,有“谋反”、“通倭”迹象,且还言及曾冤杀过杨继盛、沈炼状。皇帝对严氏父子贪赃枉法尚可容忍,但“谋反”、“通倭”直接触到“痛处”,所以立即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到京审问。
到京后,严世蕃串通了当时主管法司的刘光升,闻听“谳词”后不忧反喜,“与其党谋:贿字非上所深恶,惟聚众通倭为大恨,但扬言杨、沈狱为大罪,次受贿,余皆不足畏,……光升等闻之以为然,遂以之定为谳词。”结果定罪书送交已成为内阁首辅的徐阶审定时,徐阶一眼看出其中“大有文章”。于是对刘光升等人说道,“你们是想要他(指严世蕃)活吗?”回答说,“肯定想让他死。”
徐阶又说,“既然这样的话,那这(指谳词中的基调)分明是让他活啊!当时杨、沈之狱案,是严嵩弄巧借用皇上的旨意办理的,而这里面主要说的是冤案事由,明明是在彰显皇上的过失啊。如真这样的话(送呈皇上),你们的后果难以想象,而严公子(世蕃)则骑着快马早已溜之大吉了!”说完,一把撕掉了谳词,即命重新拟奏,只罗列“潜谋叛逆”、“交通倭虏”罪状,不言其他。“世蕃闻,诧曰:‘死矣!’”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严世蕃、罗龙文被斩首、抄家;严嵩被罢黜为民,寄食于墓舍,一年后病死,时年八十七岁。严氏父子固应当死,然身负应死之罪而能苟活,冠以虚拟之罪而不能存世!可见,皇权之下、命不由已,官宦之身、变数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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