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的帝王之术

明朝各路奇葩皇帝里，在位四十五年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是个常被“历史票友”认为拥有强大“帝王术”的厉害角色。这位十五岁以“外藩”身份入京即位的传奇皇帝，登基没多久就斗跑了老臣杨廷和，然后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里，他常年沉迷于炼丹修道，穿道袍烧青词的时间，远多于穿龙袍批奏章，甚至期间二十五年干脆窝在深宫里不上朝。

可“放飞”到这地步，夏言严嵩徐阶等“阁老”，照样被他捏在手里，执政四十五年，始终牢牢掌控大权。如此“帝王术”，至今也收了不少膝盖，甚至还被写进各类“管理学教材”里，供多少历史票友膜拜学习。但实事求是说，他这“帝王术”，也其实被夸大了。

首先一个事实是，在明朝做一个皇帝，尽责也好，奇葩也罢，“掌控大权”不是个难事。明初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经过明太祖明成祖等几代帝王的精心设计，早已是高度强化。以明末清初学者计六奇的感慨说，那真是“外戚不司权，宦官不与政，大臣无专制，藩镇无继世。”明朝三个世纪里，汉唐宋元“外戚专权”“太监专权”“丞相专权”等毛病，统统都“完美避开”。就算皇帝成天“玩到飞起”，只要稍微使个眼色，再气焰熏陶的“权阉”“权臣”，分分钟就是灰飞烟灭。

放在如此“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掌控大权”，那也只是“帝王术”的“入门技能”。而放在嘉靖帝朱厚熜身上，他的“帝王术”，也确有可圈可点之处。自幼博览经史子集的他，论学问心机，都堪称明代皇帝里的牛人。驾驭那些老于世故的文官重臣，当然也是轻车熟路。张璁夏言严嵩徐阶等“阁老”，在他面前永远是战战兢兢，经常他稍微几个暗示，立刻就斗得死去活来。有时他不紧不慢写个便条，或给大臣吟句诗，立刻又把人吓得扑通跪倒。所谓朝堂重臣，在他面前常比家养的宠物还乖。

就连明代出名“敢骂”的言官们，在嘉靖帝狠辣的风格面前，也是纷纷败下阵来。嘉靖帝对言官，既不像成化帝万历帝那样厚脸皮“扛骂”，也不像堂兄正德帝那样“胡乱打”。相反却是精准发力，逮着“出头鸟”往死里打。

比如给事中刘最，怒批嘉靖帝修道“耗费帑金”，嘉靖帝听了也不恼：哦，你说朕“耗费帑金”，那你就替朕查查，朕到底“耗费”了多少钱。这锅一甩，刘最当然接不住，稀里糊涂查一通，自然查成了糊涂账。反而被嘉靖帝逮住由头办罪，吃着“哑巴亏”充军邵武。这都还算命好的，同样得罪了他的御史杨爵，更被他下大狱严刑拷打，既不审也不定罪，七年里治得死去活来……这几个“榜样”一树，嘉靖年间的言官们，也就变得无比消停。

以这“驭人手段”说，心机深沉的嘉靖帝，确实做到了“让所有人都服帖”，算是个成功的“领导”。但若论“帝王术”，更重要的考核标准，却是工作业绩。

要知道，作为一个帝王，嘉靖帝堪称赶上了“好时候”。他执政的四十五年，正是明王朝人才井喷的好时代。从他登基伊始的大儒王阳明，到唐顺之罗洪先谭纶高拱徐阶张居正，甚至还有军事家戚继光俞大猷医学家李时珍小说家吴承恩……明朝三百年里各行各业最拔尖的英才，几乎都在他在位时扎堆涌现。哪怕嘉靖帝能用好其中的几位，大明王朝的历史，都将很不一样。

但在这事儿上，嘉靖帝的“帝王术”，却偏偏缺少一个最基本的素质：作为领导者的担当。嘉靖帝有多“没担当”，著名的“河套案”就是生动写照：本来内阁首辅夏言与三边总督曾铣经过缜密筹划，计划发起收复河套战役。一旦成功，就是“国家万年长久之计”。可起初热情高涨的嘉靖帝，没多久就反了悔，既怕战事久拖耽误自己的“修道生活”，更怕一旦战事不利要担责。原本筹谋周祥的战略，竟就这么轻易废除。矢志收复河套的夏言曾铣，事后更因犯了嘉靖帝的忌讳，竟遭蒙冤杀害。

如此朝令夕改加自毁长城的闹剧，没几年也叫嘉靖帝尝了苦果。依托河套羽翼丰满的鞑靼阿勒坦可汗，竟绕开北部城关，一口气杀到北京城下。而有了曾铣的前车之鉴，谁还肯为国担责作战？北京周边的十几万明军，竟干看着阿勒坦烧杀抢掠，“礼送”着满载而归的鞑靼军出境。是为明朝自“土木堡惨案”后，又一场丢人现眼的国耻闹剧：庚戌虏变。

而在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里，嘉靖帝的“朝令夕改”加“甩锅”表现，更成了这场“大倭乱”的催化剂。当名将朱纨扫平双屿岛，打掉这个倭寇作乱的“毒瘤”时，嘉靖帝却只因朝堂上几句非议，就着急忙活“甩锅”，把为国浴血的朱纨办了罪，气得朱纨悲愤自杀。而当张经痛击倭寇，打出“王江泾大捷”时，深恨张经“不听指挥”的嘉靖帝，竟把打了胜仗的张经判了死罪。“嘉靖大倭乱”能荼毒东南二十年，其中不少嘉靖帝本人的“神助攻”。

以这个意义说，十六世纪困扰明王朝的“南倭北虏”问题，就是嘉靖帝一手造成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缺少担当”的风格，所以同样“没担当”的严嵩，才最对了他的脾气，顺风顺水做了二十年“阁老”，做尽了“奸臣”的丑事。而且“没担当”的嘉靖帝，偏偏还有权任性。他在位的四十五年，嘴里喊着“节俭”，却是从没断了享受。以《明史》的统计说，他在位时“营建最繁”，全花在自己“修道”以及宫殿住宅上，以至于“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论“败家”，荒唐皇帝朱厚照比起他，都自叹不如。

比“败家”更可怕的，是他在位时，明王朝吏治风气的全面腐化。号称“苛察大臣”的他，只在乎臣子的忠心，“吏治”却成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宠臣”严嵩一家就带头腐败，而后严嵩虽然倒台，但腐败流毒依然到处扩散。以嘉靖晚期名臣赵贞吉的痛斥说“世变江河，愈趋愈下”。甚至“官无大小，皆有定价”。行贿受贿甚至买官卖官，乃至“政以贿成”，以前见不得光的事，在嘉靖晚期都成了“家常便饭”。

于是，待到1566年，这位至今以“帝王术”享尽崇拜的嘉靖帝撒手人寰时，他扔下的，是一个细思极恐的烂摊：朝堂上腐败成风，掐架不停，太仓的存银只够支用三个月，“边军百万，具无所需”。就连“小弟”朝鲜都犯嘀咕。朝鲜国王特意叮嘱其官员，担心这眼看揭不开锅的大明朝，恐怕“中原必多事。”

甚至未来的明朝改革家张居正，更在其文集里，一语道出嘉靖帝驾崩时，大明王朝的危急处境：“彼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这才是嘉靖帝真实的“帝王术”，一个号称“精明”“驭人有方”的帝王，却以他的满腹心机，把一个人才荟萃的大明朝，“治”到了濒临亡国的地步。如此“帝王术”，以现代的话来概括，该是“有小聪明无大智慧”。

反而是他的儿子隆庆帝朱载垕，这位素来以“窝囊”形象示人的短命皇帝，在位仅仅六年，也不曾有多少“小聪明”，却凭着毫不犹豫的担当与放手的用人，迅速刷新吏治，以“隆庆大阅兵”的方式重建了强大的明朝军队，短短几年就扭转了嘉靖晚年数十年的积弊，为著名的“隆万中兴”奠定基础。如此业绩，也正如《明实录》里那句经典评语：引大体，不烦苛，无为自化，好静自正。“小聪明”与“大智慧”哪个重要？看过这对爷俩截然相反的“帝王术”，相信自有多少思考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