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张与办法。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一定的认识,同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观点相一致,提出“义民可用”的主张。他从三元里和台湾等地人民抗英斗争中得到鼓舞。
在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之后,他满怀激情地以“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的诗句,热情讴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愤怒声讨投降派为侵略军解围的可耻行经,并在《海国图志》中写道:“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师,歼夷兵,以欵开网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又说“广东之斩夷首,捐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
他主张利用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抵抗外来侵略的主要力量,与投降派“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了有效地进行抵抗,他反对“浪战”,而主张“以守为战”。他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一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设阱以待虎,设以待鱼”,以歼灭来犯者。这种相信熟悉情况的当地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长处和抗敌的积极性来组织反侵略武装力量,并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切合于当时敌强我弱,敌寡我众的客观实际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并不是在鸦片战争败北、民族危机深重条件下的一种突发性的产物。它是渊源有自的,是和他毕生奉行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躬亲履践的变革主张、选贤任能的人才学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正是由于魏源一贯强调经世致用,勇于变革,爱才惜才,才使他的爱国思想在内忧外患的历史紧迫关头发展到了高峰。
在这里,客观的重大历史事件,仅仅起了触媒剂的作用。作为地主阶级的开明改革派,魏源的思想归本儒学,杂取旁收,兼采法、老、兵诸说,并及西方之书。但是,魏源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纯在致用。通经为文,淑世致用,确是魏源思想的主动脉。近人齐思和指出:“魏源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实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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