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冬,梁启超51岁。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总是尿中带血,而病因不明。此病总共大约陪伴了他四、五年时间,一直到他1929年去世始终未愈。起初,情况不严重,且无痛苦,他不以为意。那时他不仅在清华讲学,而且在京城各大高校都有定期演讲,甚为忙碌,顾不上看病。
加之夫人李蕙仙不久前因癌症复发去世,他悲痛不已,写下了声情并茂的《祭梁夫人文》,度过了一段难捱的时光,自然也没有心情去看病。过了一阵子,忽然发现自己病情加重,因为考虑到夫人是患癌症去世的,他才开始担心自己亦有不测,感到需要去医院查一查了。可这时已是1926年的1月。
开始,他去的是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德国大夫在半个月时间里为他做了全面检查,排除了结石和结核,但由于医学检测设备不足,最终无法判断病原病因。出院后,他尝试使用中药,未见效果。他与列名“四大名医”的中医肖友龙有些来往,前往问诊,答复说,尿中带血,“这病不是急症”,“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令他不免失望。因为怀疑自己患癌,他决定到协和医院做彻底检查。
协和是美国人在华开办的医院,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已可以进行X光透视等检测。协和的医生借助器械,很快查明他的膀胱和尿道一切正常,便怀疑是肾的问题。
对于究竟是哪一只肾脏作怪,医生做了一系列左右两肾的对比试验,先是验出两肾的排泄功能左强右弱,接着进一步的化验,发现左肾排泄物“其清如水”,而右肾排泄物带血。于是医生认为尿血的原因在右肾上,与左肾无关。接受了X光透视之后,医生果然发现他的右肾有一个樱桃大的黑点。经多位专家诊断,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导致尿血症的病因。
在怀疑是癌的前提下,协和医院决定为梁启超做手术,切除右肾。3月16日,梁启超被推上手术台。主刀医生是当时的协和医院院长、著名外科专家刘瑞恒,副手则是一位美国医生。刘瑞恒干净利落地切除了梁启超的右肾,就手术本身来说,不可谓不成功。但手术以后,血尿并未停止,虽然有时血量很少,肉眼看不出,但化验证明,病症未愈。协和医院再次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原因,只得名之为“无理由之出血症”。4月12日,住院35天之后,他出院回家了。
割去一肾,病状依旧,手术白做,而病人身体受损。在这个病案中,协和医院出现误诊,这是显而易见的。5月29日,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晨报》发表《病院笔记》一文,记述梁启超在协和医病之经过,文中难掩对医生的失望和不信任。因为梁启超是社会名流,所以此文引起轩然大波。众多文化名人关注此事,陈西滢、徐志摩等借此撰文抨击西医,引发了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但无论如何,引起讨论的核心问题只是手术该不该做,右肾该不该切,医生的诊断靠不靠谱,尽管嬉笑怒骂中对西医的“科学精神”不无揶揄讽刺,但大抵谈论的是协和医生的医术精专与否的问题,而不是医德方面的问题。
然而时隔70年以后,有两本书旧事重提,讲出了闻所未闻的荒诞故事: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中写道,40年后的1971年,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住进了协和医院。他从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
“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无独有偶,几年以后,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在《梁思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也写到这件事:“梁启超因患肾病,多年来常尿血,经北京德国医院及协和医院诊断,一侧肾已坏死,应予切除。”“在协和施行手术,执刀医师是院长刘瑞恒。但因他的判断有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严加保密。”“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时,才从他的主管医师处得知父亲真正的死因。”
两人说法如出一辙。这场医疗公案被演绎为协和医院院长、外科教授刘瑞恒玩忽职守的故事。而协和医院为了隐瞒事实,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完全变了。这个病例不再是一次难以避免的误诊,而变成了协和医生无德、不负责任、草菅人命的证据。往严重里说,果真如此,医生行为如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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