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民国十一年,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
民国十四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
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民国十八年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
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的发生发展、组织管理,以及图书馆工作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总结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实践经验,建立科学的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高图书馆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
图书馆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科学。现代图书馆学融入了多种属性的科学内容。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人类对信息、文献交流的需要日益增强,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应用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学科起源
人们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去独立研究是从近代开始的。由于图书馆学是在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图书馆学自立于近代科学之林以前,历史上已有关于文献收集、整理、存储和利用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为图书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古代至中世纪无论中外,图书馆学的知识都是在文献整理,尤其是在文献编目的基础上首先积累起来的。
前述古巴比伦王国的寺庙废墟附近所收藏的大批泥板文献是按主题排列的,亚述巴尼拔皇宫图书馆的泥板文献上也刻有主题的标记,其目录被刻在收藏室的门旁和墙壁上。这可视为是在一种明确思想指导下的文献编目的起源。
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图书馆第三任馆长卡利马科斯,编成了该馆的名为《皮纳克斯》的解题目录,这说明当时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著录方法。
公元529年,圣·本尼狄克特在罗马附近建立修道院并为其制定法规时,把读书当成使人信教修行的一种手段。同时代的卡西奥多鲁斯在自撰的《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指南》中编了一份解题书目,这份目录在后来若干世纪一直被作为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标准,他是第一个强调世俗文献对基督教的重要性的人。
中世纪后期,出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撰写的著作。英国著名藏书家伯里1344年完稿的《爱书》,企图扭转当时僧院学术衰退的局面,从多方面提出建设图书馆的建议。15世纪意大利藏书家费德里戈对图书馆馆长应具备的各方面素质也发表了精辟的意见。
欧洲文艺复兴至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抱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崇敬的心情,广泛搜集图书和歌颂图书馆的价值。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的波特拉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当西方历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之际,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结束了零星的不系统的状况,为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是西方图书馆学孕育时期的重要阶段,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诺德、英国的杜里和德国的莱布尼茨等人。
诺德于1627年撰写的《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意见》一书,被誉为第一部具有理论意义的图书馆学著作,他的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是:图书馆不应该专为特权阶级服务,必须向一切研究人员开放。他设想了一个完美的科学研究图书馆的雏形,其中的某些论点,至今尚富有启迪意义。
曾任英国皇家图书馆馆长的杜里,1650年撰著的《新式图书馆的管理者》一书,揭示了图书馆在读者与藏书之间所起的“中间人”的作用。
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是近代图书馆学的先驱,在他的大量建议中包含着许许多多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其精辟和深刻为后世所称赞。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概述中国古代不仅创造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图书馆管理制度,也相应地出现了许多独具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思想。
据考古发现,殷墟甲骨的入藏、排列都有一定的次序和方法。《周礼》一书记载有周人分官守书的情况。春秋时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给《易经》一书和《尚书》、《诗经》中的各篇做了必要的说明,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大序和小序,它们为编目工作中提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编目工作,建立了中国封建时代图书馆工作的一个基本模式。《七略》作为一部系统目录,开创了一个典籍以六经为首,诸子以儒家为尊的分类体系。自汉“六分”,晋“四部”,几经变化,到了唐代确定为“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世图书分类体系的主流。
从隋唐开始,关于藏书聚散的情况和原因已经引起关注。隋秘书监牛弘撰写《请开献书之路表》,此后,“开献书之路”成为政府图书馆从民间征集图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该表还第一次总结了春秋以来图书馆史上的“五厄”及其发生的原因。
宋代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一大批学者开展了这方面的学术活动。南宋的程俱、郑樵和金代的孔天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程俱在南宋首任秘书少监时,将北宋时期国家图书馆的沿革、职能、人员,藏书的征集、整理、典藏和利用等基本工作,总结成《麟台故事》一书,进呈朝廷。这是现存最早的有关国家图书馆事业的资料。
郑樵在其《通志》的《艺文略》、《校雠略》和《图谱略》等几部分中系统地提出了以藏书整理为核心、以流通利用为目的的思想。他还根据前人和自己的经验,提出搜集图书的八种方法。
金代的孔天监,在其《藏书记》中记述了建立公共藏书楼的创举,反映了公开藏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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