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闻生涯

梁启超几乎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之交对中国社会思想观念影响最大的人。本文特别关注任公的新闻生涯，他在长达27年的报刊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办报原则。梁启超是新闻高手，亦为舆论大师，他办的许多报刊都是在鼓动舆论、制造舆论、传播舆论、影响舆论。

广东新会人梁启超1895年随其师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协助康发动“公车上书”，主办《中外纪闻》。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宣传变法维新。

后在澳门与何穗田共同创办《知新报》，同时为《湘学报》、《湘报》和天津《国闻报》撰稿。

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展开论战，对当时知识界影响甚大。辛亥革命后回国。1912年在天津创办《庸言》，1915年主办上海的《大中华》杂志。

《中外纪闻》是康、梁办的首份报纸，1895年由康有为出资创办。始称《万国公报》，因林乐知办的《万国公报》具影响力，他们也想打这个旗号。后应李提摩太要求，《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

强学会成立后，《中外纪闻》成为其机关报，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免费赠阅，一时引起不小的骚动和物议，后被朝廷查封。

《时务报》是甲午战后创刊、宣传维新运动最有影响的报刊，梁启超任主笔时在报上发表大量论文，几乎每册都有一至两篇。《时务报》创刊号上，现身梁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文中指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不了解世界形势，不闻问国内大事”，这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这是“有喉舌而无喉舌”。起“废疾”，助“耳目喉舌”，就要依靠报馆。“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近代中国人最早使用“耳目”说明报纸作用的是梁启超。伴随《时务报》风行一时之大发展，梁主笔声名鹊起。

当时，《时务报》政论为代表的报刊政论文体，被誉为“时务文体”，群起仿效，风行各地。发刊不到半年，迅即销行7000余份，最多时达到1.7万份，“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一跃而为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报刊。

维新报刊以《时务报》为中心，呈辐射状发散，不少报纸的创办、发行及人员、稿件来往均仰仗时务报馆的帮助，而《时务报》也依靠各地报馆扩大影响力，由此形成维新报刊的汹涌之势。

梁启超亡命日本之后复以言论为业，于1898年年底创办《清议报》于横滨。在解释《清议报》报名时，梁氏说是为了“维持支那之清议”，似乎与在国内所办的《时务报》一样是士人清议的机关。

但从所刊的文章来看，该报主要是为了抨击梁所称的“伪政府”，对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毫不留情。概言之，《清议报》之宣传要旨乃是“主持清议，开发民智”。

《清议报》的编辑水准较《时务报》有明显提高，其栏目丰富、门类清楚，内容有评论、新闻、小说等，办有中文报刊上最早的时事短评专栏“国闻短评”。主编梁启超以哀时客、任公、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笔名，撰写大量社评，为该报第一撰稿人。

由梁启超撰写、刊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一百期上的《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实乃一篇新闻学、报学的经典文献。在这篇长文之结论部分的前半段，任公曰：

“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

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日本今有一人报、一党报、一国报、而无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以上高论，是国人最早关于“党报”的创见。

上文的第二部分“报馆之势力及其责任”中，梁启超主要围绕四个“关键词”展开论述，即言论自由、耳目喉舌、报馆责任和报章良否的四条标准。以下为笔者摘录的梁氏经典话语：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一绍介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

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

“校报章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则劣。”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继《清议报》而在日本创办的半月刊，为梁主持报刊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

1901年，《清议报》停刊。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续创《新民丛报》，历时六年，共出九十六号，编辑兼发行人署冯紫珊，实为梁启超负责，刊物上重要文章大都出自梁氏之手。

《新民丛报》力图摆脱党报色彩，注重向国民灌输新思想、新观念——即所谓“新民”。

初办时，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主张“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开办当年，共辟24种栏目，发表各种文章、资料340多个篇目，其中评介或涉及西方意识形态的占一半以上。从创刊起，即发表梁启超的《新民说》，全文10万多字，连载34期，堪称中国报业反封建思想启蒙的代表性“鸿篇巨制”。

梁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见《新民丛报》第一号）是我国近代舆论研究中的第一篇专论。

任公认为，舆论是“国民多数之意见”，但它又是无形的，报刊成为它的代表。可以“造舆论”。历来的大政治家、豪杰，都非常重视舆论，“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而要实现这三者，必须有大勇、大智、大仁。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上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提出了影响深远、流传至今的报馆两大天职说。

梁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简言之，报馆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与“向导国民”，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舆论监督、舆论导向等意思。梁氏之新论，比他在维新运动时提出的报纸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显然有了一个大的进步。

《新民丛报》提倡运用西方理论观点，改革中国的旧史学、旧文学。其“小说”栏，长年刊登新体文艺创作和译作。设“海外奇谈”等栏目，大量介绍科技新发明、新知识。刊物首载“图画”专刊，登载世界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的图片。

刊物没办多久，就风行海内外，有的一期辗转翻印10多次。清廷严禁，也不能遏。畅销时，印数逾万份。《新民丛报》不仅是改良派最重要的机关报，而且也是一份读者面广的大型综合性期刊。胡适在回忆少年时阅读《新民丛报》时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1905年前后，改良派与革命派展开政治大论战。《新民丛报》力主“保皇”，鼓吹“开明专制论”，被《民报》等报刊批驳。

1915年1月，《大中华》杂志在上海创刊，中华书局发行，梁启超任主任撰述。创刊号在“第一期目次”后称：“按本志特延梁启超先生主任撰述，研究政治上、军事上、社会上种种问题，论述世界大势及各国国情，内容丰富，名重一时，第一册印二万册，未出版以前，预定者业已纷纷，其价值可想见。”可窥探中华书局对《大中华》的重视和对梁先生的推崇。

杂志对内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对外揭露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侵华亡华的野心。发刊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也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时，对此梁启超都有雄文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