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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与富弼关系如何

韩琦与富弼关系如何



就北宋政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韩琦、富弼二人地位极高。二人都参与庆历新政,同为君子党,其后又都反对王安石变法,那么这二人关系如何呢?为何后期关系会恶化呢?

同在二府

据史料记载,富、韩之间的这份友谊和默契至少持续到嘉祐初年二人已身跻高位、掌握中枢政柄之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弼初与韩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图致太平,天下谓之‘韩、富’。”

“二府”指中书门下(东府)和枢密院(西府),为北宋最高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从嘉祐元年八月到嘉祐三年六月,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富弼和韩琦分掌中书和枢密院的政柄,位高权重,为各方所瞩目。两人的勠力同心、密切配合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打破了“国朝”中书、枢密互相制衡的祖宗家法,却让忠义之士欣喜地看到通向理想政治的可能路径。

然而不少材料记载,没过几年,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韩琦和富弼均于仁宗天圣年间入仕,韩琦稍早一些。韩琦为天圣五年进士科榜眼,韩琦本传记载当时情景,“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云见,左右皆贺”。富弼入天圣八年制科“茂材异等”,而在中制科前,富弼因范仲淹的揄扬已有“王佐”之誉,并被名臣晏殊招为女婿。

入仕后,二人的表现也丝毫没有让人失望。富弼历授将作监丞、直集贤院、知谏院等职。庆历二年,以报聘使的身份出使辽国,以折冲樽俎之术成功挫败了辽国索地的图谋,缓和了宋、辽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尊严。翌年八月,年方不惑的富弼拜枢密副使,从此进入执政圈子。

韩琦历任将作监丞、直集贤院、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右司谏等职。宝元元年三月,政坛“小辣椒”韩琦连上十来份札子,参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和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因循苟且、尸位素餐,于是四人皆被罢免,一时轰动朝野,声名大噪。此后不久,韩琦受皇命巡抚地方,上马治军,下马治民。

在经略西北、与西夏对峙期间,韩琦磨砺了才干,也提升了声望,史书称:“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要知道,韩琦小范仲淹差不多二十岁,此时竟然与仲淹齐名,“后浪”的劲头真的很猛。至于这一时期富、韩二人的个人交往情况如何,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脑补。不过,同为政坛新秀的他们一定是惺惺相惜的,更何况二人之间还有范仲淹这样一个共同的纽带。

庆历三年四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奉调回京,同拜枢密副使。数月后,范仲淹更是被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由此开启了仁宗朝政治改革的新篇章。此时的富弼和韩琦,经过多年的中外历练,已褪去了当年初入政坛的青涩,积累了相当的政治资本和政治自信,正是年富力强、思欲有为之时,于是成为范仲淹推动新政最得力的助手。

当此之时,“琦与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内人望,同时登用,中外跂想其勋业”。石介更是情不自禁地写下《庆历圣德颂》,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而欢呼雀跃。然而,君子们低估了小人的能量,也高估了皇帝支持改革的决心,最终,轰轰烈烈持续一年多的新政在小人的阻挠和谗毁中被迫搁浅,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这几位改革干将先后被免职外放。

从此,富弼和韩琦这一对好兄弟挥手道别,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外官生涯。二人虽经新政的挫顿,仍不改实干派的本色,坚持为政一方造福一方。富弼安抚流民,赈恤孤弱,在知青州任内活饥民五十余万。韩琦修明军政,教习士卒,将定州驻军训练成一支天下闻名的雄师劲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这十年中,二人虽然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是音书不断,常有诗文往还:

皇祐元年,富弼应韩琦之请,作《定州阅古堂》诗及序,称颂韩琦“公文化民,公武御侮”的卓越功业。

皇祐三年,富弼在蔡州寄诗给韩琦,韩琦评价甚高,并回诗两首,诗中写道:“我实知公心,爱我久益腆。诱我进学勤,要在纳诸善。我素荷公德,公教敢不践,讽诵复宗师,夙夜以自勉。”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韩琦对富弼的敬重。

皇祐五年八月,富弼加观文殿学士、知河阳,后以二府旧臣,迁户部侍郎,韩琦作诗相贺。

至和二年二月,富弼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好巧不巧,其前任正是韩琦。于是,借交代公务之机,暌别十年的两位老友终于得以有短暂的会面。再次分手之际,韩琦深情地写下《离并州至晋祠次韵答宣徽富公》。

该年六月,富弼拜相,韩琦为之振奋不已,在寄给杜衍的和诗中写道:“彦国(富弼字彦国)贤推不世奇”,并把富弼比为周公,推崇备至。

转过年来的八月,韩琦也被仁宗召回京,任枢密使。苏辙撰《欧阳文忠公神道碑》记载其事道:“上临御既久,遍阅天下士,群臣未有大称上意。上思富、韩之贤,复召寘二府,时庆历旧人惟二公与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庆。”两位好兄弟不仅可以重新聚首于京城,而且被朝廷倚若柱石,启动了“弼翼琦飞”的升级模式。去世多年的范文正公若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生隙

到了嘉祐三年(1060)六月,首相文彦博去职,富弼升任首相(北宋称昭文相),而集贤相(北宋的次相)一位则由韩琦接任。同在中书之日,富弼和韩琦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公私关系 ,不以身居高位而易其初心。但也有材料显示,二人偶尔也会因议事不合而产生龃龉。韩琦英爽果断,富弼谨慎持重,二人做事的风格有明显的不同。

嘉祐六年三月,富弼因母丧解职还乡。按照北宋的成例,“执政遭丧皆起复。”仁宗看重富弼,虚位五起之,富弼坚辞不出。在中书时,富、韩曾就宰相起复故事交流过意见,韩琦说:“此非朝廷盛典也。”

于是,富弼在辞免起复的札子中奏道:“臣在中书,盖尝与韩琦论此。今琦处嫌疑之地,必不肯为臣尽诚敷奏,愿陛下勿复询问,断自宸虑,许臣终丧。”富弼的意思是说,韩琦本来反对宰相起复,然而现在是我富弼遭丧,韩琦作为次相和我的好友,不好再坚决反对起复,所以皇帝就不必征询韩琦的意见了。有人说,韩琦看了这份札子后心情不爽,从此二人有了嫌隙。

仁宗见富弼终丧之心甚坚,考虑到首相之位不宜久悬,半年后乃拜韩琦为昭文相。有熟人直言不讳地向韩琦建议,应该推辞昭文相的任命,等待富弼的复位。

韩琦说:“此位安可长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辞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长保此位也,使琦何辞以白上?”这理由似乎有点牵强。以当时的情势观之,若韩琦坚持不就首相之位,仁宗未必不准。韩琦未能坚拒,于公自无问题,于私却不免有憾。

在富弼居家守丧期间,仁宗崩,韩琦以首相的名义领衔拥立英宗即位,成为旋乾转坤第一功臣,政治地位如日中天。

至嘉祐八年五月,富弼守丧完毕,朝堂上留给他的位置已经有限。昭文相是不可能再做了,集贤相也已经有人,于是,英宗任命富弼为枢密使。以富弼的本心,对这个新的任命大概是不太情愿的(所以屡辞新命),然而皇命所在,又不能挑肥拣瘦,做就做吧,于是打点精神,回京任职。

据宋人王巩《闻见近录》的说法,至和年间,仁宗一度病势危殆,富弼曾就立储一事与曹皇后秘密交换意见,曹皇后属意于宗实。富弼于是和首相文彦博商量一致,令人提前拟好传位诏书,以备非常。后来,仁宗病势好转,诏书也就没有派上用场。

及至韩琦入枢密,富弼把计划告诉了韩琦,“欲共图其事”。可是富弼运气不够好,赶上丁忧,于是成全了韩琦。韩琦敦促仁宗立宗实为皇子,富弼对此有了意见。富弼觉得,等到仁宗宾天之时再立皇子也来得及,现在早早地立皇子,一旦计划有变,“岂复得其人也?”以二人的性格差异,在立储的时机把握上出现分歧也在情理之中,是否因此生隙则殊不易断言。

做了枢密使的富弼发现,朝堂的局势和氛围较诸几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由韩、富二人携手开创的二府心相印模式已如明日黄花。想当初,富弼在中书,韩琦在枢密院,中书每有重大疑难政务,富弼多与韩琦私下通气。

现在,两人的位置掉了个个儿,韩琦却从不就中书政务私下与富弼交换意见,除非皇帝下令两府共同议事。韩琦的做法,在制度上自然挑不出毛病,然而于人情有点说不过去,若说富弼对此毫不介意,似乎也不近人情。

决裂

真正导致二人决裂的其实是治平初年的特殊政局。英宗刚刚即位就病倒了,曹太后依故事垂帘听政,帝、后关系火星四溅。执政大臣们夹在两宫之间,苦心弥缝,天天忙着救火。同为庆历旧人,韩琦和欧阳修坚定地站在新君一边,而富弼则倾向于太后一边,富、韩二人的政治立场由此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后来,英宗病情好转,曹太后因隙而不愿还政,韩琦单枪匹马迫使太后撤帘,演出了一幕扶危定倾的好戏。韩琦此举确是功在社稷,然而在凸显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却显得对其他宰执大臣(尤其是富弼)不够尊重,从而扩大了富、韩二人之间的感情裂痕。《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此段史事曰:

及太后还政,遽撤东殿帘帷,弼大惊,谓人曰:“弼备位辅佐,他事固不敢预闻,此事韩公独不能与弼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当时出太后意,安可显言于众!”弼自是怨琦益深。

经此一役,富弼不免心灰意冷。他不仅坚拒英宗给他的加官,后来干脆以身体多病为由提交辞呈,恳请补外,乃于治平二年七月,出判河阳。有人说,此后的若干年里,富、韩二人不通音问,甚至韩琦去世,富弼也一无表示,真是怨到了骨子里。而据出入于富弼门下的邵伯温的说法,富弼致仕后居洛阳,每年生日,都会收到韩琦派人送来的书信和礼物,而富弼则以老病为由不予回信,不过韩琦去世时,富弼是吊祭了的。

实际上,富、韩二人虽然心结重重,不复当年的亲密无间,但到老仍保持了君子之交的应有风度。《六艺之一录》卷337《富文忠公十二帖》中,前八帖均是富弼写给韩琦的书信,时间跨度从嘉祐三年到熙宁四年。

这些书信今已全部佚失,其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但从《六艺之一录》所介绍之一鳞半爪来看,完全是朋友同僚间的正常通信,并无过激之词。此外,嘉祐八年十一月,富弼应韩琦之请,撰其父韩国华神道碑铭。熙宁五年三月富弼致仕时,韩琦有贺致仕书。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判相州,富弼亦有贺书。这份贺书辞意勤恳,出于至诚,有“终为苍生再起,亦天下之心也”之语。可见两位政坛大咖非同寻常的胸襟。

以今日之目光来看,富弼与韩琦的交恶固然有政治利益的参差,然而更多地还是源于政治立场的分野和处事原则的差异。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造化无情,同归寂灭。熙宁八年(1075)六月二十四,韩琦卒于判永兴军的任上,享年六十八岁。富弼则在优游林泉多年之后,卒于洛阳家中,享年八十岁,时为元丰六年(1083)年闰六月二十二。巧合的是,如果按今天的阳历来计算,两人都逝于8月8日,冥冥中似乎仍保持着某种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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