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大多数人眼里,寇准是大宋名臣,是宋辽大战的功臣。正是因为他力主宋真宗御驾亲征,才取得了澶渊之盟的和解,于是有了宋辽边境的百年和平。历史书上说他逼迫谈判使者曹利用在三十万岁币的范围内达成和议,超过就要杀头,证明他是一心为国的大忠臣。
然而纵观当时留下的史料和书籍来看,历史课本的上述说法完全是在断章取义。事情的真相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伟光正,而是有着很多腹黑的阴谋论存在。这里面关系到宋真宗时代宋朝的政治生态,以及盘根错节的利益关联,而寇准便是其中重要的人物。
在民间的主流思想中,寇准都被认为是宋朝初年少见的大忠臣,而他的对手必然被打入奸臣的行列,如溜须拍马故事的主角丁谓。因此在很多民间的故事中,寇准都被塑造成正面的形象。在杨家将的故事中,寇准是杨家将在文官群体中的代言人,也是杨延昭抗辽最重要的支持者。
小说中的寇准刚直不阿公正廉洁,不仅帮助杨家拿下了大仇人潘仁美,还经常在杨家危机的时候施以援手,所以受到杨家将粉丝们的喜爱。他的这种正面形象不仅在杨家将的故事中存在,在包公的故事中也经常出现,是宋朝古典文化中比较常见的忠臣角色。
可是我们从史料中看到的寇准却并非如此的干净,而是贪婪恋权的权臣,有着自私自利和腹黑的属性。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私人政治利益出发,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被称为北宋时代三大顽疾的“冗官“、”冗兵“和“冗费”便是在他当主政时期开始的,直到北宋灭亡这三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他掀起的天禧党争割裂了整个北宋的社会,几乎把宋真宗架空为傀儡,使得皇权出现旁落的危险。如果不是宋真宗及时用皇后刘娥主政,将寇准及其党羽逐出东京汴梁城,那北宋亡国恐怕得提前一百多年。
在宋太宗赵光义去世后,宋真宗即位,宋朝的政治生态呈现三个集团。朝中势力最大的是北方集团,文官以宰相寇准为首,武将以殿前司指挥使高琼为代表,还受到宋真宗弟弟“八王爷”赵元俨的支持。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黄河以北的勋贵豪族中有很大的势力,是河北权贵的朝中代言人。
这些人的家庭出身大多为原来后周的勋贵家族,兼并了北方广大的土地,控制了北方老百姓的生活,是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阶层。由于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后周的天下,所以这些勋贵和土豪也是北宋的开国元勋,在朝廷中有很大的势力。
朝中势力第二大的是江南集团,以副宰相丁谓、王钦若为首,他们的背后是江南士绅、南唐和吴越国的遗老遗少。江南自古以来便是中原王朝的财富重地,国家的税赋三分之一出自于江南,而这些都掌控在江南士绅手里。宋朝北边的边境面对着辽国军队强大的压力,所以的军费开支和后勤需求都需要由江南组织,所以代表江南的丁谓、王钦若等官员在这方面与寇准等人有很大的冲突。然而江南的官员在权力和话语权上无法与北方集团的勋贵抗衡,很多时候非常吃亏,所以两派党争越发激烈,这便是天禧党争的由来。
朝中的第三大势力是所谓的蜀党,是以后蜀国的遗臣家族为主的政治势力,代表的政治人物是陈尧叟,他也是当过北宋宰相的大牛。成都平原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也是朝廷税赋的重要来源。由于蜀道难的远古,蜀中官员向来远离东京汴梁的政治中心,所以在话语权和利益上也经常被朝廷所轻视。
然而巴蜀之地是宋朝文风鼎盛的之处,著名的苏东坡父子就是来源于此,所以朝中蜀地官员也是不少。而这些官员既代表着家族的利益,也有自己的而政治诉求,对垄断朝政的北方集团极为不满。
天禧党争初期,北方集团占尽优势,几乎垄断了朝中所有的权力,逼得江南集团和蜀党联合抗争,就连宋真宗都有论为傀儡的危险。寇准作为北方集团的首领,手段非常霸到,一言不合就是贬官流放,让朝中官员人人自危。
就连副宰相丁谓礼节性的示好都被他弹劾,其主要原因便是两人阵营的对立,后来便成了溜须拍马成语故事的来源。朝中的对立也引起了社会上重要的反响,宋朝社会出现了割裂的现象,这个现象在澶渊之盟前进入高潮。当时面对辽国大军的南侵,朝中三党各执己见,内讧几乎一触即发。
以寇准和高琼为首的北方党要求积极抗辽,并要求宋真宗御驾亲征。江南集团的丁谓和王钦若提出了南撤的建议,希望利用黄河和江淮流域的地形对抗辽国的骑兵部队。陈尧叟则代表蜀党提出迁都成都,利用蜀地易守难攻的地势对抗辽国骑兵。
三党争执不下,最后寇准和高琼仗着手中掌控的权力,胁迫宋真宗亲临抗辽一线,达成了御驾亲征的事实。实际上性格懦弱的宋真宗是不敢上前线的,无奈朝廷大权掌握在北方集团手里,尤其是高琼手中兵权很重,这是他无法对抗的。澶渊之盟成功达成宋辽和解,寇准以御驾亲征掩盖了自己胁迫皇帝的事实。
很多读者要问,寇准力主抗辽,取得阶段性胜利,还不是为国为民么?首先,垄断朝政,挑起天禧党争,胁迫皇帝肯定是大罪。其次,寇准力主抗辽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北方集团和自己的政治利益。辽国大军南侵首先被攻占的就是北方集团的土地,北方的勋贵豪族肯定吃大亏。寇准作为北方集团的代表,力主抗辽是关乎自己利益的。第三,北宋军队一半以上驻扎在宋辽边境,朝廷中一半是北方集团官员,而为了维持这些耗费又占了北宋一大半。这便是前面提到的“三冗”问题的来历,而这又是寇准主政时操作的。
寇准让江南和蜀地负担了大部分北方军队抗辽的支出,而却又丝毫不给这两个地区的官员予话语权,甚至很多官员的任命都把持在北方集团手里,自然让江南和蜀地非常不满。而江南和蜀地输入到北方的大量物资,却被北方集团的勋贵和豪族掌控,相当一部分贪污腐败的进了自己的腰包。
北方军队虚报损耗和兵员极为严重,喝兵血的状况普遍存在。因而造成了宋兵战斗力低下,无法与辽兵抗衡的事实。澶渊之盟前,辽国大举入侵,北宋出现亡国危机。这个时候寇准拉着皇帝、江南、蜀党一起扛龟,人家自然强烈反对。
从当时的政治和环境看,北方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兼并了大量的土地,侵吞了大量的军队物质,使得北宋国防实力受到很大的破坏。等到辽国打上门来了,寇准才摆出一副为国为民的面孔,支持杨延昭在北方与辽国作战,这完全是政治作秀。
如果他是真正的忠于国家,就不能放任北方集团侵吞国家财产,挖宋朝的墙角,使得宋朝军队严重腐败。如果他是秉持公心执政的忠臣,那就不会把大多数重要的官职让北方集团把持,造成了冗官的严重问题。好在宋真宗老婆刘娥手段犀利,一上台就联合丁谓等人拿下寇准,驱逐了大量北方官员,打击了北方集团的嚣张气焰,这才让宋朝回到了发展的正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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