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咏史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
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开始时醉心于李贺那种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清倩流丽的诗体,他有意加以仿效而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但大和九年(835年)的“甘露之变”,使他目睹了朝官大量被杀、宦官擅权的血淋淋的黑暗政局,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转变,写下了不少批判黑暗现实的政治诗。
如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愤怒声讨了宦官的罪行,称颂了敢于反对宦官专权的将领,热切盼望铲除宦官、恢复皇帝的权力的《重有感》。又如有意效法杜甫《北征》的长篇政治诗《行次西郊一百韵》。
李商隐的政治诗又多半以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出现。如《咏史》批判了统治者的荒淫、愚昧和无能。《隋宫二首》其一,意在提醒晚唐统治者要接受前车之鉴。又如《马嵬二首》其二,对唐玄宗为皇帝而弄得众叛亲离,连自己的宠妃也保不住的可悲结局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含蓄深沉,意在言外。《贾生》深寓作者对晚唐统治者佞佛信道以求长生,而不恤国事的讽刺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又如《瑶池》借周穆王讽刺唐代皇帝们求仙,《随师东》借古事影射朝廷东伐李同捷。
李商隐咏史诗的成功之处,在于注意构思的凝练、取材的精当,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在一起,或用假想之辞创作出带有虚构色彩的场景,突破史实局限,更深刻地揭示讽刺对象的本质;或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微物,深入开掘,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
与此同时,将自己的感情和议论自然地寓含在鲜明的形象之中,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韵,达到寓意的深刻性与形象的鲜明性、情昧的隽永和谐统一,增强了咏史诗的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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