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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之养浩然之气

《孟子》之养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生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耕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鉴赏:儒家讲求“内圣外王”之道,“外王”即为政治,而“内圣”则体现儒家对自身修养的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修身无以齐家,更无以治国平天下,修身可以说是后三者的前提与基础。若没有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就仿佛空中楼阁,没有依存的基础。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浩然之气即为修身、养心性。浩然之气作为一种气,最为伟大,最为刚强,用正义去培养它,则会无所不在,充塞天地之间。在孟子看来,浩然之气不是外界赋予的,它本来就存在于内心,自己只是发乎本心,顺其自然,让心中之“气”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使之由隐而显,最后至于浩然,充塞天地之间。

孟子虽说浩然之气“难言”,但就他的描绘来看,他所说的浩然之气实质上是一种“道义”之气,因为“其为气也,配义与道”,“集义所生”。而孟子所说的道义,无非就是仁义礼智,仁义礼智又本源于人心固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就是说,四心是仁义礼智的萌芽,即为四端。孟子养浩然之气的过程,就是通过长期的“直养”,扩充人心固有的四端,从而形成一种精神道德之气的过程。浩然之气的实质,也就是完满的道德修养外化出来是一种气质面貌和精神境界。

“善养浩然之气”是对心性的养护,是对意志和精神的修炼。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人无贪欲则刚,对人对事无所贪欲奢求,自然也就不会患得患失,不会因此扰乱心性。

人有喜怒哀乐,得之则喜,失之则哀,顺则乐,逆则怒,想要得到的越多,心也就会有越多的干扰和波动,渐渐受其侵蚀。人的欲念促使人们总是希望紧紧抓住想要的事物,但正如手中之沙、掌中之水一般,握得越紧流得越快,反而将手掌摊开,才能让它们留于手心。

“浩然之气”是一种修养,一种品格。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不为富贵荣辱而动心,不为艰难困苦而移志,不为威胁利诱而屈服。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颜回不受外界纷扰,穷困不改其志,乐于其道。

孟子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的胸怀,不论显达、穷困都无失其心,不移其志,都坚持自己的思想和准则。显达之时推行治国之道,恩泽天下,是为幸事;困顿之时退而归隐,独守其志,也不失为乐事一件。拥有“浩然之气”者,虽身处穷困之境亦能无失其志,自安其境,自行其道,自得其乐。

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要用正直来养护,配以义与道,不然就会没有力量。浩然之气是由正义累积而形成的,并非能够偶然得到。累积是一个极其漫长、单调的过程,善养浩然之气就必须付诸于点滴小事之中,脚踏实地,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而不能好高骛远。“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于细微处见大道,于细节处获真知,点滴积累最终会凝聚成浩然之气。

积累难,而失去则很容易,只要心中产生一丝愧疚感,心中的浩然之气就会流失,前功尽弃。养浩然之气必不能操之过急,不要有太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如宋人揠苗助长,最终只能事与愿违,不但无益反而有损。天下之事最好水到渠成,顺乎自然,合乎天理,养浩然之气也必然要遵循自然的规律,绝不可操之过急,悖乎自然。

养浩然之气绝非易事,需要时间和毅力,因此有些人就会降格以求,将它转化为差不多的、近似的目标或追求,殊不知“差若毫厘,谬以千里”(《礼记·经解》),“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尽心上》),这其中容不得半点的让步。养浩然之气决不能降格以求,以差不多为借口而不严格要求自身,否则必然不能形成浩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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