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治国君主论

《韩非子》是我国战国晚期极富文采的政治学典籍，两千多年来，《韩非子》一直是读书人爱不释手的研习范本。有谁想得到：明代的士子秘藏在帐中的珍爱读物，竟是《韩非子》。直到现在，《韩非子》仍是广受读者喜爱的先秦诸子重要典籍之一。

关顾现实的特质

因为出身韩国的宗室，基于个人的血缘关系，韩非子对韩国政局的关切，远远超过遨游列国、借机求合诸侯的愿望。战国时期，韩国在七国之中最为弱小，土地贫瘠，强邻逼处，政治又被一些怀藏私心的权贵大臣把持，韩非子痛心疾首，于是写成了十多万字的《韩非子》。可以说，《韩非子》是一本救亡图存的实用政治学书。

为了救亡图存，《韩非子》呈现了关顾现实的特质，是务实的政治理论，和儒家思想比较，它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牟宗三先生在《中国文化大动脉中的现实关心问题》的演讲中，曾扼要地指出儒、法两家的殊异：儒家是探讨人类的终极关怀的问题，法家则是着力在现实的关心问题上。

尽管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从个人的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有一整套的理论系统，但儒家学说一味称引先王，标榜效法古代，不免陈义过高，不切实际；探讨人类的终极关怀的问题，一时也不容易看到具体的成效，韩非子的论说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韩非子主张要面对现实去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研拟方针要具体可行，有实质的效益。他相信古史旧闻也许有参考作用，但时代演变得剧烈，很多景况都已改变，一些往昔非常完美的学说，也不见得能完全适用于当代，应当重新检视，绝不能照章全抄，因应制宜，必得研拟能解决问题的可行的、能落实的新措施。

这样关顾现实、面对问题的态度，使得他的学说具有政治上实质的参证作用，因而成为历代政治家喜爱的书籍，自秦始皇、李斯以下，三国时的诸葛亮还为蜀后主抄录过，刘备临终时特别向儿子强调它“益人意智”。汉代在黄老治术之后，武帝虽然标榜独尊儒术，其实推行的是王霸杂糅的政治，儒学为了因应帝王的需要，也有法家化的现象，一直到清代末期，中国的政治实际上是融合运用了儒、法两家的思想。

法家关顾现实的精神，使得法家学说成为支撑我国两千年帝王政治的骨干。作为法家学说主干的《韩非子》，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性自然不小，要了解我国两千年来的君主政治，不能不研究《韩非子》。

把“法”从“礼”中离析出来

韩非子的学说有所承袭，融合各家思想，又因应时代需要，有所转化，自成一套思想体系。韩非子关顾现实，不同于儒家的留意终极关怀，也不同于道家的关心自我超越，他师承儒家荀子，融用道家智慧，而以法家为本位。他对儒学大做修订斟酌，改“常道”为“变道”，笃信因应制宜、变中求通的原则，他的活泼思路则得自于道家的灵动不拘。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把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并合立传，并且说韩非“其归本于黄老”。从道家到法家，韩非子有承衍有转化，而现实观照又使他不得不拣选法家的变革主张，因应时代的变迁扮演了改革者的角色。

法家有鉴于周朝封建体制业已崩溃，弊端百出，传统的“礼”再也不能维系社会秩序，于是把“法”从“礼”中离析出来，对应时代的需要，以“法”的客观、平等、公开等特质，取代“礼”的阶级性、秘密性。“法”作为治国的最高准绳，提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再不能顾及封建社会的尊尊、亲亲，身份的贵或贱不宜再有相异的差别待遇。

这种法治主张是人类政治的一大进展，其法治精神可以直接和现代相通。法家的“法”虽然是由“理”生发出来，但一般认为：法家把“法”置于“理”“情”之上，不如儒家的“情”“理”“法”容易让人接受，故常被误解为不近人情，甚至饱受訾议。追究原因，不外受到汉武帝推崇儒术的表象所影响，士人以儒论法，对于不同角度的改革性主张，难免有负面的批判。

韩非子时代的政治思潮，是由贵族分治转向帝王大一统的专制体制，韩非子提倡的正是帝王政治理想。由霸到王，具有难得的慧见。有人责怪韩非子大多站在君主的立场论说，平情而论，他的主张在当时已是顺应潮流的改革政论，我们不能苛求韩非子展现后世才可能有的民主精神。

韩非子冷静客观的论说，启引后人的思辨。他的基本观点：人性自利，要因势利导；教百姓看长利、远利，重公利、君利，由自利到互惠；历史演化，要因应制宜；国家务力，要奖励耕战，致富图强。

韩非子的帝王政治理想，包融了法（固定的法律）、术（控制的手段）、势（政治的权力）三大端。尚法，要平等客观，罪刑法定，信赏必罚；用术，术主无为，以一御万，循名责实，听言观行，善于用人，还要有伺察之术；任势，君主要能独擅权势，也要抱法处势，借赏罚以巩固权势。

在那战国纷争的局面，弱国要保全、要生存，强国要扩张实力，进而称霸、统一天下，都必须致富图强。治国的目标就是富强。韩非子强调不论合纵或连横的外交策略，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富强的根基，除了奖励耕战，还在于内政的清明，励精图治。

“难”与“储说”

一种学说得以长远流传，受人喜爱，首先必须有相当充实的内涵，能经得起人们深细的探索其次，也必须是义理的深刻能同时满足文学上的品赏玩味。《韩非子》开创的一些文学体裁。

“难”与“储说”尤其精彩，这也是历代备受文人垂青的原因之一。

《韩非子》有《难势》及四篇《难篇》，其中的“难”字，是批评、驳论的意思，读去声。这新创的体例，以批评、驳论来提出自己的政论。《储说》是储备各种事例传说，用来讨论人主治国之道，以“经”提纲挈领，再以“传”（或解作“说”）用故事解说经义。看他引证、批驳、议论，或看那些富涵哲理的故事，读者略加思辨，就往往爱不释手。

《韩非子》另外有《说难》，司马迁格外激赏，为韩非写传记时，特意把全文誊录一遍。韩非子曾多次向韩王进谏，屡遭挫折，在游说谏诤方面的切身体验，使《说难》布局周到，曲折耐玩。《说难》谈论游说谏诤的艰难，分析成败的因素，详记委曲陈辞的方法，条理清晰，举证完备，布局周到而又精密，文笔考究。这篇文章反映出战国时期君主的威势，以及士人求仕的艰难，可提供做研究古史的参考。

而韩非子主张积极进取的出仕观点，显现了崇高的政治理想，更难能可贵。他以伊尹、百里奚自况，强调积极进取，为天下、为国家，不辞卑辱，要施展抱负，挽救世局。《淮南子·修务训》《墨子·尚贤》《吕氏春秋·本味》和《史记》等都有记载支持这种说法。

《说难》还强调：有机会为国家做事，要能替君主深入计谋、援引事理力争明切地剖析利害，直截了当地指出君主的对错，与君主长久地互相扶持，这样谏说才算成功。韩非子藉此揭示了非常高标的谏说理想，若是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那么谏说就不算成功，而这样的标准，即使儒家谈论的辅弼谏诤大臣也不过如此。

值得留意的是，《说难》提揭了高远的游说谏诤理想，虽然亟欲用世，主张不辞卑辱，士人卑屈以进，但只是权宜之计，只是历练过程，并不是夤缘巴结，求取利禄而已，目的在于借此完成理想。整体来看，是相当难得的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