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中的治国思想

《六韬》一书向来以“规模阔大，本末兼该”著称，其体系之完整，内容之丰富，均为古代兵书所少见，有的外国学者称之为“像一本军事百科全书”。《六韬》相传为周朝姜太公所著，宋代以后许多学者进行考证认为《六韬》乃后人委托姜太公之名所作。七十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分别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因而证明《六韬》确系先秦著作。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本谋。”

《六韬》共六卷六篇，约两万多字，是先秦六部经典兵书中最长的。它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的对话的形式全面地的论述了治国、治军和军事战略问题，在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等许多方面都有不少创见。《六韬》的道家思想比较突出和黄老之学有着深厚的渊源，“道”字出现72次，先后谈到了“天道”、“人道”(《发启》);“先圣之道”(《明传》);王者之道(《上贤》);举贤之道(《举贤》).;立将之道(《明传》)等等，并明确提出了无为的思想。

陈锦松认为《六韬》一部黄老道家的兵书实为精辟之见。比较同为先秦兵家的《六韬》和《孙子兵法》，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风格完全相反，《孙子兵法》局限于讨论军事领域的战略问题，而《六韬》则更多的关注超军事领域大战略问题。如果说《孙子兵法》是军事战略方面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峰，那么《六韬》则大战略方面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峰。

《六韬》要求君主清心寡欲，勤勉治国，至于民众是否要这样则未必，治国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顺应民心，此乃典型的黄老道家治国之道。

《六韬》有着非常深刻的治国思想，从某种意义上看，《六韬》不仅仅是一部兵书，也是一部治国安邦定国的政治著作，其治国思想体系大体上属于黄老道家，提倡无为而治。

《六韬》对理想的治国境界作了描述，“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化直，百姓戴变于形;万国不通，各乐其所;人爱其上，命之曰大定。”，“古之圣人聚人而为，聚家而为国，聚国而为天下:分封贤人以为万国，命之曰大纪”要达到这容家个理想的治国境界，《六韬》提出“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

《六韬》治国思想的基本思路是圣贤的君主通过使用贤能之人治国，并提出了一套足以和儒家内圣外王学说相媲美的治国战略思想，即“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要通过修炼个人心性以获取智慧，通过个人智慧来获取财富，通过财富来获取众人拥戴与归附，从拥戴归附自己的众人中获取贤才，通过贤才来提高自己，这样就成为一个良性循环，遇到一定的时机，就以行动以获取天下。

《六韬》强调以道以智治国，在竞争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和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相比更具有可行性。

《六韬》治国原则:“无为而治”《武韬·文启》中当文王问太公“圣人何守”时，太公道:“何忧何音，万物皆得;何音何忧，万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圣人守此而万物化，何穷之有，终而复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圣贤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天下也因之潜移默化。

《六韬》君主治国应当“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织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无为乃是君主治国所需遵守的基本原则。《文启》将国君能否掌握与推行无为政治视为其优劣的条件，“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意思是说最上等的圣人是会运用清静无为政治思想平治天下的人，那些欲有所作为的统治者只能造成天下的动荡。、这充分说明了《六韬》对道家无为思想的推崇。

总体上《六韬》内容广博，在各个方面都有比较精辟的理论分析，其思想和黄老道家一脉相承，对人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人“好德归利”，并以此作为经国治军的依据，提出需要从德和利两个方面入手，同时吸收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统治者克制自己的私欲，爱民、少扰民，此外，其用人思想和文伐思想乃是其他先秦兵家所罕见的，至于其治敌思想则对战争的一些细节问题关注较多。

《六韬》具有浓厚的黄老道家色彩，思考非常全面，涉及范围广，非常重视大战略，并提出了独特的文伐思想，把文伐作为武力竞争的重要辅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