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文学的发展与特点

辽代文学既是当时的北国文学，也是中华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辽代文学的崛起，为多元一体、北雄南秀的中华文学提供了同北宋文学优势互补、异轨齐驱的重要范本。

现存辽代文学作品，以诗文为主。辽代初期的诗文传留殊少。中期以后文化趋于繁荣，作者逐渐增加，艺术技巧日益成熟，作品开始大量涌现。而契丹族妇女文学的崛起和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辽代的妇女作家以萧观音、萧瑟瑟为代表，其文采风流，不让须眉。辽代的口头文学，主要有神话传说、民间歌谣等。辽代的神话传说大多与契丹民族的历史发展有关，是民族发展的曲折反映；其国土风俗歌谣纯朴遒劲，指陈时弊的讽刺歌谣俚俗生动。辽代的契丹文文学，也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

《辽史·文学传序》说：“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景宗、圣宗）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崇儒之美。”明确指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对辽文化发生的深远影响。

辽代文学深受先秦以来特别是唐宋文学的影响。唐宋文学家在辽朝影响较大的是白居易和苏轼。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寓居后唐时自署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耶律隆绪在所作诗中称“乐天诗集是吾师”，并亲以契丹大字译白氏《讽谏集》，令群臣诵读。苏轼的作品亦深受喜爱，他的《眉山集》问世不久，范阳书肆便有了翻刻本，当时人就指出：“子瞻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

契丹原本通行汉字，建国后又相继创制了契丹大、小字，以后契丹字和汉字同时并用。写作诗文，一般使用汉字，也使用契丹文字。辽代文学中，汉文文学和契丹文文学同时并存。近几十年来，契丹文哀册、墓志和铜镜刻诗陆续发现，解读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萧韩家奴和耶律固是写作契丹文文章的大手笔。

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原本是一首用契丹文字写的长篇诗作。耶律楚材译写此诗在序中称誉作者“长于歌诗，其旨趣高远，不类世间语，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反映出契丹文学和汉文学的密切关系，同时表明契丹诗歌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辽代契丹族妇女文学的蓬勃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北方游牧民族妇女的地位较高密切相关。契丹贵族妇女不仅禀有崇武尚勇的精神，也颇具工诗善文的才情。由于社会地位较高，贵族女子接受教育的机会也较多，因而她们当中不乏聪敏秀慧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萧观音、萧瑟瑟、耶律常哥以及晚近发现的秦晋国妃萧氏等，其文采风流，便不让须眉。

辽朝建立以前本无文字，惟刻木为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立国后，神册五年（920年）正月命耶律突吕不、耶律鲁不古始制契丹大字，其后又命耶律迭剌制契丹小字，大字以汉字隶书之半增减而成，小字则主要仿照回鹘文制成，从而改变了民族发展史上刻木为契的状况。

从契丹大、小字创制到停止使用，前后长达三百年的时间，此后在中亚的西辽国仍然继续使用。

契丹文字在文学上的应用，主要是写作和翻译诗文。辽史中常有某某工辽、汉文字或辽、汉文章之语，都是指擅长以契丹文和汉文写作。而耶律倍、耶律隆绪、耶律庶成、耶律良、萧韩家奴、耶律固、寺公大师等，都是重要的契丹文作家。至于辽代今存的契丹文作品，以墓志一类应用文字为主；而今存契丹文诗歌，有铜镜所存契丹文诗作。

寺公大师的长篇诗作醉义歌，堪称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醉义歌是一首吟唱醉中真义的歌行体长诗。作者的身份已难以确知，从诗序大师的称谓看，大约是一位著名学者或僧、道宗师。作者贤而能文，长于歌诗，诗名可与苏轼、黄庭坚并驱争先。

醉义歌的契丹文原作，能把充沛的情感、丰富的内容和缜密的思想天衣无缝、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为读者了解和认识契丹文字的表达功能提供了可靠的范例，特别是在契丹文作品传留极少和难以解读的情况下确使后人大开眼界。

同时，醉义歌所以能够笔意纵横，华实并茂，与翻译者耶律楚材不无关系。耶律楚材不仅是元初的政治家，曾经仕为中书令，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

辽王朝统治时期，辽宁境内各民族长期杂居，互相影响和学习，文化方面表现出了以汉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时代特点。同时各民族都涌现出在文学艺术方面卓有成就的文士和文学家，各族文学艺术家的成就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总之，辽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组成的一部分，辽代文学的大发展，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辽代与当时的大宋王朝抗衡很多年，文学艺术得到蓬勃发展，为我国今天文化大繁荣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