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契丹民族的影响

契丹民族在向封建化过渡的过程中，武力强盛一时，但也面临着如何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化社会过渡的问题。面对中原汉族的封建制度文化，是继续保持原有的奴隶制生产、生活方式，还是积极学习借鉴汉族文化，实行封建化。

历史证明，辽代统治者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而儒学作为汉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也自然成为辽代统治者倾力推崇和学习的典范。

辽朝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

建国初，阿保机将择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于是神册三年，建孔子庙于上京，次年阿保机亲谒祭祀。契丹上层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连作述时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金元之际杰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怀古一百韵》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辽家尊汉制，孔教祖宣尼”这一历史事实。

仕辽的汉官利用一切机会向契丹统治者介绍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统治经验，对契丹上层接受儒家思想也起了推动作用。辽圣宗继位之初，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进《尚书·无逸》篇，太后“闻而嘉奖”。侍读学士马得臣录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进与圣宗，又上书谏止频繁击鞠，皆得到圣宗的赞许。

兴宗时枢密使马保忠见皇帝“溺于浮屠”，“朝政不纲”，尝从容进谏，他说：“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

道宗对儒家经典更是“神领心解”，侍读官进讲时，讲至“夷狄之有君”，不敢加以解释。道宗却说：“先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可见他不但学习和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同时也满怀自信。

自圣宗至道宗，都注意学习和吸收儒家经典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内容，并用修订法令和制定礼仪的方式加以贯彻、执行，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辽朝统治者不仅以崇儒尊孔思想为指导，还大力兴办各级教育机构，从而为儒学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条件。

辽朝学校的兴建始于辽太祖时期，辽“上京国子监，太祖置”以后历代均有所增设。辽朝在中央的教育机构包括国子学和五京学，“道宗清宁五年，诏设学养士，颁经及传疏，置傅士、助教各一员。博士。助教。上京学。上京别有国子监，见朝官。东京学。中京学。中京别有国子监，与朝官同。南京学。亦日南京太学，太宗置。圣宗统和十三年，赐水石扯一区。西京学。已上五京官”。”

辽朝还在重要的府、州、县普遍设立学校，委派博士、助教作为官员，形成一套完整的地方教育体系。如辽西京的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儒等州学，“各建孔子庙，颁赐五经诸家传疏，令博士、助教教之”。

此外，在课程设置上，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学习科目。道宗即位之初曾颁发《五经传疏》作为学校的教材，又曾“诏有司颁《史记》、《汉书》”让学生学习。除了中央和地方各类学校外，辽朝统治者对宫廷教育也很重视，专门为宗室子弟设置诸王文学馆，并安排名儒上课。

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辽代的王公贵族文化水平往往高出时人，如耶律倍、辽圣宗、辽道宗、耶律隆先等人，都有较高的儒学造诣。

同时朝科举始于辽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初年，“会同初（室畴）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辽景宗保宁八年（976）十二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辽朝的科举考试虽然主要是为汉人开设的，目的是拉拢汉族士人，巩固政权的需要，但客观上确实为汉族士人实现其以圣王之道治天下的理想提供了便捷之路。

契丹统治者推崇儒学的表现改变了辽代汉族士人心中的夷夏观。认同契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儒学的入世精神，激励他们积极投身到新政权的建设中来，运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在各个方面为契丹政权的建设出谋划策。

史载：辽朝“即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渐盛”。辽初的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张励、赵延寿、中期的郭袭、刘慎行、马德臣、邢抱朴、马保中、张俭、刘六符、晚期的姚景行、杨皙、王师儒、贾师训、马人望等人都成为辽朝的一代名臣。

崇儒理念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契丹民族的封建化进程：随着儒家导想的传播，契丹贵族也越来越讲究儒家礼仪道德，一些契丹社会原有的社会陋习也随之改变。

如“妻继母，报寡嫂”等违背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契丹家庭观念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尽忠”、“尽孝”、“节烈”、“结义”等儒家传统伦理观念进入契丹家庭。契丹人比较全面、系统地接受了儒家“尽孝”思想内容。契丹皇帝大都号召并鼓励臣民对父母、长辈尽“孝道”。

辽代中期以后，一些契丹家庭中的妇女由于受汉儒文化的影响，开始自愿接受儒家纲常礼教的束缚，一旦丈夫宦途遇险或先己而亡，她们或与丈夫一起同甘共苦，或为之守节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