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社会制度与汉族有什么不同

苗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位古老而又特别亲密的成员。几千年来,苗族世世代代在极度艰苦的生存条件下生生不息、奋斗不止,不仅求得了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苗族地区除了有历代中央王朝推行的郡县制、羁縻制、土司制、保甲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外，民族内部还有一套完整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主要有鼓社制、议榔制和寨老制。

鼓社制

新中国成立前，苗族鼓社是由共同源于一个男性祖先而结合起来的人们的集团。鼓社一般由同宗的一个或数个自然村寨组成，小的几十户或百来户，大的几百户乃至上千户。一个社共立一个鼓祭祖，有共同的宗教节日、共同的地域观念和共同的习惯法规，穿同一服饰，操共同的方言。

一个宗族就是一个大鼓社，称“黑社”，又有许多分社，苗族称为兄弟鼓社，又称“白社”。“黑社”一般有果略（即鼓头）、果叙（即歌头）、果当（桌头）、果熙（礼头）、果扎（武头）、果养（活路头）、顶王（护头）、顶榜（护尉）、珈也扬（粮头）等头领，共称为“鼓社九鼓头”，由他们共同领导全社事务。

鼓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体社员大会，也就是13年一届的鼓社节。届时男女老幼都要参加。鼓社节要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祭祀央公、央婆，并选举新一届鼓头，讨论决定鼓社规约和其他重大事项。

鼓社具有组织和发展生产，调整婚姻关系，促进人口增长，调整内外部关系等基本职能，并具有“军事单位”的职能，负有维护氏族的荣誉与复仇的职责。

苗族鼓社是一个结合得十分紧密的血缘集团，亲属称谓制度、祖先崇拜、地域观念以及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互助精神是其重要支柱，有力地支持着鼓社组织观念。

因此，鼓社是氏族制的残余。至近现代，鼓社组织只保持在操中部方言的黔东南地区，其他地区已经消失或大部分消失。

议榔制

议榔是不同宗的家族组成的地域性村寨组织，即农村公社组织。

各地苗族的叫法不一。黔东南叫“构榔”或“勾夯”，也叫“构榔会议”；广西叫“栽岩会议”或“埋岩会议”；湘西大部分地区称“合款”；云南金平县叫“丛会”或“里社会议”。它是苗族社会中一种议定公约的制度，是地区性的政治经济联盟组织。

议榔组织大小不一，几个或几十个寨子组成的最为普遍。议榔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议榔大会，其任务主要讨论有关大事，制定议榔款约，选举各种执事首领。

议榔设有榔头（湘西称为“款头”或“款首”，广西融水称“头老”，贵州从江称为“该歪”，云南金平称“丛头”）一人，副榔头若干人，另有“硬手”和“老虎汉”（军事首领）、祭司、“行头”和“理老”（主持司法）等若干执事首领。

议榔头人根据“议榔规约”维持一方社会秩序。其主要职责为调解并处理争执田土和山林所有权的纠纷、婚姻纠纷、偷盗事件、民族内部纠纷、违反禁忌事件、互相残杀事件，并组织人们起来共同对敌、抗击外侮等等。

寨老、榔头一般不脱离生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分化剧烈的地方，有了一些变化。在黔东南的一些地区，国时期有的寨老、榔头还兼任甲长、保长、联保主任，蜕变为地主阶级，利用议榔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使议榔的性质产生了变化。

议榔通过组织制定的习惯法榔规款约来进行管理，榔规款约一经群众通过，就成了不成文的法律。过去，苗族议榔规约在维护当地的生产、生活及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直至现代，在许多苗族地区，议榔的形式依然存在，议榔规约被换上了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内容，成为政府的行政组织及法律法令的有效补充，在社会生产和维护社会安定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理老制

理老（或称“寨老”、“乡老”）是苗族村寨中的自然领袖，他自然形成，不经选举产生，也不世袭。

理老大致有三级：一个村寨的理老，称之为“寨老”或“勾往”，主要调解发生在本村寨内的纠纷；一个鼓社（氏族）的理老，称为“鼓公”或“娄方”，主要调解管理发生在本氏族内的纠纷；一片地方（包括若干村寨）的理老，称为“勾珈”或“大理头”，负责调解发生在本片地方内的重大纠纷案件。

理老熟悉古理古规，主持公道，办事认真，能言善辩，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的信誉和威望，对维护苗族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曾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