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中国?”是史学家热议的话题。
我们现代理解的“中国”的概念,是一个有明确的人口、疆域、主权的民族国家。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但在古代,却跟我们现代的认识大有不同。
当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其实出现得很晚,是十七世纪欧洲提出来的,欧洲各国经过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签订了著名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明确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形成了民族国家的理念。后来这个理念推行到了现代。在此之前,全世界并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
最早出现“中国”这个词儿,是在周代早期青铜器何尊上,有“宅兹中国”的铭文,这个“中国”指的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成周王国,并不代表周朝的疆域,只是它的地理位置在各诸侯国的中央。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国”,是指诸侯国,是区域的地方政权,“天下”,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所以清代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的是国家大事,跟每个人密切相关。看来,中国古代人理解“国家”,用的是“天下”的概念。
中国历来是个多民族国家,定义国家的,不是依据民族和血统,不是具体的某个区域,而是中华文明。“天下”,就是中华文明的共同体。不管是哪个民族,在哪块土地上,只要融入了中华文明体系,就是“天下一家亲”。所以,梁启超后来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只要是中华文明之光照耀的地方,就是一个“天下”。
在古代,对于中华文明之光没有照射到的地方,称为“化外之地”,古人称罗马为大秦,称阿拉伯为大食,由于历史地理条件限制,各大文明之间交流很少,这些文明不在中国华文明教化之内,所以称为“化外”。
“天下”有价值体和权力体两种形态。
在价值体上,是以中华文明的形式出现的;在权力体上,是以政权治理的形式出现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权治理的形式不断变化,各政权治理的区域也是处在动态的调整之中。《三国演义》上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里说是不同的政权治理状态。总体上说,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等级秩序,是“大一统”的格局。但也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有时,是一个政权下的多民族共同体,有时,分裂为多个政权。
中华文明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同化能力,不管是哪个政权一时强盛,也不管这个政权是游牧民族或农耕民族,他们都会认同中华文明,并且努力争取自已在中华文明当中的正统地位。
大家都认为,同属一个天下:中华文明共同体。南北朝时期,北魏鲜卑游牧民族政权统一了北方,但他们极力推行汉化政策,认同中华文明,通过种种努力,想让自己处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正朔位置。
在价值体和权力体的关系上,中华文明这个价值体是魂,起统摄和支配作用;以政权形式出现的权力体则是骨肉。
还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夷夏之辨”。何为华夏,何为蛮夷?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夷夏之辨实质上是血统之争,但古代中国人却不是以血统划分,确认谁是华夏民族。大汉民族如果按纯粹的血统,也讲不太清楚。确认华夏民族的,实质还是文明。
历史学家许倬云曾经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华夏汉民族其实是很开放的,最重视文明教养,‘我者’与‘他者’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华夏和蛮夷都是相对的,‘夷入夏则夏,夏入夷则夷’,不是血统,而是文明决定了你的族类身份。”
中华文明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包容性、开放性、扩展性,是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出发点就是超越民族的,不是从国家或民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从人性出发,提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问题。所以说,中华文明的基因,是人类主义的,是世界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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