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地跨川、滇、青、藏四区,外延达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川藏道是开通时间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也最大的大道。

汉代

四川古称“天府”,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牛夷邛、莋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这一时期进行商贸交换的道路古称“牦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马古道”。

这条最早的茶马古道,实际上即“南方丝绸之路”的第一段，只不过“南丝路”由成都、邛崃至旄牛县后,进入康、泸地区,而是转向南,西昌地区，然后进入云南，再通往印缅。

唐宋

唐代,伴随文成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被传入吐蕃,逐渐成为社会风习。

宋时,中央政府正式与藏区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随着茶马贸易的加強,茶马古道亦随之有了较大的展拓。这一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茶道一直延续至今,经由这路输往藏区的川茶被称为“西路茶”。

明清

元代,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为发展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间的茶马大道大大延伸。明朝特别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抑制茶商投机倒把。于是,四川不仅是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最主要贸易区。

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

“南路”茶道中，由邛崃、雅州至打箭炉段又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荣经,逾大相岭至黎,经泸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经天全两河口,溯昂州河,越马鞍山(二郎山),经岩州,过大渡河,至烹坝,到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由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分别被称为“大路茶”与“小路茶”。

自打箭炉至西藏的茶道路线是:打箭炉北行,经道孚、章古(炉霍)、甘孜,由中扎科、浪多、柯洛洞、林葱(原邓柯县)至卡松渡过金沙江,经纳夺、江达至昌都。然后经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丁青、巴青、索县等地),至拉萨。由于这条路所经大部分地区为草原,适合大群驮隊行住,故自明至清,一直是川藏茶商驮隊喜走之路。

“西路”茶道:由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经甘南至河州、岷州,转输入青海。

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四川与西藏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茶马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原由碉门(天全)经两河口、昂州河、岚安、烹坝、打箭炉的茶道,改为天全-两路口-门坎山-马鞍山-泸定桥-打箭炉一线。岚安口岸由此衰败。打箭炉成为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大道的交通枢纽。清代打箭炉至昌都的南、北两条茶马大道是:

南路大道:由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但实际上此道也经常是茶商驮队行经之路;

北路大道: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此道原为明代川藏茶马古道的大道,是运茶驮队主要行经的道路,故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

两道汇合于昌都后,由昌都起又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至拉萨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