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码头文化的历史简介

重庆主城两江四岸绵延近百公里，重庆有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是天然港口。有港口就有码头，水运便利，重庆的码头文化因此逐渐兴起。

自古以来，重庆就因处于两江相汇，而水域通达，从朝天门码头到新建的寸滩集装箱码头，重庆码头一直是长江流域水运往来的要地，早年间重庆的“巴渝十二景”中与码头相关的就有五处之多。

历史渊源

自古以来，重庆就因处于两江相汇，而水域通达，从朝天门码头到新建的寸滩集装箱码头，重庆码头一直是长江流域水运往来的要地，早年间重庆的“巴渝十二景”中与码头相关的就有五处之多。

重庆有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水深浪平，是天然港口。有港口就有码头，船来人往，成群结队的搬运夫肩挑背扛，喊着响亮的号子。这座城市孕育的独特码头文化久而久之便闻名起来。

清朝巴渝十二景中的"字水宵灯"，指的是当时重庆万家灯火的场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灯火是来源于船户。当时的重庆到了夜晚，最热闹、灯火通明的就是云集在码头边的这些船只，船上的人家聚在一起，或吃火锅，或聊天、赌博，灯火将长江照得通明，成为最早的“重庆夜景”。

码头文化的起因或许是为了抱团发展，更好地在严苛的环境下生存下去，推杯换盏割头换颈的江湖义气是最初的文化血脉，发展至今的码头文化再历经了工业时期、重庆开埠时期与陪都时期后也有了重新的定义，这个时代的码头已不单单只是交通的一个环节，而成了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平台。

重庆码头的众生百态

重庆的码头上主要活跃着三类人：商贩、纤夫及搬运工。常年生活在码头上的少有富人，大多是贫苦劳力者，条件稍好一点的大概就是码头上的商贩们。码头上有两类商贩，一类是流动小商贩，他们一般是在家做好吃食，用篮子或筐子装好，手挎着、肩挑着到码头上找块空地放下就开卖；还有一类是固定商贩，他们在码头上有固定的店铺，例如茶馆、酒馆、面馆等等。

纤夫是拉纤人的统称，居无定所，常年行走于与重庆通航的大小码头之间。纤夫也分行船纤夫和滩头纤夫，行船纤夫会随船工作，除了拉纤以外，起锚、摇橹、撑篙都是他们的活儿，同时他们必须得熟悉江河里哪里有漩涡，哪里有礁石等。重庆的峡江滩险水急，过滩时需由船上的纤夫下到岸边拉纤，拉纤不仅是力气活儿，也是技术活儿，纤夫之中又分头纤、二纤、三纤……“拣碗”等。

“棒棒军”是重庆的一张名片，他们肩上扛着根一米左右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尼龙绳，走街串巷，沿途揽活，爬坡上坎替人搬运货物，现在“棒棒军”的队伍虽不如前些年庞大，但也还能在市区里看到他们的身影。

“棒棒军”的前身有二，一个是挑水夫，以前重庆市区自来水管网还不完善时，上半城区水源稀缺，需靠人力从长江、嘉陵江挑水，还有一个就是码头上的搬运工。不像现在的货运码头上有集装箱、传送带、大吊车，成吨的货物轻轻松松就顺利装卸；那时的重庆码头上下货物，全靠人力搬运，很多穷人便到码头上当搬运工下苦力挣钱谋生。

搬运工最初是流动分散的，没有组织也没有固定的雇主，被称为“脚夫”，后来随着行业竞争的激烈，“脚夫”们开始一帮一帮的划占地盘，形成了有组织的行帮，什么“西南帮”、“百花帮”、“同运帮”等，都是当时较为有名的行帮。明末清初时，重庆码头的搬运管理权掌握在“王爷会”、“土地会”等神会组织手里，后来“袍哥”帮会代替了神会组织。

“袍哥”帮会在当时的四川地区（包括重庆）势力巨大，不加入“袍哥”，想在社会上混口饭吃都难上加难，据说民国年间，四川地区百分之八九十的成年男子都加入了“袍哥”，电视剧《哈儿师长》的人物原型——范绍增就曾加入过“袍哥”，并且辈分甚高。“袍哥”分仁、义、礼、智、信五堂，搬运工属礼字堂口的成员，所以当时想在码头上当搬运工，只有加入“袍哥”才能顺利地揽到活儿。